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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文学学术的3个重要领域。 文学理论是带头的学科。它指导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而后二者则为文学理论提供思考的材料和启示。这足见我们这次会议[1]的重要。今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的会议，曾就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和问题交换过意见。可惜，外地高校的朋友们只有少数几位代表参加。深圳大学这次召开的会议，有这么多理论批评界的同行参加，使得大家能够更广泛地交换意见，实在非常难得。会议安排我先讲，我只能就自己有限的视野谈点粗浅的想法，抛砖引玉，向大家讨教。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空前繁荣，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很大的发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这表明在： 第一，文学理论批评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基础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并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进一步清理我国的传统文论，积极开展现实理论问题的争鸣，努力从事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也作出有益的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后来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批评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促进文学发展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界就先后开展了关于文艺本质特征问题、形象思维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后来又开展了关于主体性、方法论、人性和人道主义、文学的现代性和文学理论的当代性，还有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方方面面问题的讨论。阐述文艺理论的文艺学著作更是不断更新，出版新著不下数十种。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和文艺语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也涌现许多可贵的成果。文艺美学的建构和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也出现了一批相当成熟的著作。文艺理论的众多突破中明显推动创作前进的重要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艺本质的探讨，不但明确了文艺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特征，而且揭示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多层面的本质，更仔细地区别了文学各种体裁、门类的特殊本质及其特殊表现；不但从反映论去把握文艺的本质，而且从主体论和实践论，从人的本质对象化，从人不但说明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观点去揭示文艺的本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再现”说、“表现”说和“形式”说，使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获得广阔的选择空间，给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文艺创作现象充分涵盖性的说明。二是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释。不但肯定了人是文艺表现的中心，肯定了人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而且探讨了人的共性包括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党派性和家庭性等多层面的广泛内涵；不但承认人的理性、人的显意识的存在，也承认人的非理性、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这就有利于文学创作更真实也更丰富地去把握人和表现人。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肯定，更使文学有可能获得关心人类普遍平等与幸福的崇高思想品位，并优化人们的灵魂和情感。应当说，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上述理论突破是分不开的。 第二，我们还初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为主导的多视角、多方法、多层面的多元批评格局，在各种传媒中加强理论批评阵地的建设，培养并成长起大批文学批评的新进人才，从而使文学批评获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蓬勃的发展。我们不但发展了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微观批评，而且大大加强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文体的带有全局性的宏观批评；不但引进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批评，还发展了印象派、心理分析派和比较文学派的批评；不但尝试了原型批评、系统分析的批评，还尝试了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符号学的批评。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既体现了理论批评界学术视野的开阔和思维的活跃，体现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也体现了理论批评界学养的提高和能够更好地阐释新时期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使文学批评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时期除了《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传统批评刊物外，还增加了《文艺理论批评》、《文论报》、《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等各省、市、自治区创办的文艺评论期刊以及像《诗探索》、《通俗文艺评论》等专门性的评论刊物。有一度差不多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出版了自己的文艺评论期刊。而全国2000多种报纸，多数也辟有文艺评论专栏。各高等院校的学报也都发表具有研究性的文艺评论文章。这种局面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文艺评论队伍的壮大更超越于“五四”以来的任何时期。好几代评论家同时活跃于文坛。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新培养的硕士、博士大批加入评坛，很快成为评论界的主力，显示了新的知识结构和蓬勃的生气。20年来出版的文艺评论集已逾1000多种，其成绩同样属于空前。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文学的走向边缘，文艺理论批评受到强烈冲击，这方面的著作因要出版社赔钱，出版便格外困难；而报刊也要讲求经济效益，理论批评的稿费就不免偏低，这既助长有偿批评和广告批评的发展，也促使理论批评队伍的分流。评论家改行或兼写散文、随笔乃至小说的，已不在少数。同时，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严肃科学的学风也受到冲击，浮躁与浮泛之作在增多，缺乏实事求是之意的“捧派”批评固然存在，不与人为善的“骂派”批评也不时露头，乃至成为市场炒作的热点。而理论与批评缺乏更多沟通，追踪创作的批评家往往缺乏更深的理论思考，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也往往对合作现状比较隔膜，这就造成理论与实际无法更紧密地结合，基本理论的研究往往与创作实践脱节，因而引不起创作家的关注。 即将来到的21世纪既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会继续得到发展的世纪，还是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向现代化推进的世纪。在新的世纪中，我国文学艺术无疑会迎来更大的繁荣，也会遇到各国文学艺术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电子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卡拉OK、MTV 和电脑网络等）的广泛挤压。当然，新的高科技也会为文学艺术的传播提供更广泛也更迅捷的手段。面对这样的前景，文艺理论批评应该说任重道远，需要继续加强自己的工作来迎接新的前景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不但需要继续深化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更紧密地追综未来文艺创作的发展，还要更好地批判、吸取和借鉴古典的和现代各国的文论，特别是东方和阿拉伯各国的文论，更深入地总结当代文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建构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90年代我国文艺实践中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比如文艺与政治、现实的全面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理性与非理性在创作中的关系和艺术形象思维的规律问题，如何建立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问题，因纪实小说而产生的虚构与纪实在文艺创作中的关系问题，创作中的个人化与私人化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历史叙事中的忠于史实与“戏说”的合理价值问题，“扫黄”行动与文学中的性描写问题，等等，也都需要专家学者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期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提供更科学的参照和启示。 这里，我特别要提出建构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在新世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固然许多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文艺理论，但有条件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并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恐怕莫过于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中国的整体国力蒸蒸日上，国家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提高，对世界未来历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因为中国拥有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支马克思主义学者群。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成熟的体系，更是我国文艺理论足以与世界各种文艺理论对话的长项。就此，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我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理应为此付出责无旁贷的努力。我们要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它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并不排除吸取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积极成果，更不排除不断从新的文艺实践中汲取新的经验与教训，以升华和丰富自己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更是为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艺批评开辟康庄大道的一种文艺批评，因为它紧紧抓住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十分重视作品艺术性和艺术形式的分析，又能联系文艺作品所产生的一定时代社会历史背景，对一定艺术形式所表现的内容作出真正“知人论世”的研究。我们只要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论历史剧的信，就会看到他们都是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作品的美学特点和艺术形式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仅仅看作社会学的批评，仿佛它并不重视艺术美、艺术形式的研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至于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混同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就更是错误的了。马克思主义从来是面向人民大众的，也是强调在社会改造中起战斗作用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就必须强调民族的形式，强调能为人民群众所读懂，以期使文艺批评不但能够架设作家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桥梁，更能够帮助广大读者去正确理解作家和文艺作品，理解特定的文艺思潮、文艺运动和文艺流派，并通过对他们的影响以推动社会历史的改造，起到强有力的战斗作用。提倡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并非要排斥其他的文艺批评范式。各种文艺批评范式，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艺批评在某些方面自然也丰富了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但它们毕竟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和主导地位。因此，我殷切地希望我们这次会议能经过大家的研讨，互补互参，集思广益，获得更多切实的成果，为促进我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为促进当代更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提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的主导地位作出贡献。 [1] 系指2000年12月3日至6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本文系作者在该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稿。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