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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仅仅限于观念的领域。它有一个非常显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一个名叫“现代”的幽灵的神秘介入，各种力量（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观念的与制度的……）开始簇拥着“文学”，并透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塑造了“文学”。因此，将“文学”作为“现代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检视、分析它的历史构成与现实构造，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自觉承担的任务。为了有力地回答“文学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来理解文学”和“文学透过何种渠道来完成自我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在生产的过程中如何维持自我的同一性”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我把知识分化、学科形成和课程结构这些知识与教育的制度演变作为了讨论的重点。在这里，“现代‘文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作为现代知识的‘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我真正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文学”观念和这一观念得以确立的“外在”条件，“文学”既然是现代合理性分化的产物，并且内在地成为了现代知识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文学建制”，即“文学”是如何参与到对“现代社会”——在现代中国常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诉求——的想象性缔造的？ 自从80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极具解释力的文学史范畴提出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词的使用频率大为下降。这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但是为了“打通”旧有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将“二十世纪中国”与“文学”相勾联，自觉地将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相联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譬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虽然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关系，但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关键所在。不过问题在于，在80年代，“现代”是一个不言自明、未经反省的普遍化概念，“现代性”是一副在“现代化”话语的笼罩下的单一面孔，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一种未曾自觉的“现代性”来解读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时又以一种不加反思的“文学性”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这就造成了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双重窘境。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已经有论者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这一论述正确地点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禀持的“现代观”的核心，并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现代性”的追问，突破了纯粹文学及其批评研究的框限，打通了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真切关联，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空间。不过问题还需深化，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说法，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之反思》）我们可以发现，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也是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民族国家文学”如此，所谓“纯文学”以及其他“非民族国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具体地说，“民族国家文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批评视野，却并不能内在规定某一类文学的性质。 如此拓展论述的空间，自然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是多向度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100多年以来至今仍在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渴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宝贵经验的艰难表达……它内在地包含了诸多无法被知识化和客观化的内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系并非是自明的，而是在现代知识分化和学科构造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研究对象的生长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将这一过程“历史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对研究者的思想力和想象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就理论形态而言，“现代性”本身就是多样的、变动的，甚至是充满内在紧张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应该开放为一个多变的想象、思考和写作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不过仍需追问的是：现代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诠释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权威体制，是怎样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价值体系下滋养出对某种知识——这里特别指后来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文学”的知识——的独特分类和凝视研究客体——这里特别指人类一直存在着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实践——的特殊目光？怎样定夺规范与事实、逻辑与历史以及与此相关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线？（显著的例子是传统古文的诸多文类凭什么被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怎样选取文字作品中的某些特定部位或特殊品质——抒情、叙事、虚构抑或审美——来作为文学分类的证据？（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显然不属于“文学文类”的《论语》和《史记》被理所当然地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蕴含的所谓“文学性”是怎样界定的？）当这些证据逐渐模糊、逾越了既定的分类界线，又怎样强力介入，维持分界，或干脆弃守这些证据，另寻更自然、更巩固的基地？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身也随着时空移转而数度变动，不断被各类不同的论述加以重塑，但是关于“文学”的知识体制不是在差异面前露出破绽，而为何总能不断收编差异以持续自身权威，让“文学是什么”简缩化约成一个不成问题的“自然事实”？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的确依赖了现代社会“规训”(Discipline)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不能够完全从反面来理解。凡是熟悉“新文学”创建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某些被视为“规训”的事物——譬如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学科的划分、出版和传播业的渐趋发达，以及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和职业观念等等——共同作用下，当然还要加上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推动，“新文学”才可能最终获得文坛的领导权。但从“新文学”的创制和功能来理解“规训”，并不意味着祛除了“权力”的阴影。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教育体制的变化，还是知识谱系的转型，最终都是在国家的制度性实践中完成的。文学的变革也是如此，且不说这场变革的动力从根本上源自“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需要，就其变革的标志——白话文而言，它的广泛使用和地位的确定都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性实践。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剖析这个观念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这个“话语装置”就是酒井直树指出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之一。”（《现代性及其批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撰，正是有了这种“观念”的力量，才使得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30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譬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可以克服不同的意见，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到编撰“新文学大系”这项共同的事业上来；进而“新文学大系”也因为这些权威性作家的加入并撰写了详尽的“导言”，提供了想象历史的具体途径，获得了解释历史的优先权。尽管“新文学大系”本身就是现代出版业深刻地介入到“现代文学”体制之中的产物——如果不借助制度的力量，很难想象一个和“新文学”素无渊源的青年编辑怎么可能担任“大系”的主编——但是它重构的新文学历史图景，不仅没有突显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反而强化了“新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新文学大系”透过对“时间”的有意识操控，把“现代文学确立”的历史“自然化”了。为什么是“新文学十年”而不是别的时间段落譬如“从五四到五卅”成为了历史叙述的分期？为什么这种对时间的规划笼罩了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叙述？“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说法与这一“始源”式分期的关系是什么？它的依据在哪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观念”层面得到答案，因为它们敞开的领域恰恰是“观念”需要掩盖的地方。“时间”和“分期”的背后是“知识—权力”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暴露出文学“制度”建构的“痕迹”同时也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拆解了那个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 一般认为，“现代”世界的诞生与西方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欧洲的“现代性”是宗教与形而上学所表达的实质理性一分为三个自主的领域——科学、道德与艺术——的结果。18世纪以来，宗教和形而上学一体的旧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和美。这些方面可以分别作为认识问题、道德问题和趣味问题加以处理，所以，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在现代发生了“分化”。这种“合理性”的知识分化不仅为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自身建设与内部组织给予了理论支持，而且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构成提供了意识前提。具体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着一个文化现代性分化的过程。但是与欧洲历史不同的是，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思潮首先以科学的公理世界观替代了传统的天理世界观，新的知识领域不是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中分化出来，而是从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中分化出知识、道德和审美等独立范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表现为独立的“文学”领域的出现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正是在这个复杂的进程中得以确立。从王国维的《汗德之哲学说》、《释理》依据康德学说对知、情、意（即知识、审美和道德）三大领域的划分，到他在《国学丛刊序》里将中外学问分作科学、史学和文学三门学科，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把教育区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三大部分，再到《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直接讨论学制章程，具体拟定课程科目（和现代“文学”紧密相关的是“中国文学科科目”和“外国文学科科目”的设置）……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科举制度及其知识谱系逐渐瓦解的过程中，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的合法性得以建立。就教育制度的改革而言，晚清报刊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其中自然包含文学知识，并且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刊物和报纸的文学副刊），与现代大学建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类“分科之学”的要求是一致的。以晚清以来的现代报刊为主要媒介的人文话语（“文学”是这一话语的重要表征）是在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我们承认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化规范，在知识层面上提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基础，那么，现代人文话语也可以说为中国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关系提供了规范。问题在于，作为“分科之学”的文学被镶嵌在现代国家规定的学术体制之内，它是如何来处理那些未必合乎“现代学术规范”的知识的？这些后来常常被表述为“传统文学观念”的知识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占有半壁以上的江山，桐城文派（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魏晋文派（章太炎的《文学说例》、《文学总略》）和文选文派（刘师培的《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始源》等）作为当时影响巨大，甚至直接进入大学课堂的三大文派，它们对“文”、“文章”和“文学”的相关界说有哪些部分属于“激活”的传统却被“现代文学”无情抛弃？又有哪些部分最终改头换面被“学术体制”吸纳，成为了“新学科”的某些组成部分？ 这种追问更加具体和微观地呈现在现代文学教育之中的。这里的“文学教育”不仅指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和学生来源，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它通过对文学经典的确认（由此可以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规范着人们如何想象文学，为社会提供一整套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眼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讨论文学系具体的课程安排和科目设置，而且必须关注现代人文教育理念——在欧洲是以德国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t)和英国的马修，阿诺德(Mattew Arnold)为代表的，而在中国则有多种变体，较著名的是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和“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文学”的规定是如何通过大学制度得以实现的；我们不仅需要描述“新文学”如何进入大学课堂并怎样处理与旧有文学科目的关系，而且必须分析“现代文学”是如何整理传统资源并怎样将其有效地转化为新的知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的；我们不仅需要讨论“新文学”诞生地——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旧冲突的情形，而且必须关注“新文学”的反对派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国立大学在“现代文学”确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必须关注具备其他社会资源的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是怎样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并激发了何种新的可能性……只有把这些“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的各种力量一起汇聚起来，才能完整地重建“现代文学”是如何被建构的历史图景。 现代文学体制和它所依附的现代知识体系一样，随着专业化的进程，必然要出现专家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分离，最终形成知识的科层化和官僚化。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要思考的是，随着新的文学体制的创制，是不是也在内部形成了新的“权力—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主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更需要追问在权力的宰制下，“文学”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这种“反抗”会不会造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面向”？竹内好以“鲁迅文学”为出发点，来讨论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并将此“现代”界定为东方对西方的“抵抗”。（《何谓现代？》）他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价值很有启发。被竹内好称作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役作家”的鲁迅，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抵抗。关于“抵抗”一词，竹内好有自己的解释：“挣扎这一中文，具有忍耐不屈、坚忍不拔、苦挣苦熬之意。我认为作为鲁迅精神的线索是重要的，故经常原封不动地借用原文。如果硬要把它译为日语的话，用今天的说法，它比较接近抵抗的意思。”在他那里，常常被理解为对外抗拒的“抵抗”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如“挣扎”一词所象征的，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建。这就是孙歌指出的：“鲁迅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最真实的存在样态，它表现为指向内部的挣扎和抵抗。这种永远伴随着自我否定因而永远不会有成功和停顿的、过客的‘不断革命’，构成了东方现代性对于世界史的回应。”鲁迅的怀疑、痛苦和抗争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出现重新书写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把文学这样一个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实体性领域的精神样式开放为一种主体的流动性自我否定和创造的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把文学变为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终极性‘黑洞’，它造就思想家、文学家，不断以各种形态实现自我，但是它本身不具有固定形态，不能被凝固化为一个对象；它是它自己，同时，它又总是拒绝成为它自己。”（《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应该说，这种游移的、权宜的、甚至是“悖论”式的“文学”，相当触目地标识出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以及试图走出困境的努力。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