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毛泽东的那篇著名文章，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名字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6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以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使我们重温了白求恩为中国抗日事业而奉献自己的感人事迹，同时生动展示了白求恩从一个具有浪漫冒险性格的西方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成长史和性格发展史。本报今天发表几位专家学者有关该剧的一组评论，进一步从学理层面开掘白求恩在当下时代的感染力穿透力，以烛照每个人的灵魂。 《诺尔曼·白求恩》这部电视剧由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来投拍，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的表示，是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良知的体现 胡平（著名学者）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解读白求恩。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当年在《纪念白求恩》中所下的结论：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革命年代的解读，白求恩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第二种解读是把白求恩作为一个反法西斯的斗士。第三种解读，是人们从医疗问题严重的现实出发，对白求恩所作的解读，认为白求恩对当下的医疗战线有警示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解读都不是白求恩这个符号的全部意义所在。 白求恩说过的两段话，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性思考的人（尽管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愤青”）。他说：越是迫切需要到医院看病的人，越是没有钱看病的人；他还说过：这不是一个病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医疗、教育等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制度设计问题，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白求恩符合上世纪三十年代富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所有特征。他1937年来到中国，在太行山上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当时他说：必须告别上流社会；必须走到底层群众中去；必须砸烂大伙互相照顾的原则。他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也有情感上的原因，更有他自己的理性思考。他试图让病人摆脱痛苦。 白求恩的选择对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参考意义；他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的成果是否要惠及所有的人？ 《诺尔曼·白求恩》这部电视剧由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来投拍，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的表示，是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良知的体现，是对现实的一种深切把握。 围绕白求恩这一人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共通的问题 赵长天（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和英雄，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规律。只不过，在现今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拒斥英雄或者是异化英雄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以往把英雄人物加以概念化的做法有关。而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则把白求恩从概念化还原到真实的层面，使人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英雄人物。 围绕白求恩这一人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共通的问题。比如说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问题。面对社会不公，理想主义的存在是极其宝贵的；因为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应该想起白求恩。 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拍摄，还使我们联想到艺术作品的娱乐功能与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眼下，人们似乎更多地强调了艺术作品的娱乐功能，而不大注重艺术作品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事实上，不可能只有纯粹娱乐功能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认识和教育功能是从来不可能被抹杀掉的。在此方面，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主义何为？ 王周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家）： 白求恩是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加拿大的“愤青”，与当下那些只追求个人感官刺激号称“愤青”的青年不同，“愤青”愤世嫉俗，力求伸张正义，痛恨庸俗乏味的世俗生活。“愤青”白求恩最终成长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的英雄。 坐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向前的战车上，在上海这个满街飘着咖啡香味的繁华大都市观看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心情格外复杂，眼泪止不住流淌。不是说全球化了，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吗？可是为什么我依然看到的是强权政治？国际主义与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国际主义，我会想到白求恩、罗盛教；说到全球化，我会想到麦当劳、可口可乐。全球化与利益紧密相连，资本跨出国界，寻求的是利润；而国际主义，则与人道相关，国际主义超越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界限，指向全人类。因此，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也许不为当地人熟识，比如白求恩，加拿大人甚至不了解他，因为他的足迹，留在了全世界灾难最深重的地方，他的躯体献给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异国，化作抗击法西斯的力量。因此，国际主义是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如果说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贫富的差距，那么国际主义拉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嗅着鼻子，满世界转悠；麦当劳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当市场运作让我们的优秀导演、优秀演员频频在它面前低头，当我们的影视里充斥着清宫帝王、绿林侠客，伪女性主义搔首弄姿在“无穷动”的时候，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真是让我们为之一震。白求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与当下的影视界、医疗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但是，有白求恩的精神在，我们无须悲哀。财富可以被消耗，可以被摧毁，但是精神，攻不破，打不烂，世世代代永在。 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形象，有赖艺术上的再创造 江曾培（著名评论家）： 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基于他的博爱仁慈之心。他说，不要问病人有多少钱，而应想我们怎样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为了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他不但不计报酬地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而且殚精竭虑，不断创新，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致力提高医疗水平。他觉得，社会要改变医疗制度，把医疗直接送到人民当中去。他为此思索探索。他由原先的一个朴素的人道主义者，最后升华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真正共产主义者。 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形象，有赖艺术上的再创造，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编创人员在创作中也强烈地追求着真善美，以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刻画出白求恩的崇高形象。白求恩的形象，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英雄，而是一个可亲可感的活生生的人。白求恩的表现是复杂的，但他的思想却是“纯粹”的。 电视剧的不少镜头，创作人员都是在一边拍摄，一边流泪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 当代语境中的白求恩形象 聂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 《诺尔曼·白求恩》的文化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一个形象，两重体验，三部传奇。 所谓一个形象，指的是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外国人形象，这在中国当代影视剧创作中也是十分鲜见的。关于白求恩的叙述，最早来自于1939年《纪念白求恩》中“五个人”的说法。还有1964年张骏祥执导的《白求恩大夫》。此后几十年，白求恩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束之高阁的英雄形象，已经被固定了。如何在剧作中“复活”白求恩，这就表现出导演的创作观。显然，照搬史料最便利，但无法突破既有的历史局限。而改写又容易陷入新历史主义的窠臼。而在尊重客观历史、充分借鉴细节材料基础上的扩写，就能够在还原彼时历史情境的基础上，加入当代人的反思，也使作品在当下日常生活中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相比教科书中固定化的形象，荧屏扩写的白求恩天生拥有一个不安的灵魂，对其人性世界的开掘也显得更为丰富。一方面，他具有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情结；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屈原问天式的政治激情和理性审视。由此，故事情节常常形成有趣的审美张力，再加上个人成长史与抗日战争的双线叙事，将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短短一年多的生命历程如实还原，进而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物群像中加以呈现，就获得了一种浮雕般的视觉效果。 所谓两重体验，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 其一，对观众而言，这次观看是一个双镜记似的体验。一方面，作品如何通过导演的叙述，尽力贴近一位外国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情感与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剧作还试图借助外国人的眼睛来反观中国，让当代的中国观众重新认识、理解发生在祖辈身边的抗战故事。 其二，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也处于双重互动之中。白求恩来华前意外遭逢朋友亡故、伴侣失路，带着严重的精神危机来到中国，而此时中国也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这两种危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遭遇，彼此为对方提供出解答的路径和救赎的可能。白求恩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寻找到精神价值，而中国的民族抗战也通过白求恩等人打开了与国际联系的通道。这种双向互动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解。 三部传奇，主要指剧作围绕主人公在情感、事业和信仰方面的传奇经历，进行了立体化的深度表现。 在情感方面，剧作细腻入微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在事业方面，剧作呈现出主人公从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到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工作者，再到一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斗士的转变。在信仰方面，白求恩的童年生活处于浓重的宗教氛围中，青年时期受到科学主义的启发，成年后的生活阅历逐渐给他烙上了民粹主义的印记。而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最终在抗战前线找到了理想中的岗位。 原载：《文汇报》2006年8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