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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细究起来，电影《长大成人》的主人公周青需要通过一本捡到的小人书才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邂逅，多少有违历史的真实。作为七十年代后期首都北京的中学生，周青没有理由不在更早的时候就知道这本风行一时的前苏联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米兰问马小军平常读些什么书，马小军说出的第一本书就是《钢铁》。至少，周青应该听说过书中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毕竟，就连当时正在偏僻的乡村小学读书的我，都曾经奉命在简陋的黑板报上，毕恭毕敬地抄写过着这段激动人心的文字。 无论如何，周青读到了《钢铁》，并且立即为之所吸引。不过，与马小军不同，放下连环画，让周青最念念不忘的并非身残志坚的英雄保尔，也不是温婉美丽的冬妮亚，而是朱赫来。朱赫来是保尔的精神导师，每当保尔在成长中遇到问题，朱赫来便会及时地出现，为保尔排忧解难，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朱赫来的指引下，保尔百炼成钢，最终成长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英雄。 作为革命前辈和保尔的引路人，朱赫来的形象高大、神圣。不过，对于激情萌动的马小军们来说，像保尔那样勇敢地冲锋陷阵、无情地批判“反对派”、坚强地与病魔做斗争，并最终献身于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显然更让人亢奋。 周青迷恋朱赫来，并不是说他不崇拜保尔。由于只捡到了小人书的上册，他没有看到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保尔。上册里的保尔，还念念不忘穿着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的资产阶级小姐冬妮亚，还不曾形成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就还不足以成为偶像和榜样。当然，周青希望找到自己的“朱赫来”，也不是说周青天生具有革命家的气质，想要为自己找一位导师，将自己引上革命之路。如同保尔最初迷恋上朱赫来，是因为后者教会了他英国式拳击，使他在受到资产阶级公子哥的挑衅时，得以漂亮地反击一样，周青对“朱赫来”的幻想和期许，不过是身体成长的需要：只有战胜身强力壮的纪文，才能免遭后者的欺侮，才能从后者手中赢得让他平生第一次心跳加速的付绍英。 周青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朱赫来。和小说中的朱赫来一样，电影中的“朱赫来”使周青明白，身体的强壮并不是成长的目标——尽管此“朱赫来”和彼朱赫来一样，都擅长拳击——只有精神的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正是靠着《钢铁》之类的书籍，“朱赫来”使得周青青春的躯体焕发出了无穷的动能，使得横冲直撞、无以发泄的生命本能转换成了蓬勃向上的矢量。在车站货运场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周青不知疲倦地推车飞奔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想起在冰天雪地中抢修铁路的保尔。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周青无疑会成长为又一个中国式的保尔。 不过，不同于《钢铁》中朱赫来的始终在场，电影中的“朱赫来”在周青的生活中只能算是灵光一现。在一次象征性的事件之后——周青因为推车和“朱赫来”驾驶的进站火车赛跑而负伤，手术中，“朱赫来”将自己的骨头移植到了周青的躯体之中——“朱赫来”考上大学，去了无名的“南方”。对于身体的成长来说，骨骼的发育、成熟无疑是最直观的表征；对于精神的成长来说，骨骼（骨气）同样具有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赫来”完成了周青的第一个成人礼。 然而，“朱赫来”的突然离去，注定了周青的成长和保尔的成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二 据说，路学长最初固执地要将电影定名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这说明他毫不避讳《钢铁》对自己的影响。不过，我倒更喜欢现在的名字质朴，上口，而且准确地出了电影和小说的主题：成长。 成长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叙事学、主题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 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成长叙事是随着古典社会终结，特别是宗教观念的瓦解，在十八世纪左右出现的一种文学母题。卢卡奇认为，以总体化为特征的古典时代，人类生活在充盈着意义的家园之中，人的一切都能够得到神的指引，因而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在总体化时代，人与世界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完满性都是先天给定的，因此不存成长问题。无论时间的流逝，还是空间的转换，都不会引起心灵的困惑和对转变的渴求。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古典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性格从一开始就是完成了的，甚至连相貌都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经历了十年漂泊，返回伊大卡时，依然容颜不改。而对现代人来说，由于上帝的疏离和最高价值的失落，世界不再为他提供总体性和家园感，他也不再具有生俱来的完满性。现代人必须自行去寻找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完满，“成长”问题因此成了现代人的根本问题。与此相应，时间和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意义。从时间的维度看，成长表现为变化，表现为人物的性格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和不同；从空间的维度看，由于没有了一个以一劳永逸地安顿心灵的先验“家园”，现代人必须在冒险、流浪与漫游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成长。因此，卢卡奇将成长叙事（小说）的内在形式规定为“有问题的男子的冒险与成长”，将其外在形式规定为在时间上有“起迄”的主人公的传记。 巴赫金发展了卢卡奇对成长叙事的定义。巴赫金对成长叙事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人与世界、历史共同成长”。在巴赫金看来，卢卡奇式的孤独的个人由于无法撼动世界的根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因此，真正的成长决不是小说主人公的私事，而必须是以世界和历史的成长为基础的成长： 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中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 巴赫金注意到，从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了一批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甚至可以说，十八世纪以来的小说经典，大都是以成长为主题的。如卢梭的《爱弥儿》、维兰德的《阿伽通的故事》、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凯勒的《绿衣亨利》、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不过，在巴赫金看来，上述小说或多或少都没有完满地实现他所谓“人与世界、历史共同成长”，相比之下，只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不仅写了主人公个人的成长，更重要的是通过主人公对私性的克服，反映了世界的整体变化，因此堪称现代成长小说的代表作。 在卢卡奇和巴赫金写作关于成长小说的一系列论著的时候，《钢铁》还没有发表，我们无从知道卢卡奇和巴赫金在有生之年是否读过这本红色经典以及他们对之做何评价，不过，保尔作为一个“有问题的男子”，从一个穷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通过投身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成长成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保尔的成长过程不正是一个经典的成长叙事？ 《钢铁》自1932年发表以来，迄今已在全世界发行了六千多万册，据说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其实，如果当真如卢卡奇所说，“成长”问题是现代人最根本的存在论问题的话，那么，《钢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恰恰在于它讲述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三 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没有完整地读过《钢铁》。进大学后不久，我就像赴一个久违的约会一样，迫不及待地从图书馆借到了梅益先生的译本。梅译本系从英文本转译而来，却至今深得不少老读者的偏爱，除了因为译笔细腻生动以外，还因为梅先生的翻译背后也有一个保尔式的故事：梅先生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白色恐怖和连天炮火中将小说译完的。 读完小说，很想与人交流。我找到一位公认读书最多的同学，不料话一开口，就被告知：《钢铁》《牛虻》之类的小说已经过时，不仅艺术手法上无可取之处，而且深受左倾思想影响。他还十分热情地为我讲解了西方文学的最新潮流，诸如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等。我因为不如城市里来的同学见多识广，原本就颇为自卑，这次更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之后，我只能藏起对保尔的崇敬，很少与人谈起《钢铁》。 博学的同学看出来我有些失落，安慰我说，其实他以前也像我一样崇拜保尔，但是他后来慢慢发现，保尔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识，不假思索地接受斯大林时期的教条路线，因此保尔非但算不上英雄，反倒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他还告诉我，小说中最让他动心动情的是冬妮亚。同保尔相比，冬妮亚更清醒，因为她始终没有被左派的狂热冲昏头脑；冬妮亚也比保尔更有力量，因为她以女性的柔弱之躯，坚守着个体最本己的价值和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我嗫嚅不能言，为自己的浅薄感到惭愧，但又隐约有些不服气。 比如说保尔盲从盲信，就未免有些不公。保尔因为反对新经济政策，一度被开除出省委会，说明保尔的一切选择都经过自己的思考。 冬妮亚当然让人动心动情。单是冬妮亚的美丽，就让人怦然心动，更何况她和保尔之间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初恋。我不明白的是，冬妮亚为什么始终没有投身革命。这倒不是说冬妮亚为了少不谙事时的爱情承诺，就应该无条件地追随保尔而去，而是因为在她和保尔的爱情中，原本就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在给塔妮亚的信中，冬妮亚写道：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 冬妮亚和保尔的爱情中的“严肃的东西”、“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到底是什么，小说语焉不详，或许冬妮亚也只有一些朦胧的冲动，但革命肯定是她当初的选择之一，不然她就不会兴致勃勃地和保尔一起去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只是因为保尔不喜欢她的穿着太奢华，而她则觉得保尔连她的穿着都要干涉，未免太过专断，两人才渐行渐远。薇拉为了革命可以抛弃贵族式的生活，林道静为了革命可以放弃家庭，娜拉只是厌烦日常生活的平庸就可以出走，保尔为了冬妮亚“可爱的眼睛”可以拒绝即将被蹂躏的姑娘的献身，而冬妮亚为了自己的“私性”却放弃了与“世界、历史”共同成长的可能。 也就是说，冬妮亚最让人感伤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她和保尔有情人未成眷属，而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成长，她最终的归宿其实正是她少年时最“厌恶和腻烦”的一种生活。如果她原本就不曾有过“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冲动，她或许会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但她分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最终却甘心情愿去做一个官太太，这样的结局难免让人感慨。就像另一部长电影《站台》里的崔明亮和尹瑞娟，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满足于小县城的庸常生活，如果他们不曾在流浪歌手的漂泊生涯中寻找过理想，影片结尾丈夫午睡、妻子哄孩子的场景也就断然不会引起我们的感伤；就像同样是成长电影的《孔雀》里的“姐姐”，如果她从来没有过想要藉降落伞升上天空的冲动，如果她从来没有过想方设法参军的不安份，我们甚至可以真诚地为一家人的其乐融融祝福。不过，崔明亮、尹瑞娟、“姐姐”的失败毕竟是由于“外部世界”的无法撼动，而冬妮亚可曾为了“夺目的光彩”而去流浪和冒险、叛逆和抗争？ 保尔的成长故事，是一个新人试图与“世界、历史”共同成长的故事，冬妮亚的成长故事，则是纯粹私人意义上的成长；保尔的成长故事，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而冬妮亚的成长故事中却看不到历史的未来；保尔的成长故事，至少从表面上看，有头有尾、结构完整，而冬妮亚的成长故事未曾展开，就自行阻断了；保尔的成长故事，至少为现代人的成长困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而冬妮亚所提供的，则是一个“反成长”的故事。 四 博学的同学批评保尔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识，其实是说，保尔过于迷信朱赫来，以致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而周青遇到的问题是：“朱赫来”走了，在他困顿彷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为他指路。 “朱赫来”的离去当然是一个隐喻。 电影开篇以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为背景，无疑隐喻着关于革命的宏大叙事的消失。革命不再具有压抑个体的先天合法性，个人从此可以自由地呼吸、发育和生长了，再没有人可以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冬妮亚“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于是，在偏僻的内地小城汾阳，钟萍到“温州发廊”烫了卷发，张军和崔明亮穿起了喇叭裤，摇滚乐代替了革命歌曲，迪斯科取代了忠字舞。在改革开放的北京，周青的同学少年纷纷演绎着冬妮亚的故事：付绍英嫁作商人妇，纪文成了老板，小莫理着时尚的发型，玩着时尚的音乐，蒋朋克赚了大钱，同时执着于行为艺术。 从周青从德国带回来的照片看，他也有过和崔明亮、张军、小莫、蒋朋克相似的经历，只不过他没有从中获得“长大成人”的感觉。在包括《钢铁》在内的经典成长叙事中，艺术和爱情是“长大成人”的两个重要标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保尔、林道静在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同时，也都收获了爱情。而对周青来说，吉它和音乐其实不过是他谋生的手段，他从内心里其实非常想逃避乐手生活；他赢得了兰州女孩的爱情，求婚的誓词却是：“我可以和你上刀山下火海，却不和你上床”。对周青来说，艺术、爱情、财富，如果只是个体私性的，就没有重量。 因此，周青执着地想要寻找“朱赫来”。电影中，周青强烈的成长冲动和“朱赫来”的始终密不现身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而周青“长大成人”的过程也就在这一张力中被无限地延宕。 巴赫金曾经说过，现代成长叙事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使主人公的私性和世界历史实现有机的融合。据说，《钢铁》是以革命（世界历史）压抑了主人公的私性，而《长大成人》的困难则在于，主人公的私性如何融入到世界历史之中。 影片的结尾是：周青在书摊上看到了“朱赫来”的著作，题目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这似乎预示着“朱赫来”依然可以做周青的导师。但周青同时得知，“朱赫来”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被刺瞎了双眼。一个双目失明的“朱赫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周青的引路人？但无论如何，周青和兰州女孩相约，向着“朱赫来”所在的城市出发了。 原载：《文景》200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