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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王朔指斥金庸的争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支持王朔的高亢嗓门。有两家报章分别以《王朔有知音袁博导抨击“金大侠”》（11月15日《扬子晚报》），和《学术界向金庸发难博导指出“大侠”痼疾》（11月18日《云南日报》）为题，报道了63岁的博导袁良骏对金庸的批评。既然袁先生乐于接受这样的称谓，不妨如此称呼。原以为这场本来“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的争论，象是有博导往“学术”道路上指引航向了。可惜翻检了袁博导的几篇文章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反而有点自我标榜，趁机添乱的味道。这里且不谈对金庸作品如何评价，只质疑博导“学术批评”的逻辑。 袁博导最新发表的文章是《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该文的逻辑是非常怪诞的，至少有三点：如说“以金庸之才识，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有人说：金庸是浪漫主义。可惜，他‘浪漫’得太不彻底，何不去写一部《西游记》似的新的神话小说？”“小说是容许虚构的，但金庸这样亦真亦假、虚构交织信史的写法是不能被认可的（按《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是否属于此种情况？）。其实，金庸完全可以丢掉武侠小说的拐杖，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博导”而又“63岁”，语气之间，活象是在谆谆教导初学写作的小青年。可惜金庸比这位“博导”还年长了15岁，而且在“博导”还当助教的时代，就已然完成了他侠义小说的全部创作了。“博导”这种假设的语式，已然是马后发炮，全无意义。 二是袁博导断言清末民初“泛滥成灾”的武侠小说，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对象”，复说“和祖国大陆不同的是，在台港澳地区，武侠小说从未被查禁，照常出版、发行。”等于承认了武侠小说是被“查禁”，而不是被“‘五四’新文学”及其批评“摧枯拉朽”的，逻辑自相矛盾。这其实已经说明了它所以会“反弹”的重要原因。还珠楼主（李寿民）等武侠作家是50年代才停止了写作。已故沈玉成先生是袁博导的学兄，也是本所博导，曾告诉我他们还成立过“还珠楼主读者俱乐部”，每年聚会一次。 “五四”新文化主将兼古代小说研究的开拓者鲁迅尝言：清末侠义小说的产生，“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梦》，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而后者“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评价并不算低。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侠义小说还成为革命人士的鼓吹武器，如叶楚伧写《古戎寒笳记》、苏曼殊作《焚剑记》等，连鲁迅亦写过《非攻》、《铸剑》、《奔月》诸篇。 三是袁文武断地说：“这里，触及了一个要害问题：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且不说畅销本身绝无过错，《明报》创建之初，连载金庸小说确实打开过销路。但作为华文大报，《明报》另有其存在发展的独立价值。最显著不过的事例是，金庸停止小说创作20多年后，《明报》仍然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至今犹在“一国两制”的格局中发挥着自己的功用。博导既然自诩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客座”，那么对《明报》的实际情况并非无知，而是故意混淆。这里逻辑的肆意延伸，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这样也称“学术发难”，岂不有辱“学术”？ 我们记得，去年“博导”就发表过一篇妙文《金庸的大家风度》（98年9月23日《中华读书报》），那里面最有趣的是以金庸答问所说“我毕竟是个小人物”，“我的小说并没有学者赞扬得那么好的程度”等立论，来悬测金庸“恐怕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充分表现了他的历史观。何谓‘大人物’？在他心目中恐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孙中山、毛泽东……一流人物，即曾经左右历史的浮沉，扭转乾坤者是也。”已有强加于人之嫌，进而又说“当一些学者大讲武侠小说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将要成为‘经典著作’时，金庸却兜头来了一瓢冷水，这都是很出吹捧者意料之外的。究竟是金庸说得对还是那些吹捧者说得对？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可惜这招“打着金庸反金庸”的逻辑，是丝毫不明白“诠释学”的呓论。从诠释学看，作家完成创作后，已经表达了他全部的真实的见解了。如何评价，应该是别人的事。不是有些年轻作家去年公布自作的调查结果，再宣布自己为“当今第一”吗？如果都依照作者的自我估价来写文学史，那不是荒唐透顶的一本书？还要博导来作甚！ 袁博导这篇文章中因金庸的自贬，曾毫不吝惜地赠予褒言：“金庸的大家风度，也几乎是所有文学大家的风度。”但转过年来，一方面承认金庸小说“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力图创新求变，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却又对金庸“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一舌而两歧，一面而两颜，不知是前后矛盾，还是实用使然？何况勒令数以亿计读者的阅读现实“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这种句式已无关文学批评，倒象是行政“查禁”，如果博导有这个权力的话。 袁博导还有（《“评点金庸”话短长》99.5.26《中华读书报》），激烈反对冯其庸称金著为“经典”，曾反问“‘经典’是否需要一点历史的考验？是否需要作家百年之后由子孙去评定？当面奉送“经典”桂冠是否略嫌肉麻？”头一问有道理，第二问无根据。金庸小说流行已近50年，又有覆盖全球华文区的阅读实践，而且至今并没有消停衰歇的趋向，仅此一节，已有认真研究和批评的必要。至于“经典”与否，原不必这样死乞白赖地纠缠争执。这让我想起钱锺书在《论俗气》中，因《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雅的这样俗”，而举《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的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 这又涉及到袁博导和王朔都口口声声谈到的“雅俗”。钱锺书没有博导的头衔，但他在为评论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册子《文学中的俗气（Vulgarity inLiterature）》而写的《论俗气》中说：“假使一个人批评一桩东西为‘俗’，这个批评包含了两个意义：㈠他认为这桩东西组织中某成分的量超过他以为适当的量。㈡他认为这桩东西能感动的人数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事物本身无所谓雅俗，随观者而异，观者所以异，由于智识程度或阶级之高下。”说明“这种现象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金庸小说的某些组织成分不对王朔及袁博导胃口的“量”，或者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这都无所谓，他们尽可以不看（实际上也未曾认真读过）。但要命的是非要跑出来责怪其他愿意读金的人是“睁眼瞎”或者“低档次、低品位”。语云：“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可以肯定，袁博导的批评并不象他声称的那样代表“学术界”，或者具有“学术”意义，而只是以出于“雅”对“俗”的偏见。他在文中屡次提及“全新的纯文艺创作”，“严格的纯文学创作”，不知这个概念是否经过定义，有无中国样板？ 本来既以为鄙俗的作品，是无须博导讲这么一番道理的。以“雅”压“俗”，自居“高品位”而排斥“鄙俚”的老调子，文学史上从未少见，这番逻辑也陈旧得可以了。看来一个是不懂装懂，一个则是似懂非懂，半斤八两。至于袁博导说，他“油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杂文——《名人和名言》（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鲁迅在文中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我不知道戴上“博导”头衔算不算“名人”，只知道新浪网（htt p://www.sina.com.cn）上已有“田夫野老”贴了几篇针对他的驳斥文章，有空不妨自个看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