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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最好时期。积极配合“十二五”期间的国家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全力推进影视文化与科技融合，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我国影视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影像媒体当之无愧的责任。 电视纪录片在对外交流上的语态与语境相对客观，能够营造其他类型电视产品无法比拟的“真实感”体验，这种易于接受的优势，明显超过新闻、娱乐、电视剧等其他领域的电视节目。近些年，虽然中国电视界关于纪录片创作方式、创作理念以及民间影像发展的讨论层出不穷，却始终缺乏用国家发展战略的眼光来看待纪录片的对外传播问题。在中国电视泛娱乐化、快餐化的背后，纪实类节目在对外交流和外宣领域中，树立中华民族形象方面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影视传媒是较为纯粹的画面语言艺术，即使是没有任何解说甚至对白的作品，依然可以凭借“真实感”的力量彰显文化理念，传播价值观，唤起情感共鸣。影视传媒对外传播应当努力在国际受众市场上发出自己国家的声音，产生影响力。但由于我国对纪录片领域的投入与重视严重不足，难以形成竞争规模，始终得不到国际传媒领域的重视与肯定。 “十二五”期间，中国在海外传播和文化推广的联动上，应该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加大“走出去”的力度，综合运用国际先进电视制作理念与技术成果，实现影视制作的高水准、高效益，使中国的影视作品能够在海外传播、销售和推广，并通过其他综艺节目制作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带动相关海外传播、销售和推广，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国的影视传媒应当进一步突出体现“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的宗旨，全面实现“国际化、民族化、主流化”的追求，增强节目的时代感、动态感和海外新生代华人的亲密感，逐步搭建国际一流影视媒体的传播平台，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媒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将中国的传媒打造成与国际知名媒体并驾齐驱的传媒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视传媒的公益化与产业化、市场化并不矛盾。在西方，每年都会有大量电视制作机构甚至非营利机构等通过“项目选题”及“制作团队”招投标的方式投资，赞助纪录片的筹划与拍摄工作，此举既能确保选题的公益性，又规避了市场风险，保障了后续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而我们一些看起来喧嚣、浮华的大投资、大制作的影视作品，则陷入了“政府为主要投资，领导是主要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属”的怪圈，这种只能对内传播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得到改观。 西方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已然形成了规制性的管理，这特别表现在标准流程与细节量化上。面对国际电视市场和众口难调的大众审美文化，中国的电视生产、传播恰恰缺少的是规制性标准的确立。这好比中西餐制作的工艺差距：中餐制作的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厨师，“食材、调料、火候”都由其一人掌握，厨师就好比中国纪录片的导演或制作人，自己独当一面并承担所有风险，这既形成了中国纪录片百花齐放的态势，也使得中国纪录片至今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风味小吃”阶段。这样不仅无法控制投资风险，无法适应制造环节的批量生产，自然也无法在跨文化传播上形成规模。因此，中国电视纪录片这样一个成本投入高、收视风险大的生产领域，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国际化传播的创作规制标准。目前，国际上已经论证成熟的能够确保高收视率的创作规制有“悬念化叙事”、“平衡性呈现”、“非线性结构”等手法，值得国内编导学习借鉴。 对外传播是一项持久的工作，“十二五”期间，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对中国影视节目进入外国的院线、宾馆、沙龙、社区等都要进行尝试。还可以通过在国外举办纪录片影展、“影像中国日”等活动，把中国影视的对外传播空间打造成高端艺术殿堂，通过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辐射寻常百姓，通过仪式化欣赏的方式，提升世界欣赏中国影视作品的艺术与文化氛围，推动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四处开花，更上层楼。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0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