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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生前最后两部新版遗作
  香港《大公报》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月16日在港举办梁羽生的追思会（左二为作者）。 时近岁暮，突接噩耗，知梁羽生先生于1月22日捐馆于悉尼，悲讣忽至，一恸之后，万感交怀也！数月以来，梁羽生先生已缠绵于病榻，疢维痼疾。我一直在心中默祷，期望他能以顽强的生命力，像之前那样战胜人类的“三大杀手”，再次跨越生命的难关。然而，这一次他却不能。听其家人所说，“生公”〔大家对梁羽生先生的尊称〕对生死早有憬悟，看得很淡，“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这是他的豁达使然，即使是进入生命的最后历程，他也永远秉持着海纳渊渟般的气度，坦然地面对着人生的大限。 1月22日，这一天与他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篇词的1954年1月22日，恰好是55周年。他就是从《新晚报》踏出了第一步，开了新武侠说部的先河，此后欲罢不能，一写写了卅年。正所谓“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时年30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竟会成为后来吸引一代代人的新武侠小说的开山，他与金庸合力开拓的武侠文学事业，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谱写了新的一页。三十载35部武侠小说，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他创造的几多英雄儿女演绎了千奇百态的江湖传奇，谱写了荡气回肠的侠骨柔情。在这些长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浸透了生公对于人生、爱情、侠义的真知灼见以及对丑恶势力、血腥暴力的鞭挞与厌恶。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这是其小说的主旋律。想他乃性情中人，曾为笔下的人物伤心落泪与鼓呼，更曾时时挑灯看剑，血脉贲张，掷笔而叹，“酒泠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他曾为我泼墨大书：“亦狂亦侠亦温文”，是寻常题词，还是言志自励？常言说：文如其人，日常生活中，梁羽生与他的小说中的义侠们又何其相似乃尔！词人刘伯端为《白发魔女传》所题《踏莎行》词末句云：“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端的是炯眼如炬也。 35部长篇小说当年风靡海内，只要看看《梁羽生作品年表》中所载，即可发现，在当时香港的众多报纸上，梁羽生是一块“活招牌”，其中尤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为他的小说连载最多的报纸，其后尚有《周末报》、《正午报》等。有多家报纸诱以高稿酬欲行“挖角”之举，生公还是念旧，笑而婉拒，他更看重的是友情。后来，新武侠之风吹往海外，继之又遍及内地与台湾，“梁旋风”起于青萍之末，景从者、崇拜者、盗版者随风飘荡。他的作品当年在香港报纸上连载时，城中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一些老报人忆起仍津津乐道。而当年的许多小读者，有不少人现在已贵为香港各界的领袖，他们每每忆起昔时为了追看梁羽生小说，甘心攒下零食的小费，为着是去买一本每周连载集成的油印小册子，因为，梁羽生小说已成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食粮。 但开风气不为师，梁羽生从不敢以“大师”自居。三十年经营武侠小说写作，其过程之长，立言之多，用功之勤，堪称一绝。而他与金庸各擅专长，辛勤耕耘，终于开发出一片新武侠嫣红姹紫的百花园，将武侠文学提升到“成人童话”的审美高度上。金、梁二位的作品畅销两岸三地，并被译为多种外文在海内外一版再版，数量可能已超过七、八亿册以上。又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戏曲及文化创造性产品。他们用这些惊世骇俗的小说颠覆了文学评论界的定评和偏见，并且有力地证明：文学创作不能囿于其体裁来定高低，武侠小说也可昂首阔步地踏入文学殿堂。三十年心血，八千里风云，新武侠已为华人文学世界所公认。生公于愿足矣，至于褒贬、攻讦之见，随它去罢。他对武侠创作久已封刀还剑，但他寂灭之后，对之的研究可能将会重新开启。窃见以为，梁羽生的文学实践还有二个鲜为人道的重要建树。 其一，令武侠文学脱胎换骨，重塑形象。众所周知，武侠文学历来被视为通俗旧小说，乃“拳头加枕头”，不能登大雅之堂，梁羽生曾赋新诗说：“因此有人说武侠小说只是分类的荒谬剧／正派武士只是理想的梦幻／但我相信那会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我在现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这诗句清楚地表明了他创作武侠小说的心迹。他在写作中就努力将丰富的学识史见化入刀光剑影的叙事之中，他对史学的偏爱与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他与金庸先生一样，都注重在小说背景中加入浓厚的历史因素，因而亦奠定了新武侠文学的史学特色（这一点与新武侠所谓第三家古龙其实本色不同）。在其35部小说中，几乎篇篇都有朝代背景，有人作过统计，唐代的有4部；宋代的有6部；明代的有8部；清代的则有17部。他也对我说过：“在中国历史中，我最重视的是清代，因为它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最接近，因而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梁羽生本来有意创作一部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惜没有写成。历史也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三位恩师简又文、饶宗颐、金应熙都是著名的历史学者，金应熙则是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他本有志成为治史的学者，去高校写史学研究的高头讲章，结果却成了报人与小说家，史学反而成为副业，所幸的是他巧妙地平衡了二者之关系。金、梁二人都有史学情结，这是研究新武侠文学者不可不察之处。 武侠文学在体裁上应归于中国传统小说，而中国传统小说中，又分为由史实改编（如《三国》、《水浒》）的“武”之说部；或注重言情的一脉，如《西厢》、《红楼》。传统小说因多以半文半白为叙事语体，诗词、曲语往往成为其书必不可少之内容。梁羽生承上启下，开枝散叶，因为他自幼热爱诗词，有较好的国学根柢，所以在小说中创作了诗词佳作，展现了他的文学才能与抱负。饶公宗颐在看过新出的《统览孤怀———梁羽生诗词、对联选辑》后对我说过：“梁羽生的诗词及对联均颇有功力，他的旧学根柢还是很深厚的。”梁羽生弱冠时曾因因缘际会，得以拜在饶公门下学制诗填词。他不愿如旧小说作者胡乱填词或胡诌一些诗句作点缀，而是耗尽心血，反复推敲而创作有成的。或许他在这方面太过讲究，有时反而减弱了武侠小说如何引人入胜的打斗情节的用心，因而愈是年轻的读者就愈不喜欢他的小说，反而，对不擅填词作诗的古龙的作品趋之若鹜。试举一例，日本前二年出了一本日译本《七剑下天山》，译者不谙中国诗词，就将全书中的诗词一律删去，不作翻译。开个玩笑，倘有人要在梁羽生生前推荐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获入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试问，要将梁的诗词译得让一众不谙中文的评委们折服，恐非易事，梁羽生就认为：对联是不可能翻译成西文的。而梁羽生则从来就抱定写小说乃自娱娱人，不可自高崖岸。“著书都为稻粱谋”也罢，“时人不识予心乐”也罢，用他自家的诗来解颐：“如此情怀谁可解，一般身世总堪怜。”梁羽生之后，写武侠小说者，或者今日以历史小说爆大名者，又有几人可以如梁羽生那样写出如此精彩的古典诗词者乎？ 其二，梁羽生欲改造旧武侠的荒诞不经及没有主题思想的模式，在中文小说中创造新的文体，其苦心孤诣，我们这些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他在保留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粹之余，又极力想引进西方小说的写作方法，譬如引入弗洛伊德的析梦心理学，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心理描写，又学习西方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特写，譬如写小说主角性格的多重性，心理冲突，天人交战等，尤着笔于爱情与人性的真善美上。他曾对我多次说过：中国传统小说不注重心理描写，西方小说这方面的特点值得借鉴。他一直努力去进行这种尝试，虽然未必能奏功而返，却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坚毅之心。后人或不识其苦心，反诬其硬搬西方，徒增败笔，云云。 每思及于此，我常常想起中国传统戏剧的改造。中国古典文学常被指为缺乏心理活动之描写，这主要是针对小说而言。其实，在传统戏剧的剧本中，心理活动都是以唱词来表现的。中国小说的进化与戏曲又有莫大的干系，词曲中也有很多篇幅是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或者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诗词往往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梁羽生除了以叙事模式加大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又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诗词，正是为了更好地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种用意或不为人所察觉。当然，这种改革是否能为三十年后的读者所接受，另当别论。昆剧《牡丹亭》在现代化的改编过程中，在努力保留以韵文为主的唱词之外，也要主角演员年轻化且引进了舞台美术的现代化因素，当时也有人因此提出质疑。诚然，要将传统文学改造得与时俱进式的叫座，谈何容易。梁羽生的小说或可视之为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小说革命”，其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总是可嘉的。 除了武侠小说之外，梁羽生还有一系列的文史写作。早在1954年，也就是他写作武侠小说之前，就以“梁慧如”笔名写作史话题材的文章，后结集名之曰《史话一千年》，1954年于香港“自学出版社”出版，这应该算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翌年，又以《大公报》上的专栏文章继续出版了《中国历史新话》一书。紧接着，再以“冯瑜宁”笔名将原载《新晚报》上的文章于1956年结集出版。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梁羽生自幼痴迷于棋艺，入大学之后，又受其恩师金应熙教授的影响，对棋话颇有研究。1955年，穗港二地象棋赛于羊城开幕，梁羽生亲往观战，幷以“陈鲁”的笔名在《新晚报》上撰写连篇棋评，其后由《新晚报》编辑成刊，书名：《穗港棋赛演义》。此外，他还与金庸、陈凡携手，于1956年10月起至1957年1月，在《大公报》副刊上轮流执笔，后以《三剑楼随笔》结集出版。他又是联话研究家，逢人逢事，喜以对子、对联相赠，他撰写了许多联话，自1983年3月15日起在《大公报》副刊撰写联话专栏，三年多写了上千篇文章，介绍古今二千二百多副对联，妙趣横生，内容丰富，且不断增补，先后以《古今名联趣谈》、《名联趣谈》、《名联观止》等在香港、内地推出，出版后极受好评。“联话”可说是他继武侠小说写得最多的文字，而且耗用心血极多。 在《笔花六照》的序文开端，他自言：“写作生涯50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甚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因此，散文是梁羽生的另一大文学成就。对文史有兴趣的读者，喜欢其散文的人为数不少。他的渊博的知识在这些字里行间处处挥洒，他的怀旧忆念友人的文章，洋溢着感人至深的友情，锦心绣口，妙笔生花。在梁羽生的葬礼上，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致送挽联：“昔岁曾及门，难忘兵马艰虞日；遗编久惊世，能铸雕龙窈窕辞。选堂泣挽”，金庸亲临2月16日《大公报》与天地图书公司合办的梁羽生纪念座谈会，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对梁羽生的写作成就及磊落胸襟评价甚高。观之并无所谓的“瑜亮情结”，反倒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梁羽生毕生以文化人自居，自大学毕业后，他打的第一份工是《大公报》，自兹以后，三十多年如一日，不曾“跳槽”，直至退休都是“大公人”。他热爱编辑工作，一手编他人文章，一手写自己的作品。每日“爬格子”，校文稿，乐此不疲。他以“编辑”为荣，以“作家”而自豪。1999年末，他到香港来度假，有一次，香港某月刊的一位女编辑登门采访，我正好在场。那位女士自报家门，说是某月刊的副总编辑，梁羽生随口问了一句：“噢，你是XXX月刊的编辑？”某女士马上严肃地纠正说：“我不是一般编辑，而是副总编辑。”大概是为了表明其职务的重要，也表示这次采访的规格很高。她走后，梁羽生对我说：“当普通编辑有什么不好，写得好不好才重要哩！”果不其然，到了访他的文章在该月刊发表后，错讹甚多，他老人家惟有摇头兴叹而已。当时的一席话，使我感念至深，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老编”，的确应以梁羽生先生的敬业精神为榜样，“为他人做嫁衣裳”，须要全心全意的投入。生公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总是金针度人。十几年来，作为他的作品及文史著作的责任编辑，无论文通电传，抑或亲炙教诲，生公对我教导有加，不吝指点，让我至今受用无穷，并因此结为忘年之交。 生公爱读书，每次见面时，都见他手不释卷，他还得每日读多份报纸，几十年如一日。他经常开书目让我帮着买书，每次由港返澳时，总有几大箱书要我们帮他寄往澳洲。他的写作生涯直至逝世前不能握笔为止，写作数量有1500万字之多，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坛的“马拉松作家”。他的博识来源于他的好学，他的大量作品则因为他的勤奋所致。厚积而薄发，激情荡漾，“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即使老病缠身，他也从不放弃好读书的习惯。他对文学始终怀着一种难以排解的心结。2006年底中风之后，手不听使唤，难于搦管写作，仍以口述而亲笔修改，其写作之执着，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形容也！入住疗养院中，他即以每日诵读唐诗宋词为乐事。他的诗人气质使他在诗国中享受了最大的精神乐趣，正是这些“唐诗宋词”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旅程。我相信，在天国中，他依旧会与古代的诗人们时时相逢，大声地向这些诗哲们朗诵那些不朽的诗句。 他的人生犹如他的散文，多姿多彩，风流蕴藉。他自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喜欢的只是陈书辍卷，对酒当歌。他抽着烟斗，读中外名著，又喜好异书掌故，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新作；他最喜追看棋赛球赛，是标准的老“粉丝”。闲暇时，则冥思苦想着对对子，撰对联，呜呼，天生陈文统，当以“梁羽生”之谐音“联语生”名之也。他本性忠厚，向来淡泊名利，又不修边幅，急公好意，生活中“趣事笑话”一大篓。他以古代“名士”品性为自乐，“赋诗归来，高蹈独善”，憧憬的是陶潜式的恬淡生活，是西哲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他的朋友众多，文名广传，但为人却谦逊随和，宅心仁厚，毫无架子，乐于助人。他喜高谈，与金庸的讷于言恰成反照。其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也！已故香港著名作家、梁羽生的老友舒巷城有诗咏他：“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正说出他在盛名之下依然的书生本色。 一代报人、作家及文史学人凋零了，“梁木其颓乎？”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有云：“而临风相望，不能忘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寓辞千里，以此为祭，梁羽生先生永生！ 2009年1月30日初稿 2月杪改定于香港穆穆书斋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3-11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