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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是为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杨增新拟设。 本文围绕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任新疆督军杨增新的传奇经历，探讨内陆亚洲在20世纪前30年出现的动荡与重组。内陆亚洲，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为北方民族崛起的后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而内陆亚洲则是东西方文明、绿洲与游牧文化之间对抗与交通的转换器。 内陆亚洲（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蒙古国、俄领中亚）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区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那是沉寂的地方，也是敏感的地方。在这比整个欧洲大几倍的草原与荒漠，一支上了膛的手枪与一个精锐的步兵师，能产生相近的威慑作用；一首民歌与一位暴君，具有等量齐观的知名度。 从17世纪以来，内陆亚洲就是清与俄国的逐鹿场所。随着内外蒙古八旗归顺与俄领中亚汗国的陆续就位，区域内的相对平稳持续了一百多年。20世纪前期的两件大事彻地改变了内陆亚洲的地缘政治结构：1911年辛亥革命、外蒙古隨之“独立”，1917年“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使俄国沙皇统治解体。 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于武昌军营，一般不为人所知的则是，1912年1月10日在伊犁将军府的大厅才大功告成：由刚解职的伊犁将军广福，逼继任者志瑞交出军政大权，才真正颠覆了清廷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同时，外蒙古上层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宣布“独立”，马上就是一系列边疆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勒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二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亚哈萨克举族东迁，新疆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可数十万哈萨克牧民驱赶着牛羊涌入边境，却將新疆置于紧迫的危机之中。“逃哈”带来的难题，足以颠覆刚刚恢复生气的新疆政局。更为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欧洲到远东都成为战区。日本、印度远不可及，败北的白军只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几乎不设防的中国新疆。白军不是伏龙芝、夏伯阳们的对手，但要将战火引入新疆的绿洲村镇与牧场，只需200名亡命之徒就足够了。1919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出现在甘肃与新疆之间的黑戈壁，使内陆亚洲又多了一个变数。如果任其存在，必将导致整个新疆陷入没有胜者的战乱，塔里木的绿洲城镇回到“宇宙洪荒”景观，准噶尔的牧场断绝人迹。石器时代，就不仅是考古学家寻找的遗迹了。历史的倒退、文明湮灭、沙埋绿洲，就会在中国西部重演。 1912年6月，清廷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返，而他刚刚才为袁世凯重新任命为民国的新疆都督。为填补政权真空，杨增新临危受命。杨增新是进士出身，云南蒙自人，1911年才来新疆任职。1912年6月5日，成为民国第一任新疆督军，可就在他入主督军府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竟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军队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已不可避免。这，就是杨增新继承的“遗产”。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都没有。而本应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然而，在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了一股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任职期间，他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跟定中华民国政府，却不管由谁执政。他将化解危机当作家常便饭。他的名言是：新疆治世是桃园，乱世是绝地，无人幸免。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发生战乱，塔里木就是一口锅底烧红的大锅。他曾半开玩笑地将唐诗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改造成“西出阳关无好人”。在文献记载与故老相传中，杨增新是杀人从不手软的刽子手，是心细如发的独裁者，是步履蹒跚的昏聩老人，是精明得如同计算机的循吏，是最讲信用的人，是最不在乎人言的人，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大儒……你也许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一点绝无异词：他给了新疆近20年的休养生息。新疆绿洲与游牧文明进入现代社会，始于他坚守的弃绝战乱的信念。 塞防与海防之争，是大清地缘政治家们争论了两百年的话题，西域史地学派，是乾嘉学派中最有远见的分支。辛亥革命后，主政者显然认为塞防的重要性不能与海防相比，民国政府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认清：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到今天可以看出：杨增新所要的，才是内陆亚洲合乎人文地理实际的疆界；杨增新坚持的，才是内陆亚洲重归于和谐安定的底线。 1911年到1928年，中国从清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抢班登场；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张勋复辟，中原大战……几乎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自治，撤销自治，恢复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党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黑喇嘛”——丹毕加参。同时伴随着几个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图瓦、阿勒泰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作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长的贴身肉搏，从欧洲打倒海参崴……在旧的宗主不复存在、新的权威未曾确立的十几年间，远离海洋的内陆亚洲成了最不计成本的造反、最不可思议的冒险的温床。作为广袤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未能继承清朝对这个区域的权威，却承担起使之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的责任。1925年，长期使沙俄、苏俄、蒙古国、清廷理藩院、民国政府总理衙门、新疆省府、内蒙古王公受到困扰的“黑喇嘛”遇刺身亡，挑战权威的力量不复存在，内陆亚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影响到（或说延续到）今天。此前历时一二十年的角逐，面对着成批轮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面，“军阀”“独夫”杨增新，以非凡的定力，非常的举措，保持了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安宁。新的中国、俄国、蒙古的疆界与版图，是力量均衡分布的减压措施。 我读过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我也曾在民间收集到大量的关于他的典故与评论。辛亥革命以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自然没有了。民国期间，对边疆区的财政补助根本无从谈起。杨增新是惟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缓解白党的压力，杨增新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领袖阿连阔夫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外白党的联系，竟将进入新疆的白党精兵软禁在人迹罕至的敦煌的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杨增新的名言是：“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处理白党“借道”、红军大军压境的策略，和他处理“黑喇嘛”要来新疆“避难”的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叫我真正认识了这个人的是1986年的环游塔里木，在若羌县采访时，百岁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说起了“老将军”，我以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已经不会轻易流泪，但一谈到杨增新（在塔里木，老人们叫杨增新“老将军”“杨将军”），他的眼泪立时夺眶而出，他根本忘记了我与翻译的存在。1973年，我听亲历者讲过一则杨增新的轶事：那时新疆每逢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尽量招兵，到处张贴布告：凡愿意的全可以当兵吃粮。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凡不愿意留在兵营的，一律来去自由。新疆垦区一大问题，就是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收入远超过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于是，杨增新就省去了一大笔军饷。可是，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无限制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吃得饱，穿得暖，免去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充其量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就凭这个招术，在十几年间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受益者呢？这还用说？在内地已经成为社会风景线的“兵变”，在杨增新时期从未成为问题。他的兵，原来就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设置的。他将打仗的成本转化为农耕成本。杨增新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位置上，确实得到了各族百姓拥戴。百姓并不计较他用鸦片作武器对付白俄，也不在乎他依靠抄贪官家、拍卖官产，维持财政收支，其实他给部队发的钢枪绝大部分是木头做的再涂上墨根本就不是秘密，“新疆人都知道”。毋庸置疑，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是内陆亚洲的稳定因素。 1928年，杨增新65岁，在新疆已经18年，出任新疆督军也16年了。“生入玉门关”这个难堪话题，一再占据杨增新日记的篇幅。7月7日，乌鲁木齐惟一高等学校——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出席。除了政要，出席典礼的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席间，上菜速度出奇地慢，杨增新一再催促，他已经不耐烦了。主菜终于来了，学校教务主任大声说了一句“准备好了吧”，扮作上菜佣人的刺客，立即掏出手枪向杨增新射击，杨增新中了一枪，但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怒斥刺客：“你干什么！”话音刚落又被击中7枪，倒地身亡。 “你干什么！” 杨增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对手们究竟要什么。“你干什么？”这个问题幼稚已极。正是为了这一点，他终于没能“生入玉门关”，安享晚年。但他却以非凡的业绩留在史册之上。在我来说，杨增新不仅是《新疆风暴七十年》《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史著的主人公，不仅是《黑戈壁》的重要章节，也是认识新疆的镜鉴。 杨增新是这样一个人：他将新疆的安定与个人利益前途视同一体。他知道如果发生动乱，那谁也解救不了他了，他将是第一个牺牲品。事实上，历史的例证正是这样说的。在他看来，那种“歼敌一万，自伤八千”的“战功”，对于古老的绿洲、牧场，无异于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他是当时新疆官方最清醒、最有主见的人，遇事能拿出办法，是他的专利。尽管这些办法不一定都符合政治家的惯例。在民国的政治家中，保护弱势人群权益，就是他首先提出的。实际上，最需要保护的正是他自己。 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杨增新是低调的一人。1928年，在乌鲁木齐见到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非要入新疆，是为了考古，杨增新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豪宅唾手可得，可那离他的目标尚远。在1912年－1928年间，杨增新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只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疆不宜渲染确实存在的争议与分歧，而应该不遗余力强调共同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新疆人，都珍惜生命、反对战乱、尊敬长者、痛爱子女，都希望政治清平、贪官污吏受到追究……以此为共识，强调在同一区域内和谐共处，是新疆稳定的基础。有了新疆的稳定，正在变革时期的内陆亚洲才从即将失控，终于达到了新的平衡点。 原载：《读书》2007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