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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今年将推出一大批献礼影视剧作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这批作品中的一大亮点。正在央视播出的以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建功立业的39集电视剧《东方》，吸引了观众的观赏热情。在该剧播出之际，本报记者就该剧创作及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感受采访了编剧刘星。 记者：《东方》和你以前的作品一样，仍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剧，剧中所展现的是新中国诞生之初的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一次填补空白的创作。你为什么会选择新中国诞生之初的这7年？这是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7年，也是百废待兴的岁月，可以说，就创作而言是不容易驾驭的时段。 刘星：卓别林有一句名言：什么是伟大，就是被别人看来不能实现的事情实现了就是伟大。就文艺创作而言，从1949年到1957年的某个时段、某个事件，不是没展现过，有很多，但把这7年作为一个时期来全面表现，《东方》是第一次。创作、投资、拍摄这样一部大剧，都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常讲，我们的先辈已经创造了这段历史，已经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只不过是拷贝历史，这本该不难，起码同我们先辈们所做过的一切相比，不难。可毕竟又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林林总总，风生水起，驾驭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好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和这些题材打交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不怕。当年有4个作家创作《开国大典》，我写第一稿，写完后，把稿子交给张笑天时，着实有些忐忑，两个小时后张笑天来到长影招待所对我说了两个字，不错，这时才觉得这事成了。为什么写这7年，这是决定新中国命运的7年，没有这7年就没有我们新中国的今天。 记者：这个剧时间跨度7年，纵横万里，人物众多，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很多历史人物，有很多是世界级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毛泽东的对手，有毛泽东的战友，还有很多人物在历史上有争议，你是如何把握这些人物的？ 刘星：总结人生，总结创作，使我最受益的就是两点：一是哲学的一分为二，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东方》里有很多人物，从毛泽东、斯大林、蒋介石、周恩来、林彪、高岗、王震，再到黄继光、邱少云、王进喜等。我本着一条，他们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他们都是本我的，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目光评判他们，那不公正，起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历史不是后人评出来的，而是先人做出来的，这就是我处理这些人物的铁律。。 记者：成功的人物塑造是《东方》的最大亮点，你是如何以人物推动剧情的？ 刘星：人物的成长史就是剧情，而角色台词又是人物的血肉和灵魂。所以写好每个角色的台词，哪怕只有几句台词，也要写好，有些人物几句话必须让人记住。这个戏还有一个特点，有些没有出场的人物，但是也要写好。比如钱学森夫人蒋英的母亲是一个没出场的人物，把她写好，就等于找到了钱学森和蒋英的基因。蒋英的母亲是日本人，我并没有多谈蒋英的母亲，只是写了两句对白。蒋英问钱学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教孩子们学日语吗？”钱学森没做答，蒋英告之“是因为我不会”。原来蒋英的母亲自嫁给她的父亲蒋百里后，在家里没说过一句日语，也没有教孩子们学过日语。这个情节会让我们对这位没有出场的普通女性肃然起敬。另外，一个剧的力量一定来源真实：一是生活真实，二是艺术真实，二者结合就是力量。比如毛泽东的话很多是他的原话，因为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本身就很有力量、很有特点、很有诗意。至于林彪就很难表现，我也是本着不回避、不渲染，但是要抓他的特点。林彪在给西蒙诺夫介绍四野情况时，有一句就是他本人的话。西蒙诺夫问：“你们怎么搞起这么多人？”林彪说：“从土里长出来的。”我加了一句，“土地改革很多农民参军。”这就把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原因及人民军队的本质说清楚了。 记者：艺术家要有勇气为自己设置障碍且有能力翻越障碍，该剧的创作是否有绕不开的难点，你是如何把创作上的难点转化为亮点和成就的。 刘星：《东方》所表现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复杂的历史当中一定有很多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绕不过去的，绕开了就不是历史了，比方说抗美援朝，比方说西藏问题，比方说林彪、高岗等人。如果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难度，这是第一难，你既然选择了这种创作，你就要勇于担当、勇于直面。我的自信心来源于党的若干历史决议及对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学习，当然独立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又是需要沉淀的，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0年，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很多尘封的历史及历史人物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是历史的一大步。 记者：现在都在强调写史重在写人，写人重在细节。在塑造伟人时，如果过多地表现人物的日常琐碎，一味当凡人来写，是否会影响到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而不同于常人的独特性，你在这方面的感受是什么？如何做到既让人物“活起来”，又能准确把握好分寸。 刘星：我从不把伟人当凡人写，也从不写他们的日常琐碎，因为他们不是凡人，但是我注重对他们细节的描写。在《东方》里我写了毛泽东游泳，这看是凡事，但是毛泽东是在大海中游泳，他是和刘少奇在游泳，是在游泳中谈论“十大关系”，这就不是琐碎，不是凡人。毛泽东也发火，当在处理刘青山问题时，有人说为了照顾国际影响，能不能把刘青山的青加上三点水，这样外国人就以为不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刘青山了，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地地道道的刘青山。”说着他把一桌子的东西掀到地上，这也是发火，也是哪个凡人都有的，但是他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看着像没有气度，反而显示了他的伟人气魄，这就是你说的分寸的准确把握吧。 记者：在宣传该剧时，我发现很多媒体都用了“《东方》揭秘共和国成长史”的标题，历史题材当然少不了揭秘，你是否认同这一说法，如何看待该剧的揭秘性？ 刘星：这里我想引用一位评论家的一段话：历史题材作品，有两个最容易切入的点，一是揭秘，二是重读。前者面对的是一段相对陌生的历史史料，是观众不了解的史实。电视剧首次揭开历史的真面目。这类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吸引观众。另一种是重读，它面对的多是观众比较熟悉的历史，创作者要对史料进行重新解读，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和某一方面，对原有的历史史实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赋予它新的意义。《东方》显然属于后者。这部作品中反映的很多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已经在荧屏上多次出现，观众对他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创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进行更细致、更深层的挖掘，使观众又有新鲜感。 记者：据唐国强介绍，《东方》是他饰演的毛泽东中最好的一个。我们知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可否说《东方》是毛泽东形象创作中最好的一部？ 刘星：不能说本子最好，但一定是成正比的。只有本子写好，演员才能演好，一个烂本子不可能出一个好演员。除了毛泽东扮演者唐国强之外。其他演员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扮演蒋介石的演员马晓伟说他对这一角色塑造的很过瘾，扮演地下党员的海军文工团演员王静说，她到别的剧组多日了，可心情还沉浸在《东方》的剧情中。是什么征服了他们，是文学形象给予的力量。我认为，电视是大众艺术，有它通俗的一面，但是不能通俗化，正因为它受众广泛，才应是展示文学力量的最好载体。 记者：《东方》表现的是新中国最初的7年，中国共产党从武装夺取政权到成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从这个宏大的历史中你最想表现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编剧想传达给今天人们的是什么？尤其对年轻观众。 刘星：我们带着敬畏之心，向那个伟大年代致敬，同时也要把握今天。正如《东方》中毛泽东所说，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吧。当然，处在和平中的我们无须处处英勇，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牺牲，但是一定要珍惜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守好自己的家园，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我希望年轻的观众能从作品中感到身上的一份责任。 记者：30年前电影《南昌起义》的亮相，标志着中国一个独特题材的诞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一题材作为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一直滋养着观众的精神世界。你作为这一题材创作的实践者，十几年来，陆续参与了大型晚会《为了正义与和平》《复兴之路》的创作，创作难度较大的诗歌《沉思与抉择》为《复兴之路》增色不少，还创作了电影《开国大典》、电视剧《东方》、话剧《中国1949》《决战淮海》《最危险的时候》等作品，在梳理这些作品时，最突出的创作感受是什么？你总结出的创作规律是什么？ 刘星：剧作家创作是有分工的，也是自觉的，当然我的分工与我的军人职业有关，还因为我喜欢历史。我们的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我没有机会像他们那样创造一份光荣，但是抒写他们的光荣，就是我光荣的事业。我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享用着前辈们用生命给我们留下的胜利果实，我们抒写前辈们光荣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果实的捍卫，抒写他们的信仰就是对他们信仰的捍卫，抒写他们的理想就是对他们理想的捍卫。说到创作规律，23年前写完话剧《中国1949》、电影《开国大典》后，我就说过，我遵循的是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大背景、大的历史关照。当时我还很年轻，现在更成熟了，还要加上敞开大胸怀、放眼大视野、创造大辉煌。 记者：由于你在不同的艺术创作领域行走，从你的作品不难看出相互的渗透和融合，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刘星：我涉足的行当挺多，话剧、京剧、诗歌、电影、电视剧、政论片、歌词、小品、相声等。虽然是不同的艺术样式，但其实都在精神家园里行走。这两年一直在忙《东方》，但是一会儿在《复兴之路》晚会上，一会儿又在写话剧《秋瑾》。有人评价我的台词是诗的语言，应当说与写诗有关系，如果说我的台词有一定的深度，这和我写政论片有关系，也有人说，我的政论片里有人物，这一定和电影电视剧有关系。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始终用灵魂执笔，用忠诚为墨。 记者：推动你对这类题材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刘星：与光荣为伍，你会感到光荣；与伟大同行，你会觉得高贵，做个有责任的剧作家是我的追求。我们的祖国已经走过了61个春秋，她正以负责任的形象影响着世界，我希望我们文化同经济发展同步，让我们的文化强劲我们民族的肌体，也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文化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阳光雨露。当民族遇到危难时，我们的文化能成为挡风阻雨的长城，成为抵御困难的精神盾牌。 记者：今年将有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集中推出，你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期许？自己还将作出什么样的努力？ 刘星：今年将会有一批思想性很强的文艺作品出现，但我更希望出现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强的作品，努力摘掉主旋律作品不吸引观众的帽子。也希望执著于弘扬主旋律创作的作家、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主流价值应当成为民族血液的主动脉。我正在努力创作一部宏大题材的作品，力争很快就可以完成。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