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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等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看似旧调翻新的老生常谈，实则多是令当下文学研究者深感焦虑的前沿问题。早在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讲学时，重点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在此之后，“经典化”的使用频率一路攀升，理论与批评界业已觉醒的经典意识也逐渐亢奋起来。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当即引发了一场影响至今的“百年文学经典争论”。围绕文学经典的编选对象与标准、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定义、市场影响等问题，论争各方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辨析与研讨。与此同时，影视娱乐界盛行的“戏说历史”、“名著改编”等“消费经典”的文化现象，使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矛盾空前激烈。随着“帝王系列”、“红色经典”、“大话文艺”的流行，文学经典在市场化、快餐化、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话”经典与“水煮”名著之风愈演愈烈。近年出现的“沙家浜事件”和“Q版语文热”等去经典化现象，使经典的危机意识再次突显出来，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这一热点话题也得以持续升温。新近流行的网络“恶搞”戏法，使经典消费行为闯入数字化快车道，“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在赛博空间展开了新的较量。到目前为止，这场论争丝毫不见消减或停歇的迹象。如今，“经典问题”已从个别“事件之争”和“概念之争”发展到关乎文学全局的“思潮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问题，正在以理论所特有的方式悄然影响着当下文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 一 定义：究竟什么是“文学经典”？ 由于佛克马关于文学经典的提示只局限于学术圈子之内，所以对整个文学界并未造成强烈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百年文学经典争论”的号角是由评论家吴义勤和施占军吹响的。他们率先在《作家报》发表文章，对“百年经典”的选编表示异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百年经典”的湖面顿时风生水起。以《文艺报》为例，仅在1997年８~10月间，该报就连续刊登了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8篇文章。有人质疑主编的权威性，认为经典不是文学批评家能确立的；编选的标准也成为议论较多的问题。随后，“文学经典”的出版目的也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消费经典的市场游戏。老诗人公刘亲自撰文，称“百年经典”所收他的那几首“小诗”绝非“经典”之作，同时，他还对“时下猛刮不止的文集风”提出了批评，并对那些所谓的“经典”是否“能经得起岁月淘洗”表示怀疑。此前此后，围绕文学经典问题，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如童庆炳、杜书瀛、朱立元、陶东风、王宁、黄曼君、温儒敏、陈思和等都发表或多次发表过精彩透辟的言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召开专门研究经典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已有多次，例如，1997年10月广东现代文学界举办的探索“文学经典化问题”研讨会；2005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等等。 显然，有关“文学经典”承传与重构的研讨与争鸣，发轫于丛书出版或名著改编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经过近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深入开掘和大力拓展，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关涉文学理论全局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它蕴含着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潜藏着可持续发掘的巨量学术话语资源，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文学界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论题，例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学，甚至美学、文献学、语言学等专业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文学经典问题投入了兴趣和热情。一时间，“文学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及其相关讨论，几乎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界开坛必说的热门话题。 但究竟何为“经典”，中外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精准定义。有人援引《说文解字》：“经，织也。”也有人援引《释名·释典义》：“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尔雅·释诂》说：“典，常也。”不难看出，在“经”与“典”合用之前，两者就已具有“常道、法则”的意思，均具有可引申为“典范、典籍”的潜在意义。据专家考证，早在战国时期，“经”就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最基本的意义。“经”“典”合用，大约自《汉书》开始。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典”主要指那些地位至高的儒家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是一个从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引入而后逐渐中国化的复杂概念。资料表明，西方文论中的“经典”一词，最初来自希腊单词“kanon”，原义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经典”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比较专门化的宗教术语。当基督教在罗马占统治地位后，“经典”渐渐获得了“合法经书、律法和典籍”的意思。中世纪的经典主要是指与《圣经》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的文本。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后，经典的意义也随之掺入了世俗化因素。进入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大多数原有经典也随着“上帝之死”而逐渐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权威。 与经典对应的另一个词语是“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出“杰出的”、“标准的”等意义来，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也就成了“典范”、“标准”的同义语。从近年来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看，中外学者对文学经典及其基本含义的阐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佛克马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于是，文学经典即名著，可为创作与批评作指南等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基本观念。 第二，经典是具有百读不厌且常读常新之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为未来一千年写过文学备忘录的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一口气给文学经典下了14条定义。他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不难看出卡尔维诺的这些所谓的“定义”，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读经典？”因此，也有人说卡尔维诺只不过是罗列了14种阅读经典的理由而已。但卡尔维诺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人以新颖、深刻、风趣、有力的印象。 第三，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而产生世界性影响。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把“经典”定义为：“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真正的经典必然是能够代表民族文学精华而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典范之作，经典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并不是阻碍它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族群壁垒和疆域界限，相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例如《诗经》、《神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一千零一夜》，等等。 第四，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涤荡，是检验文本能否称得上经典的重要标尺。穿越时间，即超时间性是文学经典的最基本含义。哪种文本能够经受时间的洗礼，哪种文本就够资格享受这种尊荣。因此，TS艾略特认为，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做是经典作品的。美国学者米勒说，“艺术和文学从来生不逢时”，因为，“就艺术的终极目标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这句话是针对一般文学艺术所说的，但实际上用于文学经典更为恰当。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文学经典”概念一再遭到批评与质疑的主要原因。 第五，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何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则可以指向未来。在这一方面，有一种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是黄曼君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要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来理解经典。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从关系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的“古典型”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无界限”强调的是其无确定性，说明经典实际上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歌德所谓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包含着莎剧具有无限可阐释性的意思。 此外，经典的内在含义在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能得到极为充分的多样化的阐发。例如，我们注意到，当西方人在翻译中国文化经典时，儒、道、释的经书可同译为canon（经典），但分而译之则有细微差别：对儒家典籍常使用classics（古典）一词，它大约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古希腊经典相近；对道与佛典的翻译则多用scriptures（圣典）一词，它显然与圣经文化传统的经典意义更为接近。不过，与当下讨论的“经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classics。“在汉语中，经典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在英语中，classics也有其形容词形式，即classic，它的含义特别丰富，而且都是肯定性的，甚至可以说经典的全部意味都包含在这个形容词中：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 总之，我们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益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丘吉尔曾宣称，英国可以失去印度，但决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由此不难看出，文学经典之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真正的经典，对这样的赞誉理应是当之无愧的。 二 悖论：“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经典化”（canonization），就是经典的形成过程(canon formation)。原本普普通通的作品经过经典化就有可能跻身于经典作品的行列。但是，“文学经典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究竟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美学要素使得它当仁不让？是因为迎合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权力代理人黄袍加身？还是由于材料、技术的因素而被造物主偶然操弄的结果？或者是经济权力在文化领域的意志表现？”这是关于“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讨论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经典化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原理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经典的确立是一整套文学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谓“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等。这是西方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托托西把“教育”放在最前面与佛克马将“用于教育”作为经典首要标准的用意一致，这应该说不是巧合。教育，也许只有教育，对经典化的作用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例如，兼有文学性和实用性的《过秦论》。“在唐代载有《过秦论》的《文选》是文人的必读书；到了宋代，考试重试论，论是必考科目的文体，所以《过秦论》作为‘论’的典范，也是文人的必读书。明代以后讲究‘文必秦汉’，《过秦论》更是不可移易的古文经典。到了现代，《过秦论》仍是高中语文课本的入选篇目，所以从《史记》、《文选》到历代文集，《过秦论》差不多都是文人的必读书。”可见后代教育与考试制度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在关注文学经典化时，对“文学制度”特别是文学教育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洪子诚说，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有以下四方面的“线索”值得注意：首先是文学经典的审定、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借助各种机构推行具有权威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马恩列斯毛泽东论文艺”很快就获得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其次是文学书籍出版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如20世纪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50年代之后不再刊行。对某些“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方法。再次是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是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这一目的。最后是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在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文学教育似乎只是被附带性提及，但作者明确指出，“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实际上主要是由丛书、选本和教科书来完成的。而这些“丛书、选本和教科书”与教学的关系无疑是最密切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 对于文学经典化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因素，有学者认为经典化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尽管论者对经典的教育因素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教与学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诗》之为“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的言传身教和大力推崇。虽然孔子是否删《诗》，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一类说法，实际上已经为汉代尊孔者对“诗三百”的经典化定下了基调。英名确立固然不易，传世久远更为艰难。《诗经》千年盛传不衰，除上面所说的六要素外，适用于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要素的条分缕析无疑是认识经典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但有时也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与任何要素相比，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共同形成的文学精神。《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牢笼千载、衣被后世”的经典，首先在于它所表现出的迫切的现实关怀，纯厚的道德意识，真诚的人文信仰，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所谓的“风雅”精神。正是这种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并使其逐渐形成的经典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例如，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屈原的创作。《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唐代诗人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风雅情结”：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在唐以后“风雅”仍是中国诗歌的主脉，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历代都有众多秉承“风雅”精神的诗人哲士。有人说，“诗之为经者，风雅比兴而已”，以文学经典化视角观之，这句话还的确有几分道理。试想，离开风雅精神，何谈《诗经》教化？ 今天，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因为传统经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一种空前的经典危机感使整个文化界感到焦虑不安，并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例如“戏说经典”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悟空变成了好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凌驾于所谓‘大话文化’。” “戏说经典”的流行或“大话文化”的泛滥还只是大众文化冲击文学经典的一个侧面。有学者说：“当今世界，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已经被分流于影视、读图、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观念上的“信仰危机”。 如前所述，早期的经典是一个与宗教联系极为密切的概念。《辞海》对经典的第二条定义是：“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可见，即便在今天，经典的本质意义仍然与宗教有联系。在宗教语境中，经典始终具有神圣意义，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分歧时，到经典中去寻找依据是一种普遍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经典办法。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王国里的“经典派”，在他们的心目中，经典就是不可侵犯的“圣典”。 但是，文学经典却远没有那么幸运，特别是今天的文学经典似乎正在走向神圣的反面，对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成了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一个颇为流行的关键词。 谁都知道，同为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文学与宗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宗教中的经典与信仰存在着一种共生互补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要营造这种和谐关系却存在一种天然的障碍。从本质上讲，天马行空的自由创造、标新立异的破旧精神、另辟蹊径的探索意识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特征和宝贵品质，就此意义而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经典实际上是一个与文学创新精神相抵牾的概念。宗教圣典使人信仰有依据，法律条例让人行为有规范，行业典籍让人精通技术……文学经典虽然也具有各种经典的一般特征，但是，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其说是经典为新的创作提供了使之就范的法则，还不如说它只是为后来者提供了超越的对象。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本身都隐含着一种超越甚至毁灭经典的冲动，隐含着多种打破既定法则束缚的革命因素。这种“经典化必然导致去经典化”的悖论是文学的创新本质决定的。 经典化还是去经典化，这往往是由“时运”决定的。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宿命”，这也大约是“质文代变”的古今常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但恰恰在这成熟的时期，现代小说开始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就像先秦散文取代了骚体，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等一样，古代文学专家普遍认为，宋诗比唐诗更成熟也更深远，但诗必言唐的观念根深蒂固，宋诗再成熟，影响也远没有唐诗深远。现代小说的成熟与衰落，与宋诗的历史景况极为相似。”当唐诗成为一代经典，无论宋代诗人如何潜心“追摹”，如何苦心经营，都难以达到唐诗之于汉赋的那种别有洞天的巨变，倒是被士人称为“诗余”的文字成就了一代文学之辉煌。尽管宋诗对“少陵神功”顶礼膜拜，但与唐诗相比，后代诗人还是给了宋诗一个“味同嚼蜡”的评价，无意于经典的宋词却以近乎游戏的形式，悄然取得了并列于唐诗的经典地位。 历代文学经典的命运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对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理性的姿态：“一面对经典的文学保持足够的敬意，一面也明白高山仰止的道理而能积极地另辟蹊径，决不当经典文学的奴隶。”宋诗难以在唐诗的经典化过程中再创辉煌，宋词却在开拓处女地的过程中占尽风光。这种“栽花不发”和“插柳成荫”的事实，使对经典的追求（经典化）走向对经典的扬弃（去经典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事实上，任何经典化过程都伴随着一个相应的去经典化过程。文学经典化作为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在选取经典的时候，必然要对那些老经典、准经典、伪经典、泛经典进行遴选、排查与封杀，历史上文学经典化的“改朝换代”一向如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标榜排行”同样如此，无论是“排座次”、“获大奖”还是“进文库”、“入教材”，本质上都是一个在旧经典或既有优秀作品中甄选新经典的过程。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今天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因此“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这种激进的反经典的言论虽然并不比当下文艺现实走得更远，但目前并未引起理论界太多的回应，相反，理论界更多的是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 我们认为，视经典为“命根儿”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与诗性智慧不断丰富和沉淀的优秀成果。“一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后，其本身可以丧失活力乃至死去，但它的‘骨血’却将像生物基因一样编入文学传统的遗传密码，造成或影响着它‘子孙’们的体貌以至性情。在这一层面上，经典文学是一种超时空的不朽力量，犹如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是先验的、非理性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经典遭到了前所少见的遗忘、遗弃与拒绝，正因为有人高喊“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我们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迫切地需要经典的时代！ 三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 考虑到人们对“经典永远属于过去”、“文学生来不合时宜”等习惯性说法的宽容，我们对“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这一类情绪化话语原本不必较真。但在2001年，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论点时，文论界的反应却相当强烈。2003年，米勒在《论文学》中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终结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米勒的文学观是以自相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前提的，即文学虽趋近终点却又“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他的用意与其说是宣判文学的死刑，还不如说是在预言文学的新生，在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现存文化体系中的许多必将腐朽之物已经到了灰飞烟灭的时候了，而“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个所谓的“终结”如果没有“浴火重生”式的大转折的意思，那岂不是说整个人类文化也即将走向终结？ 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大约再没有比市场化和数字化更激烈的“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了。在以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为基本特色的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市场文化与媒介文化对文学经典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文学经典的承传与赓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首先，市场这只隐形手拂去了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神圣灵光。文学经典所禀赋的代神立言、为民请命等崇高理念日趋淡薄，娱乐化功能和商品化属性空前膨胀。欲望代替了人伦，时尚代替了教化，市场价值掩盖了审美意义。在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别无选择地走向市场的文学，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面对这个早熟的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也不得不接受大众消费的市场化规则。在市场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济学潜能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经典的复制和再生产在高利润的诱使下纷纷投向商业化消费的怀抱。文学生产，包括经典的再生产，在市场语境中遵循一般生产的基本原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文学经典如同物质商品一样完全服从于市场价值观念的规约时，经典的商品价值必然会凌驾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之上。当经典的价值以商业利润为尺度时，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观念也必然为之一变。于是，经典文学教化观念被市场观念所取代，传统文学的启蒙精神被卖文为生的商品意识所僭越。于是，策划“看点”，制造“买点”，抢占“热点”等多种商战技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经典”的“制造”过程中。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求得一席之地，许多以“自由撰稿人”自居的作家，必须想方设法克服出版困难和印数局限，否则，一经问世就注定要被文字垃圾和图像泡沫掩埋掉。因此，畅销，便成了市场语境下经典问世的必要前提。试想，琼瑶、金庸、王朔、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如果不畅销，它们怎么可能被那么多文学“票友”和媒介批评奉为“经典”？至于某些传统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往往也是借助影视网络等通俗化途径，才得以保住其体面的“眼球率”。 横空出世的网络，似乎比市场更加彻底地扫尽了作家头顶残存的神秘光晕。文学经典“载德载道”等传统理想在备受市场冷落与奚落的同时，正经受着科技理性日甚一日的强烈冲击。当然，文学既然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转入市场，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被消费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后全权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这种典型的去经典潮流无疑是经典的不幸，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作为“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的过程中，文学经典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才真正有机会“飞入寻常百姓家”。事实上，许多读者也正是在这些“装饰与笑料”的指引下走进文学经典世界的，经典在失去尊贵地位的同时反倒可能遇到更多的知音。 其次，时代新潮理论对经典长存的合理性提出了解构式质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20年的社会转型观念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使文学经典遭遇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经典何谓”与“经典何为”等原本意在强调经典重要地位的叩问，现在却成了否定经典权威性的诘问。“后现代社会颠覆了经典存在的文化根基。后现代否定传统，嘲弄连续性，消解历史感，信奉断裂性。经典是在拥有中心的文化上建立起来的，但当下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使中心性文化失去了过去的飒爽英姿。如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这是一个诸神狂欢的时代，后现代文化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套用本雅明的说法，网络的技术复制与拼贴不仅造成了艺术原创韵味的消解，而且使艺术的展示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于是，传统经典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性神圣感因距离感的消失而丧失殆尽。“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然而，在古老的经典意识和传统的经典信仰被颠覆的同时，文学在市场化与数字化生存境况下，必然会建立起新标准与新秩序。 专就网络对文学经典的影响而言，“栖居网络的文学方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极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同时，数字化媒介的技术叙事在对传统文学性解构中又在不断推进网络文学性的‘返魅’路径，借助虚拟真实的艺术张力设定自己的文学性向度，以科学与诗的统一重铸新的审美境界，书写赛博空间的行为诗学，并最终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因而，电子诗意的文学性生成便成为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事实上，当下新兴网络文学所显示的勃勃生机已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多种可能。 再次，市场和网络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勃兴，在分化和瓦解文学经典精英读者群体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学经典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一方面，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化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大众文艺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传统的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当电视和网络即将把大多数人的读书时间瓜分殆尽的时候，那些偶有闲暇的人，也很难产生阅读经典的欲望，纵有“欲读书情结”也往往挡不住形形色色的侦探、武侠、玄幻、个人隐私等作品的吸引。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恣情快意的娱乐性作品往往要比一本正经的名著更有吸引力。于是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经典，除了成了某类特殊人群为稻粱谋的“业务”资料外，就只剩下为部分附庸风雅的人装点门面的功用了。还有更惊人的说法：“（大众文化）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李春青：《文学经典面临挑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勃兴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经典生成与发展的新空间。传统文学经典的求真、尚美、向善等正面影响借助于市场与网络的巨大能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无论多么强大，就其源头和根性而言，它们都可以说是经典文学/文化的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文艺永远无法消除经典之母所赋予的神采与胎印。事实上，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历来如此。在所有大众文化/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或清晰或朦胧地看到这位时或“弱不禁风”的伟大母亲的身影。诚然，当下的文学经典普遍存在着被采伐过滥的倾向，但我们坚信，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就在于其自身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创生/创新机制。我们知道，一般物质产品都具有天生必朽的局限性，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难以超越消费“递减”法则，愈分愈少，愈用愈衰，渐趋枯竭，这是物质产品唯一不变的宿命；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经典，与物质产品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真正的文学经典必然蕴含着某种必不可朽的文化品质，经典的形成通常遵循一条消费“递增”原则，并必然要经历一个愈分愈多，愈用愈强，日渐繁盛的经典化过程。因此，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经典的文化潜力非但不可能被市场和网络耗尽，相反，真正的经典，必将在市场化和网络化过程中星火燎原般地创造新的辉煌。 中外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任何经典的形成，都离不开既有经典的滋养。纵观中外经典，从荷马到如今，许多平地起高楼般的杰出作品貌似突兀于历史的经典，实则是因其在经典的土壤中，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无《诗经》的“英华弥缛万代耽”，哪里会有“屈平辞赋日月悬”？唯因有“先秦风骚汉魏骨”，这才有“李杜文章光焰长”！这正如先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后才有《伊尼德》和《神曲》一样，正是“从光荣希腊到伟大罗马”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才哺育出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这样不朽的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凭文学市场的操盘手如何拨动名著的算盘，也不管桀骜不驯的网络写手如何睥睨传统，只要他们仍然拉扯着文学的旗帜，就永远不可能完全跳出经典的掌心。 T.S.艾略特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的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涂瀛），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就其精神内蕴和技巧技法而言，也无非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已。例如，其审美理想明显借鉴了“临川四梦”（叶朗），其世情观念更是“深得《金瓶》壸奥”（脂砚斋）。至于曾声称最好不读中国书的鲁迅，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经典的谙熟与彻悟，即便在同时代顶尖学者们眼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历代文学经典“不朽的地方”已被更自觉地应用到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文学经典，作为市场的“摇钱树”和网络的“点金术”，在纷纷抖落历史尘埃的同时正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文化神话。四大名著的“落网”、“化碟”、“动漫”、图解、改编、重拍、戏说、正说、点校、品鉴，等等，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其他名著如“三言二拍”的加工改造的方式方法也同样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近来，引领时尚的大片也纷纷瞄上了文学经典潜藏的票房效应。如冯小刚的《夜宴》对《哈姆雷特》的音像改造，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机械复制，“打破常规，另起炉灶”，使传统经典的大树又长出了别样的枝条。这类“经典还魂”的戏法，通过电视台众星捧月的市场化炒作和互联网图文并茂的数字化轰炸，获得了亿万票房，这样的奇迹固然应归功于媒体，但人们兴许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文学经典的深层影响。至于被各种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红楼选秀”等群众运动，无非是借名著造势的又一波消费经典的大众狂欢和感官盛宴而已。市场与网络语境下，所有这些名著的变脸或变相行为，不仅是文学经典产业化、数字化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例证，同时也是经典“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的生动说明。 在作用于经典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文学经典也必然要改变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任何经典都不可能毫厘不爽地保住原有的一切特点。文学经典作为E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延传变体链”（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将会呈现出不同样态。但经典的内在精神却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独立性，它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畏情势胁迫，这正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高贵品格。毛泽东批判“水浒”，使一部传统名著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但《水浒传》最终也并未真正成为政治斗争的“反面教材”，相反，在文学百花凋零的季节，它却客观上变成了最为普及的文学经典之一。周星驰大话“西游”，完全撇开原作，肆意推销其无厘头闹剧，在文学经典的影视化和市场化浪潮中巧立涛头，将戏说经典的口水酣畅淋漓地泼向民间和校园，而《西游记》这样的经典“经卷”不仅丝毫未损，反而受到芸芸众生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刘心武揭秘“红楼”，在“红学”之外另辟“秦学”，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因此而引起的“红学”著述激增及曹氏原著旺销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易中天的“品三国”，使央视“百家讲坛”成为人气飙升的栏目，其银屏字幕结集成书，竟然成了开机就达60万印数的畅销书品牌。但这些媒介引爆的浮华烟云，转眼就会随风散尽，它们根本不可能对《三国演义》的经典地位构成任何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和网络语境下，传统文学经典不仅是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的聚宝盆，悄然崛起于新世纪的游戏开发商，也一直牢牢盯紧了文学经典这座永远开采不尽的金矿。作家艺术家其实也仍然把文学经典看作经验的至贵宝库和灵感源泉，哪怕是那些反传统的“先锋派”或专以解构经典为能事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文化意义和艺术魅力更多地来源于被攻击对象，也可以说是经典的背面折射出的异样光芒。 总之，市场与网络的合谋，使经典在快餐化和数字化蜕变中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品格。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是否被长期摆放在畅销书架上，是否频繁出现于时文的引号中，是否被反复写进时髦的广告里。真正的经典即便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发挥春风化雨般的精神影响。我们欣慰地看到，如日中天的文化市场与数字化媒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经典文学精神灌输到大众文化的肌体之中，在大众文化的“陋室”里，我们也许再也找不到文学经典安居“殿堂”的矜持与清雅，但经典文化的种子已就此扎根于寻常百姓的家园。因此，对经典的未来和未来的经典，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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