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化作为精神生活 说起文化研究,马修·阿诺德(Mattew Arnold,1822-1888)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先辈。以理查·霍加特、爱德华·汤普生和雷蒙·威廉斯,以及后来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传统,追根溯源,也就是他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末叶,马修·阿诺德的名字几乎是文化研究中的口头禅。雷蒙·威廉斯在他题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百年》的纪念文章里,便讲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马修·阿诺德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他这样评价阿诺德:阿诺德对文化的强调,虽然用的是他自己的强调方式,是对他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直接反应。他视之为文化对立面的“无政府状态”,某种意义上颇为相似近年来公共描述中层出不穷的示威抗议运动,他没有将自己表述为一个反对派,而是自视为优雅和人文价值的护卫人。这便是他的魅力所在,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1]。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可以说是自觉对文化进行理论思考的第一位重要作家。阿诺德自幼受良好教育,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毕业后,他曾在父亲担任过校长的拉格比公学短期任教,后来当过辉格党领袖的私人秘书,出任过教育督学,又去欧洲大陆考察过教育制度,35岁时,被聘为牛津大学英国诗歌讲座教授,一教就是十年。仅就以上这个简要的履历来看,他会对文化产生怎样一种期望,应当可以想见。阿诺德写过不少诗,但是他的名气不在于他是诗人,而在于他是评论家。阿诺德的文学评论在维多利亚时代是首届一指的,他的趣味典雅,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在一个信仰日渐崩溃的时代,诗以它对生活的形象阐释,以及给予人们的安慰和支持,正可以替补信仰的空缺。阿诺德的评论是典型的后来称之为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作风。他的批评决不拘囿在文学的象牙塔里,而把触角广泛深入到文化、社会、历史、艺术乃 至神学等方方面面。他的初具形态的文化理论,就见于他那本大名鼎鼎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系1869年出版,一定程度也是对两年前通过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Reform Bill)中普及公民权内容的一个回应。阿诺德时代面临的社会危机是围绕公民选取权而来,争议的焦点是选取权是不是应当被普及到广大城镇中的工人阶级。1866年,第一个选取法修正法案被否决,自由派统治倒台。接踵而至的是改革(Reform League)组织的全国范围的示威运动,伦敦尤其声势浩大。集会的地点首推公园,但是当局声称公园是王家赐于公众休闲之地,并非供人惹事生非。同年7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约6千工人,在牛津街和爱德华路上一路前进,准备会师海德公园。警察闻讯赶来,紧锁大门。示威组织人要求进入被遭拒绝。之后游行队伍大都去了特拉法尔加广场,但是有一队人留驻下来,开始拆毁栅栏,许多看热闹的民众也加入其中,拆毁了约摸一英里长的栅栏后,示威民众拥入公园,花草践踏自然不在话下,还有些人拣起石头砸房子。市政府当即展开辩论,海德公园是属于某一个阶级,还是属于全体民众?辩论结果是派军队干预。阿诺德写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海德公园的阴影肯定笼罩在他的心头。收入该书的第一篇演说辞,标题就是《文化与它的敌人》。但是阿诺德本人并没有采取正统无罪派立场,他批评了举国上下追逐财富的拜金主义,指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又批评了政客和报纸操纵控制舆论,是少数人居高临下,用简单话和标语话的语言,对他们视之为“群氓”的大多数人发号施令;更批评了抽象的“自由”概念,指出自由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言论的问题,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生活,其间人们先是有知,然后有言。所以,文化在阿诺德看来,指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层面,与文化相对的则是文明。据阿诺德的阐释,文明是指人类的物质生活,它是外在的东西而不似文化内在于人的心灵,它是机械的东西而不似文化展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文化和文明的矛盾,由此可见,也就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矛盾。阿诺德给文化下了许多定义:文化是甜美,是光明,它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从根本上说是非功利的,它是对完善的研究,它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会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的一种和谐。这一切都可以见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除了经济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文化的敌人是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操纵舆论、反对教育的人。文化作为精神生活,它是通过求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化之为社会的完善。所以它富有浓重的理想色彩,或者说还有美学色彩。我们没有忘记席勒也设想通过审美教育,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社会的完善。不仅如此,文化还有一种扩展自身的本能,用阿诺德的话说,它深知仅仅少数人的甜美和光明是不够的,它只有等到我们大家都变成完美的人,才会心满意足。关于文化可以怎样像席勒的审美教育概念一样,启蒙大众修成圆满功德,阿诺德旁比宗教和政治,说了这样一段话:许多人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行业和党派信条来建构观念和判断,然后便向大众灌输这些观念和判断。我们的宗教和政治组织教化大众,正是这样的作风。我对两者都没有谴责的意思,但是文化的作风有所不同,它无意深入到底层阶级上去说教,无意为它自己的这个或那 个宗派,用现成的判断和口号来赢得他们的欢心。它旨在消灭阶级;旨在使这世界上所知的、所想到过的最好的东西,普及到四面八方;旨在使所有人等生活在甜美和光明的气氛之中,那里他们可以自由使用观念,就像文化自身使用它们一样,受它们的滋养而不受它们的束缚[2]。 这样来看,文化人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传教士了。阿诺德说,伟大的文化人总是有一种激情,一种把最好的知识、最好的观念传布到天涯海角的激情。他们殚精竭虑,一心要祛除一切僵硬的、陈腐的、艰涩的、狭隘的知识,转而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使它能被老百姓分享,不复是知识阶层的专利,同时,又依然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这样它就是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了。 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把英国社会分成三个阶级。第一种人是贵族阶级,他们是野蛮人,野蛮的贵族固然是精力充沛的正人君子,可是他们闭目塞听,墨守陈规,没有一点创新意识。第二种人是中产阶级,他们是市侩,市侩的中产阶级固然坚守信仰富有事业心,但是他们一味沉溺在物质文明里边,冥顽不灵,不去追求甜美和光明,反而唯利是图,而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惨淡无光。第三种人是工人阶级,他们是大众,大众要么跟风追随中产阶级,要么自甘沉沦,粗野而且愚昧,扑腾在他们贫困和肮脏的生活之中。阿诺德谈到工人阶级的贫困、愚昧和无奈,故而他们的文化导致权威扫地,社会和文化秩序趋于瓦解。“无政府状态”即是发端于工人阶级,阿诺德说,它是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当作人的基本权利,这当然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无政府状态毋宁说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同义词。很显然,这三种人都同文化没有缘分。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的功能在于培育一个有修养的中产阶级。因为现实中的中产阶级受功利主义浸染太深,而工人阶级则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一边,总是处在“文化”的对立面上。阿诺德说,大众永远没有充分的热情来观照事物,他们一知半解就很知足了。相反如其本然观照世界的人,总是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但是只有在小圈子里,完善的思想才得以流传。所以,有高度修养的人虽然只是少数,可是他们是人类知识和真理的器官。因为知识和真理就这两个词的充分意义而言,是人类的大众部分根本无以达成的。由是观 之,阿诺德所说的文化很显然是精英文化而不是大众文化,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因此,当我们把自己分为野蛮人、市侩和大众三种人等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明白,在上述每一个阶级的内部,都有一定数量的“异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这些人主要不受他们的阶级精神支配,而是顺从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顺从对人类完善的热爱;必须明白这些人的数量是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的[2]。当然这些先知先觉的“异族”是多多益善而不是日渐稀少为好。但对此阿诺德也十分明确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一方面它要取决于这些精英们推广文化的热情究竟高涨到什么程度,这是内在的因素;另一方面它还要取决于这热情受到的是阻碍还是鼓励,这是外在的 因素。阿诺德还清楚意识到,这样一种他称之为快乐本能的文化热情,差不多总是混杂进一些稀松平常的个人精神,一些阶级本能,甚至如人所常见的那样,一些其他阶级的本能。所以,文化能不能发扬光大,同一个社会的时代特征或者说时代精神,是有大有关系的。 在阿诺德看来,国家实际上是文化概念在制度上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个书名上就可见出:处在文化对立面上的不是机械的、外在的物质文明,而是缺失秩序和规范的“无政府”。所以,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固然是国家的使命所在,对于无政府和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国家更不能掉以轻心。诚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不论是贵族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每个阶级的成员都希望自己的阶级能够掌握政权,但阿诺德明确表示,不管是谁掌权,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把他们赶下台来,他们在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全心全意支持他们镇压无政府和无秩序状态,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人类的完善。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阿诺德发现,其核心地带有太多人在从别人的嘴里抢面包。工人阶级一时无以安身立命,便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里集会,就在哪里集会,由于国家是由贵族阶级统治,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又都集中在中产阶级里边,致使工人阶级压根就没有政府,没有集体和国家的观念。阿诺德为之痛心疾首。他甚至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他父亲的一封信来,当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气候恶劣,各地动乱纷起,在强烈谴责了政府的腐败和封建贵族制度的祸害之后,这封信最后的话却是:“对于动乱,古罗马的处理方式总是正确的,鞭挞参与者,把首犯从塔尔皮亚岩抛下处死!”[2]阿诺德称,对于这一教诲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即便自由派的朋友表明游行示威本身是在理的,也不足为训。他说,即便是废除奴隶贸易的示威,难道不能给顽固不化的愚昧政府一个威慑吗?但是 我们仍然要说,大街上汹涌而过的游行队伍,公园里大张声势的集会,依然是应当坚决禁止的,因为这些行为的所失要远远大于所得。 三、文化救世的困顿 所以毫不奇怪,对于海德公园的政治集会一类活动,阿诺德不可能抱有好感。阿诺德的结论是,由于国家是在依法治国,故而维持稳定的公共秩序,至为重要。不管是谁统治国家,秩序总是神圣的。而文化之所以是无政府状态的最为坚决的敌人,就是因为它给国家展示了光辉的希望,设计了美好的图景。文化给国家展示了光辉的希望吗?也许。它给国家设计了美好的图景吗?看来是未必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阿诺德的文化救世主义,能够读出来的决不是简单的督学作风或者无奈却又依然傲慢的人文主义。 阿诺德说,面对野蛮人、市侩、大众这三个阶级的令人沮丧的现实,他和他的同胞一方面不能绝望,另一方面也不能威胁以暴力革命,而是应该抱有乐观态度,满怀信心地展望威林顿公爵所说的一种行进在“法律轨道”上的革命。当然阿诺德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法律其实不是今天自由派的朋友们大力举荐的那些法律。由是观之,阿诺德的文化观念,对于社会来说,往往说是背靠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来铸造一种道德规范,往近说就在于让这显然还是飘渺在乌托邦里的道德规范,来对大众出演警察功能。这样一种文化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那个时代,不用说效果是令人生疑的。 论及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雷蒙·威廉斯感慨说,我们今天都是小阿诺德们,一方面孜孜以求光明甜美和人文价值,一方面念念不忘戒律,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压制。而这在过去以及在现在,都是一种危险的立场,是登峰造极滥用自由主义。威廉斯认为阿诺德文化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法解释何以国家为少数人所左右,而不是为阶级所左右,从而让这少数人来担当起振兴文化的大任。简言之,阿诺德没有能够显示这少数人能在怎样的机制中组织起来,所以他所描述的理想国家轰然坍塌,摇身一变成了对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现实国家的辩护。但是威廉斯或许没有想到,即使阿诺德把他的那一部分少数人用阶级框架起来,那又怎样?阿诺德的那些少数人,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阶级吗?问题是,知识阶级表达的是普遍的人类精神,还是他自己的阶级精神?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还远谈不上是乐观的。 但是阿诺德的文化理论功不可没,他将文化明确界定为世界上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他后面的一个世纪提供了一个认识文化的基本视野。这个对文化的阐释视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是受益不浅。 [参 考 文 献] [1]雷蒙·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M]·伦敦:弗 尔索出版社,1980·3· [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伦敦:剑桥 大学出版社,1932·71、109、206· 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