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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对身体的物质性打造可谓变本加厉，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体出于本能所需要的限度，诸如染发剂的诞生、医学美容术的发展、食品工业的进步等等，身体被食物、衣物、化妆品等过度打造，后工业时代，身体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款待，成了当之无愧的消费主体。也因为身体的这种消费属性，身体越来越成为政治物，它的自然属性被自己的消费行为改写甚至被消灭，它越来越和自己的本性相脱离，甚至成为自我本性的反对者。——身体也因此成为自我消解、自我分延、自我疏离之物，身体制造了自己的后现代处境。 身体变成了无本质之物，它不再规定自身，也不再反对自身，它变成了后现代世界中的没有规定性的空无。这个时候，身体越来越成为一个被规划、被塑造之物，它不再是现代景观中的追求自我解放和确证主体，也不再是革命大叙事中的劳动和牺牲，而是主体消溃之后的一抹残存的生存形式。身体写作意味着：写作通过亲近、疏离、分拆、瓦解等等手段，不断地对身体进行再想象、再塑造、再规划，它脱离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启蒙叙事和20世纪中后期的革命叙事，通过写作这种方式，不断地切入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下的处境中，成为动荡不定的现实性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应该说，它通过再造自己的幻想而让自己在后现代消费政治①中成为核心的景观之一。 同时，身体本身也是供给消费的(色情化的身体)。它是社会关系场域，自然也是消费关系的场域，但是，非常特殊，它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它是消费行为，同时也是消费关系，因而身体和消费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后现代景观中，消费政治是主导一切的力量，它主导身体行为、身体伦理、政治身份的建构以及认同，在这个层面，身体是被塑造、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在某种层面上，消费政治又是极其身体化的，它又遵从着肉身需要(欲望)的逻辑，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消费政治和启蒙、革命时代都不一样，在启蒙和革命时代，身体话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它是政治话语需要压抑和消灭的对象，而后现代消费政治对身体话语则是鼓励的，它甚至主动从身体话语中寻求突破、发散、多元杂糅和狂欢的力量。 身体在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找到了消费政治这个栖身之所，在消费政治的宏大叙述之流中，它被规驯、疏导、开放、开发、怂恿，它成了消费政治的一个符号载体——它是消费政治对之进行了重塑之后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压抑、规驯和塑造着消费政治。身体并不是自然物，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人们也发现，它同时也是建构者，它总是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消费政治中身体话语拥有极高的表述权。 一 垃圾化：解欲望化及其所指 消费是高居于这个时代每一事物之上的原则，它将这个时代所能见到的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版图，身体也不例外，甚至它可能是消费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棉棉在《糖》里说“我”最相信自己的身体，认定无限真理就隐藏在身体之中，为什么呢？陈染在《写作与逃避》中写道：“那个附着在我的身体内部又与我的身体无关的庞大的精神系统，是一个断梗飘蓬。”精神的力量变得虚弱，犹如儿童，而身体在这过程中却越来越富于主导性，仿佛成了主角，后现代书写中，身体是怎样被指认的呢？刁斗就在一个访谈中说：“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我喜欢探究情欲。”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不是智慧，也不是劳动，而是欲望，而欲望的积累和消除都是通过消费这个中介来实现的。身体直接成了消费者和被消费物，启蒙时代曾高喊“我是属于我自己的”的身体、革命时代“劳动和牺牲”着的身体，被“消费的身体”所取代。身体在消费中积欲又被解欲，消费是一个解欲的过程，但是，解欲过后是更加激烈的欲望：消费撩拨了欲望，这被激发起来的欲望又进一步增进了消费。这是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世界的最隐秘逻辑。消费解放了欲望，但是，欲望并不能解决一切——身体作为消费者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消费能力，作为被消费物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可消费性。实际上，身体的消费者和被消费物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身体在消费时代同时处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夹击中。身体在消费政治中的主导身份是通过消费来确定的，当然，这只是幻觉，人们以为只有做一个消费者我们才能摆脱被别人消费的命运，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我们通过消费他人也消费了自己。 卫慧小说《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追求各种名牌化妆品和服装，身体是消费的精灵，需要不断打造、投资，著名时装、鸦片香水、CD唇膏等等都是必需的物件，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需要不断地刷新自己，在各种关系中被消费着的身体必须时刻保持它的可消费性，它必须抹去被消费过的痕迹——而化妆品、香水和衣物无疑是身体最好的刷新媒介。身体为了实现自己作为被消费物的角色，它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身体才能克服垃圾化，克服被遗弃的命运，重新回到可被消费状态。纸巾被你的手擦过后，被服务员扔进了垃圾堆，它不再是纸巾，而是垃圾，服务员据此判定你完成了对纸巾的消费，并把使用纸巾的费用结算在你的帐单里。垃圾是纸巾的遗迹，是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是一种什么都未余留的余留物。一张扔在垃圾堆里的纸巾就不再是纸巾了，为什么呢？它被消费过了，它们是没有任何剩余物的废弃部分，它是曾经存在的价值被消耗过后再也无价值的过去的价值物的踪迹，它就是无。后现代社会，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都在被消费之中，一切都因为被消费而垃圾化着。但是，如果你告诉你的邻居：你拥有的不过是一堆垃圾，他会大发雷霆，会以为你疯了，因为他一生都在为拥有这些并消费它们而奋斗。然而他使用的一切都是将成而未成的垃圾，就因为他正在占有并使用那些物，所以那些物对于他(一个人)来说还不是垃圾，而对于其他人，因为这些东西只能被一次性地消费，因而尽管它尚在使用中，还表现着自己的使用价值，但却已经是垃圾，也就是说，“垃圾”表明一种消费关系，当一种价值被一个特定个人占有，那么它对于其他人来说就突然之间变成了垃圾。例如，纸巾，当它被甲用来擦他的油晃晃的嘴时，它对于一个没有用餐巾纸而等着服务员拿餐巾纸来的乙来说就已经是垃圾了，也就是说，乙在这张餐巾纸被甲使用的过程之中甚至之前(如甲拿过餐巾纸，准备用它)时就将这张餐巾纸感受为垃圾了，因为这张餐巾纸对于乙来说已永远没有再用的可能。这就是现代消费的实质，一次性地消耗一个物的所有价值从而使其成为垃圾。人们怎样对待垃圾呢？遗弃。现代人对空无的体验和遗弃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化妆品、衣物等等手段，身体在这种消费关系中也会垃圾化，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被抛弃的命运。一个被消费过的身体，它存在着，但却是空无，因为它没有可消费性了——身体如何躲过那种像纸巾一样经一过性消费而成为垃圾的命运？传统的办法是一夫一妻制，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构成一对一的相互消费，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也是被消费者，自己被垃圾化的同时也在垃圾化着自己的对象，因为这种对等关系，人们变得可以对对方的垃圾化视而不见——人们因为自身的垃圾化而忍受对方的垃圾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夫一妻制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化妆品、时装、香水等物品不会特别在意的原因。 但是，后现代社会，许多人游离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外，他们通过香水、化妆品、时装尽可能地遮掩自己作为被消费物已经被垃圾化的明显痕迹，他们试图以此来克服自身的垃圾化，以便在这个消费主义的世界里可以反复循环使用。 香水、化妆品、时装是对身体的消费性书写，其实消费社会，金钱、地位、智慧、知识、年龄等等都是以对身体的消费性书写的名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它们都是身体的消费力的符号，同时它们也是作为身体的可消费性符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身体对垃圾化的抵抗策略)。对垃圾化的恐惧及抵御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身体政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消费主义社会公开的秘密。 尹丽川有一首诗《肉体》这样写道：男肉体和/女肉体/滚到一起/抱成一团/用鼻子嗅/用手摸/用嘴唇舔//不一会儿/就热了起来/两具肉体/汗腻腻的//又过了一会儿/女肉体/对男肉体说/你下去吧/咱俩别靠/这么近/太热了//男肉体/十分委屈/他没忍心说的话/女肉体竟/先说了。《肉体》描述的并不是一场启蒙主义时代的爱情关系，也不是革命时代的男女关系，而是后现代消费时代的积欲和解欲，是欲望消费，积欲带来了消费，但是，解欲却要中止消费，有的时候，身体的解欲来得太快，以至于消费行为尚未完成，就被解欲事实提前中止了——身体被解欲垃圾化了，它们的可消费性在解欲的那一刻消失了。消费和欲望的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消费总是对欲望的解码，它通过给欲望解码而解除欲望，另一方面，消费又总是试图不断地重塑欲望，挽留欲望，激发欲望，它避免一劳永逸的解码——这一点构成了身体不断需要“刷新”的动机。 一般的身体消费和一般物的消费不同：消费者和被消费者的身份是游弋、互换、变动的，双方同时身兼二职。只有在买春和卖春这种身体消费的极端例子中，消费者和被消费者的身份才是割裂的，身体的消费者和被消费者地位通过金钱的支付和收取来区别，金钱让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拥有了掌握和处置权——一个身体成为另一个身体的工具。因而，后现代消费主义身体政治的原则不应该从买春和卖春中得出，越来越多的一夜情、网恋、网交等事实说明，身体政治的后现代景观，和传统的婚姻、嫖妓场域中的身体关系并不一致，而是有另外的风景。消费是一个“解欲望化”能指，它的所指是什么呢？垃圾化？ 二 大写的身体：表述什么，怎样表述 朱文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写道：“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生活的问题。”不仅仅是朱文有这种看法，其实在陈染、林白、韩东、李冯等1960年代生新生代小说家中都存在着一种将身体放大，将身体作为反抗意识形态的手段的冲动。他们用大写身体来应对意识形态，以身体写作来应对意识形态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写作首先是发现身体、回到身体，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找到身体，把消除身体和存在的割裂当作自己的目标。他们认为“身体”中包含了所有存在的意义和奥秘，一切身体的言说：感性的言说、欲望的言说等等都是合理的，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首先是身体自由的社会，欲望不会被当做压抑的手段，自由也不会将欲望当成反抗的工具，人们对待欲望的态度应该是放松的，它应当允许欲望借用身体本文自由地书写自身。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葛红兵的《沙床》、林白的《汁液》等小说中， 20世纪90年代出场的新生代作家面对欲望是放松的，他们相信个体欲望比阶级仇恨好，感性开放比理性压抑好，他们甚至渴望以身体的欲望性来对垒意识形态的覆盖张力。他们据此寻找着身体写作的意义。 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方式。魏微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她们……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②魏微们作为1970年代生的新生代作家，比韩东等晚生了10年，韩东们自认为自己在解放身体的时候，魏微们却认为他们的解放还不够，甚至可能是另一种禁锢，魏微认为韩东们对性和欲望依然是紧张的，他们并没有把性和欲望当作性和欲望本身，魏微们试图以一种淡然的毫无感动的没有方向感和操行感的方式来面对性和欲望——它们将是它们自身，不再负载任何精神性因素(对意识形态的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性因素)。《像卫慧一样疯狂》(卫慧)中作者在写到性快感时如是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快感的直接认同与那种将“性”当做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的方式是不同的，后者把快感当作工具，前者认为快感就是快感的目的，不应当控制快感以使其充当实现别的什么目标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身体只能由快感来书写，身体本文只能作为快感的遗迹而存在。 魏微、棉棉、卫慧等的笔下，身体出没于酒吧、迪厅、俱乐部等香艳场所，它们是躯体化的，在这些地方，它们勾带着享受商品产生的愉悦，也呈现着享受性带来的快感，在卫慧笔下，对身体的精神性装潢——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狄兰·托马斯、米兰·昆德拉等，是摇滚、电子音乐、大麻、性等快感书写必不可少的前奏，它们是身体快感具有癫狂、迷乱、颤栗、撒播、分崩等后现代效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棉棉则更为直接，棉棉的身体言说来自对性高潮的发现和赞美，虽然高潮总是带来男人对“身体”的入侵和伤害，但是，男人是带着HIGHT来到她的身体之内的，女性的身体离不开这种HIGHT的书写——“我”不能没有高潮中飞翔的身体，在快乐中的身体，正是这个身体改写和重构了“我”和世界的关联：后现代消费主义政治中，HIGHT是身体写作最核心的命义。 这种解放是把身体从启蒙、革命等符号系统转移出来，现在HIGHT成了身体唯一的符号，如果说，韩东、朱文、葛红兵、陈染、林白等人的写作中身体是主体自我沉思的对象，对身体的凝视、抚摸、热爱、夸张还显得有些骄矜和炫耀，那么这里，身体已经被等同于存在本身，而不是通往存在的桥梁和工具。以HIGHT为中心的身体话语被建构了起来，这是身体写作建构出来的新意识形态。 新生代作家的后现代身体书写，为什么会如此？赵柏田在《出生于六十年代》③一文中写道：“他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60年代那种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红色时代的遗民”这一说法非常好，在他们的成长世界里，激情、理想、正义……统统成了贬义词，就像一个也是60年代出生的歌星张楚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鲁羊在他的一部小说《佳人想见一千年》中，借对主人公的分析，这样说道：“他的躯体越来越重，……他离开激情，身体的物质性越来越大……他淹没在激情中断时。”他们几乎先天就是反理想、反道德、反精神的，他们先天更亲近身体的物质性、欲望性，他们更纵情、随意，更在乎身体世界那种幽暗、摇曳、迷狂、慌乱、沉醉、升腾。 他们发展出了一种与这种身体的言说相适应的“午后的诗学”：一种有阴影的、个人的、隐秘的、感触的、黯淡的，一种光线里含着隔阂、暗冷、曲解、死亡、阴暗的写作。例如鲁羊《黄金夜色》，朱文《傍晚光线里的一百零八个人物》，韩东《树杈间的月亮》，陈染《嘴唇里的阳光》，卫慧《水中的处女》等等，新生代作家喜欢那种阴影的、软弱的、黯淡的、暧昧的、模糊、分拆、遗迹的事物，喜欢那些处于不定、漂移、晃动的东西。“阳光”在北岛那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是正义、真理、永恒、光明的同义语，白桦有一首诗就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顾城有一首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可以代表他们对光线的理解。那可说是一种“黎明的写作”。而新生代写作则不一样，在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中，阳光与嘴唇联系了起来，带着性意味，这里阳光是阴影的(张开的空洞的嘴)，这里阳光是有伤口的(黛二小姐的牙痛，被拔出来的带血的牙)，是“久远岁月的隐痛”(黛二小姐隐痛的生活)，是对身体的入侵和改写。 他们把身体安置在夜晚的酒吧里，酒吧也因此成为后现代身体政治的专用符码。“在一个酒吧里他找到了熟悉的温暖而无意义的气味(卫慧《水中的处女》)。”朱文的新长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从酒吧开始叙述，也在酒吧结束叙述。酒吧，这个符码就这样来到后现代身体写作之中，后现代身体症候：麻药、酒精、摇摆、迷狂、散乱、耗散等在这个文化符码中得到演出，后现代身体写作构筑了这样一种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酒吧间昏暗的人工灯光中太阳光下的一切(阳光、理想、责任、理智、信念……)都显得不堪一击——这里是一个人工的修饰的地方，炮制的勾引，夸大的诱惑，蓄意的幻象，这里回避阳光，信念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敌人，这里是古典理想的敌对形式。这是一代只有自我而没有世界的作家，他们的自我的确定性仅仅限于身体的疆域之内。 三 “下半身”：极限还是开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的文化。它坚持“存在就是身体”的主张，它重视每个个人的身体性存在，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存，注重每个个体的存在的文化。身体型文化并不非常看重生活的最终的形而上目的而是看重一种生活方式，将存在本身视为目的；身体型文化是一种个人文化，重视个体独立和自由；身体型文化又是一种充分开放的文化，不以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看待世界，它更愿意从个体的直接的需要用一种更为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心态来对待新的事物。伦理型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人的身心二分法。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用知识给人类划分等级贵贱的可能，超级主体(天上的上帝、地上的圣人、领袖等)就是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超越者地位的。自从人类出现了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法，原始的身心统一的人就消失了，人类的肉体就一直是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为灵魂承担着这样那样的肮脏与罪恶，人类的肉体倒下了，而人类的虚幻的想象的灵魂却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来，被赋予了上帝、道德、良知、正义等面孔，而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面孔之后的唯一的真实的隐身人，也是唯一的得益人就是超级主体(上帝、圣人、社会大全)。他们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它要求人“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爱绝对主体：真理、大全、善，而无限地鄙视身体，无限地为身体的罪孽寻求它的宽恕和救赎。爱绝对主体的原则看起来似乎高尚，实际并不如此，因为绝对主体并不显身于世界，因而他的原则其实最终就是爱他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地上的圣(知识分子)，爱地上的神(领袖)以及虚构的“大全”。在这里人的朴素的身/心二分法通过神秘的神/人二分法转化进而发展为现世主义的圣/俗二分法、“大全”与个人的二分法，并在结果上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绝对等级制度。总之群体文化之下的人是身心割裂的，是以心、理性、灵魂来压抑身、感性、肉体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像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道德主义影响，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 后现代身体写作所崇尚的身体政治原则在中国并未被普遍接受，但是，文学界却情况不同，在普遍对后现代持怀疑拒斥态度的中国，文学创作及理论界最先开始了对后现代的传播和接受，直到如今，热烈响应后现代理论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文学界。而新生代作家以身体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系列还原或者解构活动构成了其波澜壮阔且不断发展的运动画面。 新生代遇到自己队伍中的反对者是在2000年1月。新世纪钟声还没有散去，新生代作家还没有在自己的地位上坐稳，而它的反对者已经从其内部诞生了。 当尹丽川④以一篇《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作为处女作杀上文坛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件：身体写作的内部分裂了，有更激进的一群，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老一批19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犹豫、遮掩以及政治化倾向——当外界批评葛红兵，觉得他在身体的旅行中走得太远的时候，新生代作家内部也开始了对葛红兵的清算，而这清算，是觉得葛红兵走得还不够激进，新生代中最新的一群已经羽翼丰满，他们要和自己的学长决裂了⑤，他们批判声浪日隆之时，他们试图用更为激进的姿态，更为决绝的方式，开始自己的身体之旅⑥。尹丽川的出现，这个曾经在法国留学电影专业的年轻女性，通过一篇针对新生代作家葛红兵的反驳文章走上文坛，她成了新生代运动的反对者，也标志着后现代身体写作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给身体写作添加了新的面孔，也带来了新的状况。她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知识、真理等大词汇的消解)以及对身体本能(在她那里身体还原成了野性和欲望的单纯体)的过分强调，而将身体写作发展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破坏运动。 尹丽川说：“是不是我中毒太深？关于男人女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男女关系。”她说：“失去了爱情(拥有性爱)。你永远不会老。” 他们对“身体写作”这个词已经不满，他们宣称，他们进行的是“下半身写作”，这种赤裸的对情欲的歌咏，对身体的热恋，和早期新生代身体写作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完全不相信身体之上的精神性因素了，“爱情”这样的词汇在他们的作品中是贬义词。 他们是“五四”启蒙叙事的反对者。冯沅君的《旅行》在五四时代有一定代表性，其中的一段话很能够说明他们对爱的态度：“我们又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他们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这里男女主人公是靠了爱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而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爱使人高贵，使人骄傲，拥有爱就拥有人的一切尊严。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在外孤男寡女地旅行，但是他们没有做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丁玲那篇引起了轰动，号称是“五四”“性爱”第一小说的《沙菲女士日记》中，在该小说中沙菲女士和她所喜欢的漂亮男人除了一个勉强的吻，再没有其他身体接触了。这种对于爱——精神和肉体分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他们也是革命叙事的反对者，左翼文学家大多把爱情和革命联系起来，但是，尹丽川呢？“爱情是湿的，革命是干的/一湿你就干，一干它就干。/革呀革呀哥呀坐/坐呀坐呀做呀哥/把酒杯坐穿！把爱情做干！” 尹丽川在一首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中这样写道： 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噢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喔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生活本该如此严肃》⑦中尹丽川对早期新生代作家渴望的“意义”进行了反讽。对意义的彻底消解，是“下半身”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身体”不能承载革命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样也不能承载早期新生代作家所寄寓的反意识形态功能，身体是没有功能和意义的，它无所谓意义，身体应当处于对“意义”这个规驯物的抵抗状态之中，身体被认真地还原了。它们否定政治铭刻，反抗思想符码，开始了身体的真空之旅。从身体中追求意义的行为被看成是迂腐和盲目的，任何试图使用身体而臻达某个目标的行为都遭到拒斥。身体，必须克服这种“意义”编码或者自我编码的冲动，身体必须在真空地带重新找到自我。在更激进的尹丽川这里，棉棉、卫慧对名牌产品的钟爱，对PUNK生活和姿态的伪热爱彻底地废除了，身体的资产阶级属性(包括以反抗资产阶级性而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性)被彻底拒斥，一切装潢，包括布料的衣服以及语言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衣服，都是多余的——它们被看成是对身体的(资产阶级)规驯而加以拒斥。 早期新生代曾经是中国文坛最激进的先锋，他们不仅和当代的写作体制不和，还和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包括鲁迅传统不和(韩东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这在一代读着鲁迅书长大的人那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和刊物发表体制不和(他们嘲笑《收获》杂志，讽刺《小说选刊》等等)，他们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抗集体主义道德信条(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辞职回家做自由撰稿人的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这种举动无疑是极端激进的，这甚至意味着自断生存后路)，还整体性地嘲笑社会物质和精神的等级结构。然而，他们的身体写作还是受到了“尹丽川”的抛弃和否定，尹丽川们需要更前进一步。在“下半身写作”者心目中，作协体制、刊物发表体制、阶级道德等等都不是问题了，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这些东西的压迫，鲁迅传统也是如此，他们反而发现鲁迅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楷模，鲁迅在他们心中就如金斯堡，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再次被发掘了。鲁迅是中国的一个奇特现象，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被看作是左翼文学的旗帜， 1950年代之后，他更是成了中国的文学之神，他曾经是红卫兵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后来在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运动中，他又成了启蒙知识分子的偶像，唯一反抗过鲁迅的是早期新生代作家，但是，也正是因此，后期新生代作家尹丽川们，从这里开始和他们分道扬镳了。鲁迅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呢？ 对于那种形式主义的夸夸其谈的耀武扬威的站队表态式的早期新生代的思想谋反，后期新生代作家们已经厌倦了，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从当初棉棉、卫慧对韩东等新生代作家的礼拜，到尹丽川对葛红兵等新生代作家的不屑一顾，时间仅仅是几年之间，但是，精神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兄长——早期新生代作家做了一次更大的谋反。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谋反是美学上的分歧造成的。早期新生代作家在美学上确立了一种对“坏趣味”、“庸俗艺术”的疏离隔离层，他们反对商业主义、市场原则，用标新立异来不断刷新人们的审美感觉，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仅来自意识形态，还来自普罗大众，他们要和普罗大众的庸俗趣味斗争。但是，后期新生代显然不是如此，他们号称自己是“下半身”，他们和任何高雅的东西无缘，他们追求的是——粗俗——或者是他们最新的身体美学——下半身美学。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自我介绍⑧： 沈浩波：一把好乳(打一人名)；答：浩波。座右铭：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 朵渔：天津一病乡绅：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尹丽川：喜爱男人，爱上就不放过，江湖版主赠一外号“酷男杀手”。与红旗并称“男女双杀”。 李红旗：清除伪饰的现场写作，被人唤做下半身的一面红旗。外号“靓女杀手”。 这些人物介绍的语言风格很能说明“下半身”的美学倾向。 沈浩波的代表作之一《人老乳不老》： 她站在那里 依然仪态万方 一个耸着漂亮乳房的女人 即使年纪大些 也可以说是风韵犹存 躯体意向。作家直接指向的是一具女性躯体，一个老女人身上的性感意味，这种美不是来自青春、爱情，不是来自和谐的身体之美，也不是来自精神因素，而是来自纯粹躯体⑨——甚至仅仅只是躯体的一个部分。这和早期新生代诗人对美女、少女的夸张的歌咏正成对比。中国的后期新生代作家们，完全不顾及什么是审美之物，什么不是审美之物，他们在美学上的颠覆性主要表现在拒绝在美学上作出“文学/非文学”、“审美/非审美”的区分，在他们看来这种“文学语言”的专门化、技术化正是早期新生代文学家失败之处，他们要让诗歌回到生活口语，让小说回到日常生活，而且是“下半身”色彩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后期新生代作家们看来，无疑，早期新生代作家以为自己的写作是身体写作，但是他们的身体却是上半身的身体，他们的写作也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写作，现在，他们不仅要在美学上高呼下半身的写作，同时也要在社会层面代表最底层的贫民，用平民的态度和语言来写作。他们的这种写作观念和流行于欧洲的PUNK潮流非常接近。他们是否直接从PUNK运动中接受了启示？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美学诉求，却是真切地显示了出来。 从美学上看，中国的后期新生代作家更具有颠覆性，但是显然，他们的颠覆色彩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正统文坛对新生代的把戏已经看得够了，他们认为这些人只是新生代的余绪，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文学审美的道路上，这些人实在是走得太远，一个先锋，他在前面50步的地方，后面的众人尚能看到他的背影，而一个100步远处的先锋，对于众人来说已经不是先锋了——因为对于大众有限的视野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的后期新生代作家面临同样问题，他们不被大众看见，他们的反叛性也没有被大众看见。他们得到的只有误解。纵观当下社会，消费主义富足外观之下，同时存在着两种赤贫化，一种物质的赤贫，他们在城市不被人看见的角落流行⑩，另一种就是中国的后期新生代作家们，他们是城市中得了精神赤贫症的游牧族，在城市的繁华外衣下，是他们犹如细菌一样赤裸的身体，他们脱光了衣服，在早期新生代的抗争与呼告之后，赤裸着下身在城市中暗暗游走。“一无所有”的、赤裸的他们深深地把自己埋葬在消费主义城市废墟之中，他们让自己最大程度地是一个“一般人”，以“一无所有”的空无姿态写出“下半身”的美学宣言。下半身写作，在中国，是空无的代名词，是反抗，同时也是妥协；是先锋的，同时也是保守的；它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美学时代：物质极端繁荣之下的精神真空化，无所有，也沉迷于无所有的“身体狂欢”。 注释： ①政治消费：从鲍德里亚的一个概念来的。鲍氏认为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消费也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必须在政治关系中才得以建立。消费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消费空间成为了政治性的，而且个人消费行为中的认同等私人体验本身，也都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吉登斯把这个东西称之为“生活政治”，这是相对于解放政治而言的，不过，它并不主要关涉为了使我们做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它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 ②魏微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曾慨叹现代社会，原始的、纯粹的情欲已经消失，“性堕落成了一种暗示和想象”，在《从南京出发》中，她认为，南京的历史：魏晋是形式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淫靡时代，人类从自身的束缚中跳出来，获得了解放。表现在性上，则有着空前的自由、坦荡，没有志向。热情奔放的身体第一次受到关注，房中术开始盛行。大量的钱物被及时地利用、挥霍、浪费——人类进入了大天真时代。而到了李香君的时代，甚至女人也在关注时局和政治，失去了对身体和自由之心的膜拜。性成了借口，南京在堕落。 ③《书屋》， 1998年第3期。 ④出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及法国ESEC自由电影学校， 1973年出生，“七0后”的作家。 ⑤尽管数年前葛红兵们也曾经发起过“断裂运动”，他们在“断裂宣言”中宣称要和鲁迅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决裂、和当代文学创作机制决裂。 ⑥值得注意的是，当初“葛红兵们”对鲁迅的攻击恰恰成了尹丽川不满葛红兵们的理由。在一篇网络上传播的没有署名的评论尹丽川《十三不靠》的文章中，该作者非常清醒地看到了尹丽川和鲁迅的联系，“尹丽川冷调的写法，……可说是在鲁迅之后，鞭挞群众种种劣根性的优秀作品，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里，蕴藏的是作家对世人的诤言。而尹丽川的《孙子找爸爸》，算是中国大陆新世代的另一篇《阿Q正传》，再度写出群众的盲从、愚昧及失控的恐怖。尹丽川在网络上刊载的《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一文中，提到‘我的文体定和鲁迅发生了“特殊联系”，我倒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⑦我随便看了他一眼/我顺便嫁了/我们顺便乱来/总没有生下孩子/我随便煮些汤水/我们顺便活着/几个随便的朋友/时光顺便就遛走/我们也顺便老去/接下来病入膏肓/顺便还成为榜样/“好一对恩爱夫妻”/……祥和的生活/我们简单地断了气/太阳顺便照了一眼/空无一人的阳台 ⑧http： //www.wenxue2000. com /index10. html ⑨在“身”的“躯体”、“身体”、“身份”的三个层次中，他们强调“躯体”。 ⑩沈浩波《乞婆》：趴在地上/绻成一团/屁股撅着/脑袋藏到了/脖子下面/只有一摊头发/暴露了/她是个母的/真是好玩/这个狗一样的东西/居然也是人。 原载：理论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