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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远。王国维吸纳康德审美的无功利一说，将文学从中国古代更为宽泛的“文章”中划分出来，并予诗、词、曲等以独立的美学上的价值与地位。就某种意义而言，王国维以自己的研究为文学学科这一中国现代学科的成立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自此，文学作为与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等人文社科各学科并列的学科之一，与各种理工科学科一起，成为现代学科的一种，并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中得以制度化。 超越于“教学机器”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学中的学科建设对苏联模式多有移用，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沿用至今的教研室制度。就文学学科而言，以教研室为单位，文学与语言学科被划分为文艺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写作等各个次级学科。这促成了文学学科中次级学科的基本分割。这种以分门别类的、层层划分的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学院制度，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学研究也成了这样的“教学机器”当中的组成部分，按照既定的领域划分进行研究。 在很长时间里，别说是文学学科与历史、哲学、宗教、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即使是文学研究内部的次级学科之间，跨学科研究似乎也被视为一种“逾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我看来，文学研究领域中跨学科研究的提倡，有相当积极的一面，就理想的层次而言，它有利于超越并突破“教学机器”的宰制作用，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东西。 两大趋向：方法创新与边界拓展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与出现，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密切关系，并形成两种不同意义的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一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方法论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早期，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西方近现代各种理论思潮的介绍与接受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毋庸置疑，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再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学，各种新的西方理论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视野。而且，种种具有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性质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不只是停留在文学理论领域之内，而且很快地反映在比较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领域更为具体的研究上。文学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研究，产生了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人类学等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性质的文学研究。 二是所谓的文学研究边界的拓展。这既与当代文化的实际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是所谓的从纸媒时代到影像与数字时代的变化），也与上面所说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种理论）有关。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学研究体现出的是从传统意义上的以诗、小说、戏剧为典型文类的“文学”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些新兴的以电影、电视、网络、广告、流行歌曲等为研究范围的“文学性”领域的研究问题。当今，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文学研究似乎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将影视、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同文学一起纳入大学中文系研究的范围。 走向综合的文学研究 细细探究起来，上述两种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并不相同。 第一种意义上的跨学科，准确地说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视野获得的问题，其立足点仍在于“文学研究”。亦即是说，文学研究面对的文本还是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文学的审美文本（主要包括诗、小说与戏剧），只是在研究的方式上，有了新的方法与视角。即使是像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这样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名目，仍多是在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出现，其价值还在于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而第二种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代表了文学研究对象的新迁移。这种迁移可以被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文学研究是应该研究莎士比亚还是麦当娜这样的流行歌星的问题。提倡后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其极端形式是主张抛弃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需要文学经典的数字化时代，视听语言才是应当研究的新的文化语言。后一种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挑战了旧的文学研究。在我看来，这种跨学科研究，其意义不在于用新的“文学性”文本来取代旧的“文学”文本，而是开拓了文学研究之外的新学科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新洋学科的研究在其开始阶段，不得不借用文学研究的理论、概念与方式，并在大学中文系当中存身，但其未来形态，恐怕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而是有可能像国外的有些大学那样，在大学中产生新的文化研究系。 我本人所关注的仍是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开放的文学研究”问题，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对于我——仍然对诗的魅力有所期待的人——而言，期望的是在跨学科的视野下一种相对完善的、综合的文学研究。这种文学研究能够区分“文学”文本与“文学性”文本可能的界限，并能够游走在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它能够像新批评那样理解文本内在的肌质，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洞悉文学作为一种虚构的社会性话语，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与社会构成同谋或者是反讽的关系。 巴赫金曾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意义理解为“解放人和使人摆脱物化”，就其内涵而言，是对文学内在审美能量的确证。无论什么时候，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是由文学这一关涉人性、人的精神、人的语言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学研究要有意义，仍必须激发文学内在的人性因素，以文学的灵性来抵抗铁幕的现实，并以此发现并确证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文学批评的跨学科传统与当今启示 西方文学批评向来有跨学科研究的传统。文学批评产生初期，哲学、宗教、美学等与文学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代，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文化批评、性别研究、历史话语等先后影响了文学批评的走向。在文学批评越来越来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和远离读者预期的当下，梳理、回顾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传统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跨学科传统由来已久 文学批评自古以来即与哲学发生密切联系。柏拉图说，诗歌和哲学的争执由来已久。这既说明了哲学与诗歌的对抗，又说明二者解不开的渊源。柏拉图本人被誉为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无论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还是他采用的对话体写作形式，以及他绚烂瑰丽、气势磅礴的思想表达，都毫不逊色于最优秀的文学华章。在从理式世界到理想国的宏大构想中，他对诗的本质、来源、功用、效果以及诗人的迷狂状态和角色等进行过深入的论述。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著《诗学》也同样出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此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把文学纳入思想视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巴特、福柯等。他们有关文学的思考既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宗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同样古老而常新。宗教文本从来都是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象和精神内涵，也构成了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以基督教为例，《圣经》文学传统源远流长。自中世纪始，基督教神学对创造、模仿等概念的阐发，对美与善、艺术与道德关系的感悟，为文学批评增添了众多新的经验。 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更是难解难分。两者既共享研究资源，也相互启发了许多相通的法则。许多美学家同时又是文学理论家。许多美学著作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比如，朗吉努斯论崇高及其来源，普罗提诺对艺术家心灵和知性美的揭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等，都是两个学科的阅读首选。 科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就像它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一样来势凶猛。19世纪，科学主义的兴盛直接催生了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和自然主义理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还繁衍出了新的文学品种：科幻小说。 新学科介入引发批评转向 到了20世纪，几乎每一次文学批评的突破和创新都与跨学科研究的介入有关。 首先给文学批评带来改变的是心理学。它引发了文学批评的重点由社会历史向人物内心活动的转向。欲望、白日梦、意识流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带来变化的是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精神分析的反驳，荣格创建了分析心理学派，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语言学引发了文学批评的第二次转向。文学批评由作家研究向文本中心论转移。借助于索绪尔语言学，雅克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主张，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文学性”、“陌生化”等新的词汇，与新批评、结构主义一道，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长期的统治地位。 历史悠久的神学诠释学启发了文学批评的又一次重大转向。文学批评的重点由文本转向了读者中心论。德国文论家赫伯特·姚斯和他的同事沃尔夫冈·伊塞尔受到和诠释学一脉相承的现代阐释学方法论，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提出了文学接受美学，使原来一向认为的被动的阅读者展现了新的活力。 在文学之外的力量一次次冲击下，文学批评的领域不断得以拓展。民权运动和种族意识的觉醒使得非洲裔文学、犹太文学、拉美裔文学、亚裔文学、离散文学渐次成为美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权运动和性别研究启发女性主义者重新打量文学史。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都是从文学之外介入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同样是全球化时代带来学科整合趋势的影响。文化转向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种类，影视作品、手工艺品、拼贴画、广场、文化节等成了新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带来了研究重点的转移，文学批评不但重视研究作品的产生，更重视研究作品的传播、媒介和影响。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的结合，产生了方兴未艾的文化创意产业。 开放视野注入活力 当前，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在其原因分析和出路寻找上，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研究都能让我们受益。 其一，理论术语繁杂艰涩，文学批评格式化、套路化的现象严重。不少文学批评是先引述一种“时髦”理论，然后削足适履、死搬硬套，既扼杀了阅读的魅力，丧失了批评的乐趣，也僵化了理论。文学批评应该是对作品的悉心领会和独树一帜的洞见。没有对作品的领悟和洞见而进行文学批评如无源之水，是舍本逐末。跨学科思路下的阅读和思考，能把阅读经验和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对文学作品和现象进行生动的阐发。 其二，文学批评过分专业化、领地化。一种表现是，文学批评者的学术视野有限，知识结构不健全。他们可以是某个理论流派、某些作家作品批评的专家，但是如果缺少对文学规律的思考，等于是自己缩小了思想的空间，不利于产生有启发性的见解。另一种表现是，文学批评者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但是缺乏思想的支点和对方法论的敏感，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跨学科研究恰恰在于不自设藩篱，不画地为牢，善于捕捉学科的交叉点和相汇处，促成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撞击出奇异的思想火花，投射出一片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星空。 其三，文学批评传统与文学精神的迷失。培养对文学批评精神的自觉理解和文学批评传统的传承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全面透彻地理解文学批评的传统，从中提炼自己的文学魂魄、胆识、领域和视角。有深厚的文学传统积淀，才能对具体文学现象有更准确、更生动的把握；有文学精神的自觉意识，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解读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那些跨学科的文学批评家那里，其实我们能读到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学精神。 将文学置于人类的整个知识架构和思想领域中进行思考，这是不同学科能够相映成辉的缘由，也是跨学科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跨学科研究之所以都能够对文学批评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是源于研究者对文学异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和文学对于人类的特殊作用方式有新的认识，从而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更广泛意义上拓展和提升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认识水平和思想境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