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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独属的建筑，承载光荣和记忆。北京是胡同、四合院，上海有弄堂、石库门。对上海女作家殷慧芬而言，她内心那个真正的上海，也许不在那些五光十色的高楼大厦，而在那些隐没在摩天大楼背后的弄堂里。 “我在石库门老屋里出生和长大，目睹许多卑微的生命在这个城市的深处，在贫穷和拥挤的空间挣扎和失败，在机器流水线上操劳和麻木，那些细小而深刻的悲哀，奠定了我写作的情感基础，是沉重、悲悯、绝望和希望。这些渺小的灵魂和微不足道的人生支撑起我们城市的传奇和庄重，也支撑起我的创作生命。”殷慧芬说。她从容地泼洒着弄堂里的细碎光阴，写出了石库门里被遮蔽的、具体可感的底层平民的喜怒哀乐，在自己的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石库门世界”。 “我是上海石库门的孩子” 陈骏涛（以下简称“陈”）：小说的文化蕴含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话题。你写过的一批关于石库门的小说，《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焱玉》等，对石库门风物人情一往情深，就很凸显上海的地域文化蕴含。“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喜欢我们的弄堂，我们的房子。”《屋檐下的河流》中小主人公的这段内心独白，也是你的心声吧？ 殷慧芬（以下简称“殷”）：我是上海石库门的孩子。我的生命和上海的市民生活仿佛梦中梦，交错缠绕。当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就在石库门里开始居家过日子。母亲是在家里生我的，我出生的前夕，楼下客堂的孙家姆妈还在楼梯下大声喊母亲，邀她搓麻将。窄小的弄堂曾是我童年时代飞翔的天堂。虽然结婚后离开了石库门，但每每看见相似的老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驻步凝望。 我不可抑制地关注和眷恋着石库门老屋里的人生，关注着屋檐下那些世俗而亲切的日子。从1982年写作始，石库门老屋的生活，上海工人、市民的生存状态、世事沧桑既是我写作的内容，也是我写作的力量。 朱育颖（以下简称“朱”）：写工厂也是你的长项，《厂医梅芳》、《欲望的舞蹈》、《迷巷》等作品可以说是工厂小说的新突破。 殷：我表现的工厂生活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工厂的感情，就是对石库门的感情。三十年的工厂生活在我的生命中有着重要意义，在工厂我亲眼看到死亡、美的毁灭、青春的自戕，逐渐意识到自己掘到的是一口深井。茹志鹃老师对我说：“你那个工厂啊，千万不能放，那里有你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写的是工，你写的是人，你要坚持。”我的作品不是传统意义的工厂小说，如果称我为“市民作家”我更乐意。 用文字“纪念在那幽暗、深邃的过道里活着的和死去的灵魂” 陈：石库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如北京的四合院一般，是上海民居的一大特色，石库门的房子可以说是历史留给大上海的一笔遗产。 殷：我在石库门老屋里出生和长大，目睹许多卑微的生命在这个城市的深处，在贫穷和拥挤的空间挣扎和失败，在机器流水线上操劳和麻木，催人泪下、痛彻心扉的努力，那些细小而深刻的悲哀，奠定了我写作的情感基础，沉重、悲悯、绝望和希望。当我在小说中触摸这些平凡而琐碎的流逝的日子时，我诅咒这个城市的无情和冷漠。在这样的诅咒中，我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寻找自己，寻找城市的感觉。正是这些渺小的灵魂和微不足道的人生支撑起我们城市的传奇和庄重，也支撑起我的创作生命。当我在小说中叙说那些艰难人生时，其实是在释放我内心的冲突和困惑。 朱：在《石库门风情画》这本小说集中，有屋檐下的亲情故事、左邻右舍的风情逸事、石库门的爱情故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屋檐下的河流》。你为什么采用儿童视角作为叙述策略呢？ 殷：我写《屋檐下的河流》，开始对石库门的精神漫游，它容纳了我所有对上海里弄生活的思索，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或许是因为我最深的记忆是关于童年的，所以在这次精神漫游中，带领我重返石库门的也是一个孩子。感谢孩子，借助他的奇异的目光，我透过石库门老屋现在的困惑，寻找到和过去相通的日子。 朱：《屋檐下的河流》通篇几乎找不到关于河流的自然形态和实际景观的描述，而是把“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比喻成一条喧闹、浑浊、鲜活的现实生活的河流，以小见大，真实自然，屋檐下的河流流淌的是旧式弄堂普通市民的情感。“屋檐”是当代市民生存状态的一角，是否可以看作是象征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寓言？ 殷：当然这是事后的感悟。假如有人问我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篇小说就是我的回答。也许有人会说你写的只是一条弄堂，甚至只是一个底层市民家庭的哀乐。但是我想，我找到的是一种审美的形式，而不是故事。在这个形式里，有很多文化的东西，因为这个家庭，因为这些琐碎的日子才凝重起来。有人认为《屋檐下的河流》只是描写了穷街的生活，我绝不认可。我心里充满了虔诚和热爱，在窄小的弄堂里，我重新有了童年飞翔的感觉。我甚至惋惜现代城市的改变打碎了石库门的尊严和理想。人们离开石库门老屋，离开积淀着百年沧桑的弄堂，成为城市的浮萍，我无法想象，有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失去？那种自由的洋溢着勃勃生气的市民精神，曾经在很长的日子里，在持续的贫困和禁锢中，在上海里弄里艰难地存在和延续了下来。没有了它们的熏陶，我们这个城市将和很多新造的城市一样，沦为千篇一律的快餐。 “轿车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象征” 朱：《汽车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轿车产业发展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表现了几代中国人为圆一个轿车梦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轿车”的内涵非常丰富。你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为什么把它作为一座“城”来描绘？ 殷：轿车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象征。发达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在上海培育了中国最早的市民文化，轿车似乎是这种文化积淀最好的象征。“叫出租车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拥挤的公交车上常常有人这样互相揶揄。上海的轿车工业是在20世纪30年代老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散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甚至就在上海弄堂某一栋石库门房子里。因此，我在写作《汽车城》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座城市来描绘的。 作为一个生活在汽车行业30年的业内人，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一个中外合资的汽车厂如何近乎悲壮地摸索出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道的过程，忠实地艺术地再现给读者。 朱：你以前的作品细腻柔婉，“石库门”展示出里弄旺盛的“人气”，“吉庆里”的世俗烟火味也很浓，《汽车城》没有选择较小的切入口，而是从正面直接切入抒写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波澜壮阔的画卷，是你的艺术风格新的突破和转换。 殷：《汽车城》倾注了我对城市精神的沉重思索，倾注了我对城市精神强烈的信念和赞美，所以作品就显得有力度了。但当我在电脑前为长篇小说《汽车城》苦思冥想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最先描绘的，还是石库门里的市民生活，它们仍然是《汽车城》这部小说最早的历史背景和城市底蕴。 原载：《文学报》2011年0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