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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下简称《书目》)自清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后，数十年为它翻刻、笺补、校补、补正以及补正的补正者都有，这使它得以广为流布，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颇大的影响。《书目》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著录者着眼于一个特定的读者阶层——青年诸生，为他们提供一条初学古籍的门径，即使这门径缺乏变革精神，却是前此所无的。《书目·略例》开宗明义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使初学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用前人书目体例。”鲁迅先生当年也曾说过：“我常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指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吴宓《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引者)，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1]鲁迅先生是在他认为没有比《书目》更好的书目著作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所以说“姑且靠着”它“去摸门径”。 《书目》为人们所瞩目，是由于它具有前人著作所未曾有的一些特点。根据该书“略例”所言，有下面几个方面： 1.著者“慎择约举”，只选录为初学者易于入门的书； 2.注意版本选择，只选善本，“不言通行本”，而读者又容易买到的书； 3.各类书目编排，“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使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 4.增加《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所未有者十之三四，或《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八九； 5.别立“丛书”为部，变传统的“四部”分法为五部分法；又另附《别录》两目，于一般初学者亦有帮助。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一些目录学家才对《书目》给予高度评价。例如：有的说它“不背于古，不戾于今，大体最为详尽”[2]，有的说它“为我国目录学著作开辟了一个新领域”[3]；有的说“中国古代目录书在体例上卓有创见的，要推《书目答问》……在目录的分类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4]。近年来台湾出版一些目录学专著也都有类似评价，如认为“清末改革《四库》者，以此书目为最早”[5]。这些评价，恐难免欠确切，而且评价的意义已不仅仅限于《书目》性质本身，而是涉及中国目录学史发展中的源流和变革的大问题。因此，正确厘定《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不能不是目录学研究中应该引起重视的间题。然而，时下在各种目录学专著或论文中，凡有论及《书目》者，大多又只从体例结构即所谓它的“五部”法这个外观说明它同“四部”法的歧异，因而具有先进性；或者因类目划分和叙例同《四库》小有差别，而认为它突破了《四库》法。只有从《书目》的灵魂——指导思想去探讨它为什么编成这样而不是别样的书目，同时指出它的理论基础同《四库》的关系如何，才能判定它是“改革”了《四库》，还是继承了《四库》，是“创新”还是仍旧贯。否则，就很难准确而恰当地赋予它以目录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二 中国图书分类法，自唐代《隋书·经籍志》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后，再经清乾隆钦定《四库》，“四部”分类法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千余年间，一些私家著述不用“四部”法分类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同“四部”法相抗衡。较著名的例子，如宋·郑樵《通志》取12类分法；明·祁承 《书自》的两“附录”也不足以说明是对《四库》的改革。“附一”不分类目，是给初学者开列他认为适用的、可读的各门书目，与分类法无关。“附二”则是劝告初学者“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同样与分类法无关。以此作为评价《书目》的分类体例，不足为据。此其一。 其二，从《书目》著目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它对《四库》虽有所修正，但也因袭了《四库》的一些混乱。江人度在《书目答问笺补·卷首》中就曾向张之洞提出了疑难，他认为：《艺文志》合经、史、子、集而并录，不能只归史部；类书不应杂厕于丙(子)集，小说、艺术不能收入子部；金石类不能置于史部；谱录图画也不应列入史部。这些混乱，有的在《隋书·经籍志》和《四库》中已存在，而《书目》未能摆脱，如在“类书叙例”中就说：“类书实非子，以旧例附于此。”有的同志已指出，《四库》“分类标准不一，书籍多则设类，少则不设，义(指学科内容)体(指图书体裁)相参，至使类目界限含混不清，又不能始终一贯，再加入‘寓褒贬’‘严去取’的主观意识，就更不能反映学术文化的客观实际”[9]。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传统的分类法不以科学分类(对象是学科)为基础组织类目。尤其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许多新学科，译著日增，死守“四部”法，只能把新书目削足适履去处置，对旧书目也无法按学科调整归类，使分类设目处于停滞、混乱状态。作为便利初学者入门的《书目》，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按目录编制分类的一般原则来要求，即根据每一种图书的内容性质、读者用途和形式体裁归入最恰当的类目中去，《书目》的纰漏与牵附还是严重的。“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一专科之学术也必然矣”[10]。《书目》未能避免中国传统分类法这种积习，江人渡曾不无理由地问道：“盖《七略》不能括，故《四库》为宗；今则《四库》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11]由于缺乏科学分类法，张之洞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其三，《书目》选录书目的标准，仍设置了不少禁区。有的是遵循钦定《四库》的，有的是著者自己划定的。修《四库》时，禁毁了几千种不利于清皇朝封建统治的图书，有的虽然列目，但却是为禁诫警众。张之洞在《劝学篇·教忠》里说过：“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这种信条使他在《书目》中不能补入《四库》禁毁之书。至于他自划的禁区，《书目》录目叙例中就有20多次提到“不录”的诫条。被摒弃不录的图书，他一概视之为“空言、臆说、伪书、违经”。例如下面几条：关于《诗经》“与四家诗(毛、鲁、齐、韩)不合者不录”；关于《礼》，“疑经者不录”，“有意驳古经者不录”；关于《春秋》，“春秋家与三传(左氏、公羊、穀梁)皆不合者不录”；关于传记，“止系一隅，又非古籍者不录”；关于艺术，“空谈鉴赏者不录”；关于诗文评，“诗话但举总汇，专家诗话太繁不录”；关于《国朝诸家著述》，“生存人不录”；在《别录》里特别指出：“割截侮经者不录”。从这些诫条可以看出，他有只选古本、善本的意图，但也有反对任何有个人见解的“离经叛道”的顽固尊经思想。因此，象李赞、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宋应星等这些在封建时代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的著作多被摒弃不录。甚至象魏源这样一个近代改良派思想家，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为张之洞奉行了的，《书目》里也不收魏源的《尚书本义》，因为此书对古代经书别有看法。《四库》在“凡例”中说：“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并匡其谬。”“特创新规，辨厥妍媸，严为去取”“敦崇风教，厘正典籍。”对这些“圣训”，《书目》遵奉唯恐不及，又如何谈得上么“改革”、“创新”？只有“尊经”“明道”的准则，而没有科学分类方法，要突破“四库”法，真是难之又难了。张之洞之后有袁昶、梁启超在上世纪90年代对我国新旧图书编目采取科学分类的新尝试，开创我国目录学史新的一页，“四库”法才真正寿终正寝了。 三 撰写目录著作，是为了满足对某种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叫做“信息需求”。“我们把信息需求理解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动因，理解为主体意识中固定下来的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与缺少为此必需钓事实、数据、资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对这种事实、数据、资料的需求表现为对信息出版物的一定的选题和其他信息服务的一定形式和种类的经久不息的关注。”“认识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吸收、积累和加工信息的过程。”[12]著作成果是认识活动过程的模型化，而要揭示该认识活动的指导思想不能止于模型化了的著作本身。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书目》著者籍以规范他的认识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光凭《书目》这一模式去厘定它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的偏颇。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指出，不能把编著目录当作藏书的账簿，图书、目录和学术研究应是连成一串不可分割的循环关系。他说：“著录部次，辨章源流，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记数之需。”[13]《书目》“略例”中称：“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他们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编著目录是一种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需求，不是为藏书而开列书单的。编著《书目》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呢？试从两方面来谈。 一是承继《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独尊儒家思想的衣钵。《七略》以六经为首，到《隋书·经籍志》六经仍居首部，直至《四库》而未变。《书目》对经部稍有修订，但与《四库》仍基本一致。儒家尊经思想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一统天下的，经书是厘定学术思想的取舍尺度。《书目》“附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一句话，一切文化学术，经世济用之学，离开经典的规范都是不可信、没有用、无远大成就。在张之洞的一篇影响甚大的《劝学篇》论著里，其《宗经》章对此发挥得最为详尽：“未尝不可以读诸子书，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诸子准绳矣。盖圣人之道大而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者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弊者，皆圣学之所黜也，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张之洞对老子、庄子、列子、杨朱极为不满，对非儒的墨子尤大加鞭挞。他对清代乾嘉以来学者研究诸子时每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认为是不够的，应从诸子中揭示诸子学说如何阐明经学的重道思想，才能为当今经世之用。读诸子书如果不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就会“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其流弊恐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引文均见《宗经》)前面我们提到《书目》中有那么多“不录”诫条，其根源盖出于此。张之洞以宗经尊儒思想制定学问准则，用《书目》引导初学者，防微杜渐，使“归于中正”。 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这是从宗经尊儒派生出来的。张之洞是积极推行洋务运动的一个大官僚，他所倡导的以维护清皇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导运动的思想方针。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表《劝学篇》就是用来抵制日趋激烈的变法运动的。倡导变法的改良派要从政治上实施君主立宪，而洋务派则坚持君主专制。当此之时，洋务运动早已失败，而《劝学篇》仍然全面、系统地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失去时代意义。但《劝学篇》却为研究《书目》的指导思想提供最切实的材料。《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就是所谓“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即所谓“用”。“体”为根本，所以“内篇”为主。“内篇”共分九章，又以前五章为最重要，即“一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第一义”；“二曰教忠。陈述本期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三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畜之大防，以保教也”；“四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五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这些就是“中学为体”的灵魂所在。洋务派也强调“西学为用”，即学习西方现代化技术，富国强兵，但目的是“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在洋务派看来，中国固有的道德教化是至高无上的，是立国之本，万万不能改变。西方技术先进，强兵利器，但必须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原则下去利用。《教忠》说：“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余年薄海臣民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郁遏未申，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以这种思想去指导洋务运动，其败也必然。以这种思想来著录《书目》，不能不固守《四库》的“寓褒贬”、“多甄别”、“阐圣学”、“明王道”的准则。只允许技术方面的西方译著进入《书目》。所以江人度慨叹说：“《四库》之蕃篱终将难冲决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重束缚了《书目》，使它无法反映那时代文献域的客观实际，对开拓中国目录学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书目》由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缺乏变革精神，落后于历史的发展，因而它不过是《四库》的一个新变种，它在中国目录史上并没有也不能够起改革、创新的作用。 注释： [1]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 [2]清·叶德辉：《郋园读书志》。 [3]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第158页。 [5]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第226页。在台湾出版的吴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李日刚《中国目录学》、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等书，均持类似观点。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39页。 [7]张之洞：《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 [8]张之洞：《国朝一人自著丛书》。 [9]李严：《略论我国近代图书分类法的演化与超越》，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 [10]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04页。 [11]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卷首》。 [12]A·阿利耶夫：《社会科学信息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王奇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5期。 [13]章学诚：《校雠通义·叙》。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