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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张之洞编纂的《书目答问》，是一本具有一定影响的选读书目，在当时是一本指引学习门径的书。今天看来，此书对我们的治学仍有帮助。鲁迅先生就讲过，“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 一、《书目答问》成书时的所处的时代 《书目答问》成书于1876年，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一百年左右，当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国势日下，有志之土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急于了解外国情况，以寻求治国之策，编辑和翻译了不少外国图书，随着政治的急剧变化，文化领域内也发生很大变化，部分士大夫不满足于训诂章句之学，视野逐步扩大。他们为了维护衰落的清王朝，主张改变学风，培养一批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用人才，洋务派张之洞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目录学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他认为“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宜不学，这样圣道既微，世运愈否”。他还说“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务他日成材”。张之洞当然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在西学源源输入，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之际，提出了改变学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书目答问》中。张之洞督学四川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便编纂了《书目答问》这本选读书目，虽与举业有关，却是在倡改学风中应运而生的。 二、《书目答问》的收录范围 《书目答问》正录附录共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分之一，乾隆54年(1789)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篇幅巨大，内容比较复杂，初学者难以接受，而《书目答问》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比较方便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称：“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可见这些书是经过选择的。大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书籍，张之洞从正面明确地为经、史、子、集、丛各大部类规定了收录范围：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者。他也为《书目答问》规定了收录的标准，有以下五不录：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书目答问》收录的图书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汉字兼采”，还注意收录了一些中外科技书籍，有些按语体现了“今胜于古”的思想。 但在《书目答问》的收录范围内，也体现了张之洞的正统观念，如经部收录的图书最繁多，但对于一些大胆有见地的书，如崔述的《读风偶识》、《徐霞客游记》等却不予收录，子部摒弃了全部近世小说，集部重点收清词家集，不录宋元戏曲，这些都反映了张之洞的封建正统观念。 三、《书目答问》的分类思想 张之洞在目录学方面继承了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理论，根据学术类别，进行科学分类，针对当时著作界的实情，依据郑樵的“书之不明者，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之说，继承了《汉书艺文志》最重学术源流的传统。 张之洞的分类思想，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有明确阐述：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经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告初学者，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條流，慎则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復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张之洞的分类思想。 四部分类，创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已趋于完备，在当时成为“永制”，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已不能完全适应图书发展的需要，正如江人度上书张之洞曾论及《四库》之藩离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将冲破那样。他说：“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日起，匪特《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且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话，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离终将冲决也”。张之洞也认识到必须对四部分类进行改革，有所创新。 四、《书目答问》的分类体系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建立了五分法，使四部法有了发展。张之洞在经史子集外，另增丛书一部，以容纳“古今著述合刻丛书日”和“国朝一人自著丛书目”，提出读诸子书和丛书的关系，他说，读买丛书，诸子切要者，清人多有校刻善本，多在丛书中，购得一书，即具数种或数十种。丛书中有精校本、精注本、足本和孤本。丛书的编纂始于南宋，沿及明清两代，丛书之业发展很快，明刻丛书荦荦大者有陆楫辑的《古今说海》、程荣辑的《汉魏丛书》，吴琯辑的《古今逸史》，胡文焕辑的《格致丛书》，毛晋辑的《津逮秘书》等。张之洞把丛书另立一大部类，符合当时图书的发展和分类的需要，在为读者搜求图书资料、治学方而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书目答问》以前的各种目录都没有把丛书单独列出来，五分法是对四部分类的改革。张之洞创立丛书一门，有三点主张，其一，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书，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二，一部丛书中“可该群籍，收残存佚，为功尤巨”；其三，最主要是因为，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属四部。所以《书目答问》把丛书另立一类，这种见解，是符合当时图书发展趋势的。 另外，《书目答问》又增设“别录”，介绍《群书读书》、《考订初学各书》、《辞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这也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 《书目答问》分类较细；在部下列类，类中列所属，各属中有小类即衍，但不立名目，在一类书之中，用“<”作记号，把“<”号当作分子目的标志，使人看来门径秩然而不琐碎，部、类、属、衍的类目，已经达到四级类目了，这样的分类是比较细致的。例如经部，有钩“<”号66个。即66个子目，使阅者分门别类，求书很方便。 《书目答问》把目光放在当代，收录了一些中外科技书籍，并在下面写了按语，有些按语体现了张之洞“今胜于古”的思想。如：史部“地理外纪”注云：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子部天文算法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又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究，极有用于经济之学。 张之洞在分类体系上，虽大致采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但有创新和改进。在具体图书的分类上，《书目答问》虽丛本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不完全照搬，全按它的类例，而是考虑各书的具体内容，按照书的实际内容进行分类，“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使读者能就其部求之。 如：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易属《京氏易传三卷》下论：此书多言占候，故四库列术数类，惟汉学家多与相涉，未便歧出，姑附于此。 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三礼总义属《白虎通义四卷》下注：此书皆言礼制，故人此类。 史部政书类历代通志属《通志》(郑樵著)下注：提要入别史类，今附于此，以便寻检。 史部政书类古制属《唐六典三十卷》下注：提要入官职，今附此。 子部艺术类《艺舟双楫六卷附录卷三》下注：此编实是杂文，因内有论书二卷，附此。 子部释道类《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下注：此书与《佛国记》意在纪述释教，不为地理而作，故入此类。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分入史部地理类外纪属注：玄奘以贞观三年求经西域，归而所述经历，辨机因编类成书，所列凡一百八十三国，多述佛典因果之事…… 集部诗文评类《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下注：此书意在评文，故列此。 但《书目答问》在具体图书分类上也有失当之处。经前人指出：经部陈立《句溪杂著》，胡玉缙认为“末卷不尽说经，当入儒家考订类。”集部朱珪《知足斋集》，陆心源以为”此书文集六卷为散文，附诗集，不应列人骄体文家集”。惠栋《周易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李慈铭认为不应人附录，方东澎《书林扬觯》，王秉思以为不应入正录。 五、《书目答问》的影响 《书目答问)的编纂，使推荐性书目达到了相当完备的地步，在体例上打破了旧有目录的框框束缚，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和分类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改革，五分法使四部法有了新的发展，姚名达讲“《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的地位，不在创造，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以张之洞之权威，《答问》之流行，适值东、西洋书日多，四部分类法正苦不能客纳之时，纂新书目目录者遂得借口另起炉灶，不复依傍《四库总目》，张氏虽绝对无意于打倒《四库》，而《四库》之败坏自此始萌其朕兆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传统四部法的改革，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自张之洞创立“五分法”后，五分法被实际运用在近代和现代的许多图书馆的古籍分编工作中，直至今天国家编辑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也采用了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五分法在今后古籍整理和编目中仍有生命力。 [作者简介] 胡平，上海市药品检验所图书馆 原载：《贵图学刊》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