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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人到中年，青春不再，去日苦多，往往萌生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多地记录下一些人生的痕迹，以供将来自我欣赏或他人品评。身为教师，用录音或录像，记录下自己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就是一个相当“风光”的做法。 1999年初冬，我到郑州大学文学院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讲授“明清文学史研究”课程，为时五天，每天六节课。当时的郑州大学文学院中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后来我的博士生、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小菊博士，是个有心人，为我的讲座课程录了音。虽然因为时间紧，原拟讲课提纲未能全部讲完，已讲的内容也录得不全，但这毕竟是我第二份讲课录音(第一份是1998年12月一位本科生为我讲授的《红楼梦》课程做的录音)，实属珍贵。 时隔多年，2004年3月至7月，我又一次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讲授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明清文学史研究” ，上课的时间是每周二晚上18：00～21：00，地点是教九楼102。旁听的还有一些本科生、博士生、进修生、访问学者以及其他院系的研究生，一共百十来人。这次我多了个心眼，在上课时，自己用操作起来还有点儿生疏的数码录音机，为整个讲授过程录了音。我原本不过是想“立此存照”，给自己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录罢了。 在课堂上，当你面对“如饥似渴”的学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经高度紧张，思想高度集中，思维高度敏捷，语言奔泻而出，虽然有讲义，但是仍然有时“信口开河”地胡侃，有时“天马行空”地跑题，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这是个人伏案写作时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因此，这样的历史记录，就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也许会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命题，引导我今后的学术研究。因此，我要感谢选修我的“明清文学史研究”课的郑州大学约20位学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约80位学生，没有他们的“在场”，就不可能有这份历史记录现在这样的面貌。《礼记·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正是在与学生的对话和交流中，我得以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自反”和“自强”。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所有选课的学生!是你们，促使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投入，也促使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 “无巧不成书”。2005年6月17日，我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明节先生的电邮，写道：“这几年，我一直在筹划‘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系列的出版，已经出版丁4种，目前在运作的有十来种。我想请求您的支持。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为我们做一两种?您下学期或明年有合适的课程可做吗?基础课最好，研究生专题课也行。现奉上我草拟的该选题‘实施方案'，请您过目。”明节先生是北师大的校友，与我多年交往，情深谊重，此举意义重大，自然义不容辞。于是我就现有的两种课堂录音——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明清文学史研究”和本科生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选读”，草拟了一份简单的说明文字和章节目录，寄给了明节先生。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明节先生的慨允，将我的这两部书稿都列入了选题计划，在此我表示真挚的谢意! 这本《明清文学史讲演录》的蓝本，就是1999年和2004年的两份录音资料。当然，两次讲授，时隔四年半，所讲的内容多有不同，观点也有出入，毕竟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听众、“语境”也不一样。总体上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还是2004年的讲演更为成熟一些。所以，在整理这本《讲演录》时，我就以2004年的讲课录音作为底本，只是个别的段落参照了1999 年的录音，一些师生互动的片段也采纳了1999年的录音。 我的“明清文学史研究”课讲义的原稿，吸收了我已经出版的著作《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明清传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和即将出版的著作《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以及其他论文中的一些内容，这点需要特别说明。 这次对课堂录音的整理，在尽可能保持讲授实况的“原汁原味”的前提下，我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删除了一些讲课时重复、累赘的话语，包括一些不必要的连词或感叹词，也包括一些口误；第二，核对了一些原始资料，尽可能地纠正讲授时“信口开河”地引用资料或展开论述时出现的错误；第三，抽换了部分例证，主要是对第四大部分“明清文学史研究实例 ”中涉及的我另一部书稿《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讲演录》的例证，作了部分的调整，以免重复；第四，润饰了全书的语言，在保留口语化、现场感的前提下，努力使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生动。过去我读到一些学术界同仁“讲堂实录”的著作，心里总有点儿不以为然。因为讲课和著书毕竟完全是两回事儿，怎么能把讲义直接兑换成著作呢 ?著书是“一锤子买卖”，一旦将你的思想写成白纸黑字，就再也无法更改了，是好是歹，任由后人评说。而讲课却是一种“活动的艺术”，虽然每一次讲课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总有机会让你去弥补，去修正，可以“ 常讲常新”。但是，一旦将讲课内容凝固成著作，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你的缺憾了。再说了，讲义是“私有财产”，可以保持“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恒久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一拨又一拨地更换，讲义却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因为对新一拨的学生来说，再旧的讲义也是第一次听讲，总会产生新鲜感的。现在讲义印成白纸黑字了，要么你不再讲这门课，要么你就得重新备课，否则学生一书在手，你就等于在课堂上“背书” 了，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啊! 现在我也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而且一做还是两笔买卖，这不是“ 大傻帽”吗?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打心眼里还是愿意傻这么一回的。因为一来把录音资料变成纸本文献，可以供更多的读者阅读，这不是可以使大学讲堂“化身千万”吗?说大了，这是造福文化界、读书界的事儿，不可、不为；说小了，这也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二来，既然有了纸本讲义，这就迫使我今后再讲类似的课程，就不能满足于“炒旧饭”了，必须重起炉灶新开张，对课程内容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是可以督促我多读书、多思考吗 ?演旧戏的感觉，毕竟比不上唱新戏，您说是吗?当然，等新戏唱得娴熟了，我还会保留一份录音的，那就应该只是“立此存照”了。 郭英德 2005年9月20日 草于北京洼里敝帚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