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有论曰：曹魏“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说：“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王国维先生据此立论： 案：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孙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经博士。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这一看法多有可商酌处。关于蜀汉之学风，其学官中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依然立有今文学博士，其中外来之侨寓学者以古文学为主流，而蜀地本土则多为今文学经师[1]。就吴地学风而言，虞翻此奏在孙策时，而非孙权时，所上对象为汉献帝，而非江东孙氏统治者。辨明此点非常重要，虞翻既上书东汉朝廷，其所说郑玄经注“行乎学校”，便可能主要指的北方地区郑学流行的情况，而未必是江东的实录。汉魏之际，学术领域主要的纷争便是拥戴郑学与反对郑学的对抗，而江东地区以虞翻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反对郑学的重要生力军。因此，以虞翻的话来说明“吴学校均行古学”，无论在文意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有不相吻合处。笔者以为，对孙吴学风这一问题，必须将其侨、土人士的学术活动分别考察，进而揭示其相互交流、融通的过程，才可能理解当时学风变化的真相与特质。 （一）江东本土学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江东地区在远古时代便有着灿烂的文明。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主要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自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以来，江东地区经术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强，而汉朝所立学官者尽为今文经学，江东接受官方学风的影响，当然也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东汉中后期以来，古文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在民间已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郑玄混通今古文，但其根本则是倾向古文的。这便造成了中古学术的一大变局。就地域而言，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中原，而处于文化接受地位的周边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旧学风的因子。汉魏之际江东地区的学风有无明显变化呢？请看以下史实。 高岱，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其善《左传》”。 沈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孙）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2]。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述会稽人物时也说：“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 唐固，《三国志·阚泽传》载：“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孙）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注引《吴录》载：“固字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虞翻，《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世传孟氏《易》学。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自叙其家学云：“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虞翻所著《周易注》，“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与当时中土学者的看法多有不合处，是其家学的结晶。虞翻为一博学众经之通儒，他对郑玄所注诸经皆有驳议。经学之外，他还涉猎子书和史籍，本传载其后期为孙权流放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翻别传》又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所著《太玄经注》颇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虞翻在孙吴具有和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韦昭《国语解》中有言：“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又，孙吴《禅国山碑》云：“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3]本传注引《吴书》又载“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陆绩，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后为孙权贬为郁林太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陆绩自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可见也是一位博学之通儒。 陆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与陆绩同族，孙皓时位至丞相，“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 姚信，《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陆逊传》、《孙和传》、《孙皓传》等处，十分简略。《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考《三国志·陆逊传》，信乃逊之外甥；同书《孙和传》载信官至太常。《晋书·儒林·范平传》又载信曾随平受学。信精于《周易》，《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十卷；《隋书·经籍志三》及《晋书·天文志》等皆载信著《昕天论》一卷。 韦昭[4]，《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昭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他得罪孙皓被囚禁后，上书自述撰作说：“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犠，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时人华核上书孙皓称昭曰：“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并誉之曰：“今曜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孝经解讚》一卷、《汉书音义》一卷。可见昭所学贯通经史。陈寿在《三国志》卷六五“评”中论韦昭曰：“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 华核，《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孙皓时任为东观令，领右国史，核谦让，皓答辞中称其“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曾与韦昭、薛莹等一起修撰《吴书》。《三国志》“评”中称述“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 陆玑，据《经典释文·序录》，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玑为《诗经》学开一新生面，奠定了《毛诗》博物学之基础[5]。 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著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6]。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区有异。前述吴地影响最大的虞翻、陆绩、姚信之三家《易》学，贺氏之《礼》学，唐固之《春秋》公羊、谷梁学等，都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汉魏之际江东学者对中土学风怀有激烈的抵触情绪。如虞翻对当时流行的《易》注皆有微词，《三国志》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諝。……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他又对郑玄所注《尚书》及其它经典多有指斥。虞翻对诸家经注的批评，除了具体文字训释可以确定是非外，主要在于其间学风不同所致。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虞翻易学出于家学传授。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他对于荀諝（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陆绩之传为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张惠言《易义别录》称观绩之所述，“有与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这便指出了虞氏之学与陆氏之学的内在联系。至于姚信《易》注，《易义别录》说：“姚氏注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岂仲翔之徒欤？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相近。唐长孺先生则推测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因此，唐先生断言：“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7]虞翻、陆绩年辈较长，生活于汉魏之际，而姚信则活跃于孙吴后期，说明孙吴时期吴地今文经学流传一脉相承的基本状况。 另外，吴地《易》学特重象数占验，本土学者喜好历数“谈天”之学。今文经学讲求灾异和天人感应，往往为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将社会兴替、人事变动与天象异常附会论述，这与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玄学之讲自然都有明显的不同。前文所引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并著有《乾象历注》；姚信著《昕天论》等，这都是显例。虞翻治《易》，也很重视占验实用，《三国志》本传载：“关羽既败，（孙）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方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注引《翻别传》载“翻放弃南方，……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正因为如此，当翻将其《易注》呈奉给孔融时，融答书称翻注“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这便指出了虞注重视占验的特质。不仅在经学领域如此，在子学方面，虞翻、陆绩等扬雄《太玄经》研究方面也显得保守，《翻别传》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解玄多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翻所论为何？其书已佚，难以详述。而陆绩《述玄文》则清楚地叙述了他与宋忠的分歧所在：“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宋忠释《太玄》，注重义理的阐发，而陆绩以为“休咎之占，靡所取定”，“失其指归”，可见他是重视“休咎之占”的。陆氏家学传人陆凯生活于吴末，其“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依然如此。这种重视象数、占验和好“谈天”的风气，正是江东学风近于汉代的有力证明[8]。 对于经学领域吴地学风的状况，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然此风于曹魏尤甚。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这里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在学术文化史上，旧学风的变异、新学风的产生，往往都出现旧学的原生或发达地区，而旧学的边缘或接受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学风上的“时间差”，边鄙地区便成为旧学风的保留地，所谓“礼失求诸野”，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其二，我们也应看到，自汉末以来，江东地区的学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据前述吴郡高岱等人在建安初已精于《春秋左氏传》，这可以看出东汉末古文经学风在吴地的流布情况；又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与当时中土学者和荆州学派删节经注的风气有相通处，显然是受到前者的影响。孙休立太学博士制度后，博士祭酒韦昭等精于名物、职官训释，与其同时的朱育则精通文字学。这都与古文经学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相合。孙吴后期古文经学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相继出现几部《毛诗》注疏上。除上述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朱育合著之《毛诗答杂问》外，孙吴还有徐整之《毛诗谱》三卷[9]。在汉代《诗经》学中，《毛诗》称为“古学”，当初未得立为学官，一直在民间学者中传承，东汉“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10]。吴地学者多习《毛诗》，正是受到中土学风影响的结果。 此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吴地学术文化风尚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经术研究中，出现了援道入儒、儒玄相参的情况，这与荆州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据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若风雨之骤至，而是有一渐进之过程，其中今古文之争与荆州学术新义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考察汉末思想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名学与易学方面。名学偏重于人事，由清议渐变为清谈；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汉末最为流行，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致力于此。汉代旧易学偏于象数、主阴阳，而新易学则侧重于义理的探究，常以《老》、《庄》解《易》，终于导致经学的玄化[11]。在这一学术风尚中，江东学者也受到影响，如虞翻治《易》，兼注《老子》，又与宋忠商榷《太玄》等；陆绩既注《易》，也精于《太玄》。汤用彤先生将当时《易》学按地域分为三部分：（甲）江东一带，以虞翻、陆绩为代表；（乙）荆州，以宋忠等为代表；（丙）北方，以郑玄、荀爽等为代表。他认为“荆州一派见解最新，江东一带也颇受影响”，并把江东作为所谓“新学”兴盛之地。根据有关史实，虞氏、陆氏治《易》，都有家学传统，而其兼治《老子》、《太玄》一类，则与荆州之学的影响有关。对此，陆绩《述玄文》叙之甚明。尽管虞翻、陆绩所释之《太玄》，在学术旨趣、路径、方法诸方面皆与宋忠有异，但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长时段的学术变化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的变异[12]。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流民聚居地，孙吴政权之建立与发展，与侨寓人士的支持关系密切。汉末、孙吴时期进入江东的流民，主要来自淮水流域，相较以往，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高，无论是汉末零散流迁江东者，还是随孙策进据江东者，其中都有不少博学多识的经术之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13]。与江东本土学者相比，“宾旅寄寓之士”的文化习尚不尽相同，他们的流动，势必会带来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交流和融合。 士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汉末为交阯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袁徽上书荀彧称其又“《尚书》兼通今古文，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其所招聚之学者主要有刘熙、程秉、薛综、许慈、袁徽等，形成了与刘表治下之荆州学派齐名的交州学派，其学术核心是刘熙，崇尚郑玄学术。士燮虽主要活动于汉末，交州后虽入吴，燮本人并未至江东，本可不叙其事，但考虑到交州学者大多活跃于孙吴之世，对吴地学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有必要略作介绍。 马普，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瑜传》，普为济阴人，“笃学好古”，瑜于丹杨设学官，普“临飨讲肄”。至于普之具体学术活动场所情况则失载。 张昭，《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汉末渡江，辅佐孙策、孙权兄弟，策待之以师友之礼，权拜为辅吴将军。昭晚年“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昭于《论语》非常熟悉，孙权曾问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昭长子承，“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次子休也有才学，特别是传承昭之《汉书》之家学：“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注引《吴书》曰：“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三国志·孙登传》也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可见张昭之讲《汉书》“有师法”，与治经学同。 诸葛瑾，《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关于瑾之所学，注引《吴书》载：“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又载其次子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长子恪，《三国志》本传称其“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注引《江表传》亦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可见恪虽不乏经学之才，而主要是以口辩应对之才为主。 步骘，《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注引《吴书》称“骘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赤乌中，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由其“诲育门生”，可见其颇重家学传承。唯其具体所治经术情况失载。 张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注引《吴书》曰：“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纮又精于文学艺术，著诗赋铭诔十余篇，善楷篆，深得孔融、陈琳等人称誉。 严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 刘颖，《三国志·严畯传》：“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孙）权闻征之，以疾不就。”颖之所学具体情况无载。 程秉，《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德枢，汝南南顿人，“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弻》，凡三万余言”。 徵崇，《三国志·程秉传》载：“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云”。注引《吴录》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后为太子等师傅，“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薛综，《三国志·吴书》载其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注引《吴录》亦载“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注引《吴书》称其为“名儒”。本传又载其曾“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综子莹也有文才，孙皓曾“追叹莹父综遗文，命莹继作”，并与韦昭、华核等同撰《吴书》等。 射慈，又载为谢慈[14]，据《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一》载“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梁有《礼记音》一卷，射慈撰”。清人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又载有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这里对射慈所著书名、数量所载不一，但慈为礼学家则无疑。 潘濬，《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弱冠从宋仲子受学”。注引《吴书》亦载：“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阴王粲见而贵异之。由是知名，为郡功曹。”[15] 当然，孙吴时期侨寓江东的异域学者非止上述几位，但他们的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与本节所论主旨相合。通过对来自北方的经学之士学术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学术风尚略作概括： 其一，从地域上看，上述人物主要来自淮水流域，其中以淮北彭城、淮南广陵两地最为集中。如张昭、射慈、严畯皆为彭城人，薛综来自彭城附近的沛郡。张紘、刘颖等为广陵人。如果再考虑到孙策之谋主秦松、陈端及皇象、华蕤、范慎等皆为广陵人，则广陵人士在江东地区各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16]。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两个城市居于淮河南北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至于临淮郡，则是淮水流域的核心区，琅邪、济阴等地则略为偏北，但仍属彭城的辐射范围之内。当然，孙吴郡内的侨士还有来自汝南郡等河南地区的人物，但大多来自淮水流域则不错。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汉末乱起，淮水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离江东较近，一些大族名士相继南渡；二是汉末所委任的刘繇、王朗、华歆等刺史、太守，皆有较高的声望，并大力招揽流寓人士；三是孙策早年主要在淮水流域活动，结交了一些人物。在汉末时期，山东、淮水流域是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其学风则是以古文经学较为流行的地域，特别是以古文为主、混通今古文的郑玄的经注较为盛行的地域。江东侨寓人士既主要来自这一地域，自然要受到这一学风的影响，并体现出这一特征。 其二，通过对以上人物所习经注情况的分析，可见他们多治古文经学。如张昭、严畯、诸葛瑾、徵崇等皆习《春秋左氏传》、《毛诗》等便可知；马普、刘颖等虽不载所治何经，但好“古学”则是无疑的。另外，程秉曾“逮事郑玄”，为玄之嫡传，其他如薛综等曾游历交州，与刘熙等研讨经术，熙乃交州学术之中坚，亦为郑玄之弟子，特重古学。薛综从熙学，其学风不难推测。至于广陵张紘，他虽然入太学习今文，但又私修《左传》，也是今古混通的。从总体上看，来自中土的侨寓人士与前述江东本土人士的学风有所不同。 其三，侨寓学者长期在江东生活，对该地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当有一定的影响。侨寓人士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昭、张紘、严畯等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学术倾向当然会促进古文经学风在江东的流布，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前述孙权辟用侨士入宫授业诸子及马普、徵崇、华蕤等设学传业，也有益于古文经学的传播。孙吴后期，吴国太学所设古文经学的情况便可证实这一点。不过，对此不应夸大。因为，东汉以降，学术中心日渐下移，是由官学转向私学，由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大族。因此，学术文化之地域化与家族化成为中古时代一大特征[17]。江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由前所考，江东会稽之虞氏、贺氏及吴郡之陆氏等，东汉以来都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家学”，其学业主要在家族中传授。他们对侨人学风的接受不仅是有限的，甚至有时还采取排拒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侨士刘颖“精学家巷”而既不愿出仕也不授业的情况，即便像徵崇那样设私学，但所择生徒也很少。其因何在？恐怕主要在于江东本土学人暂难接受之故。 当然，侨寓学者所治之学也有与江东人士相近而深受欢迎的。如王蕃，《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元，庐江人，“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吴丞相陆凯曾称其“黄中通理，知天知物”。王蕃所通为何“术艺”呢？《晋书·天文志上》载：“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这与陆籍主张浑象说、造《浑天图》有相通之处，正合江东人士重视天体论之学风。又，赵达，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达为河南人，“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北人赵达精于多种术艺，江东大儒阚泽等“亲屈节就学”，阚泽如此，与其重视占验历术等相关。江东本土学者的对侨士的这一选择，正说明了他们固有学风的保守与陈旧。 综上，就经学文化而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人士与侨寓人士间学术风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思想取向驳杂，虽然不废儒学，但更重视历史等实用知识的传授，对立太学、设博士则不够重视，拖延甚久。吴地本土学者多受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影响，并形成了“家学”传统，尽管汉末以来古文经学在江东已有流传，但其主体学风是崇尚今文经学的。而侨寓学者则大多受到中土经学“变今从古”风气的熏染，故所治以古文经学为主，或今古文混通，他们的活动对江东学风的变化有一定作用，如吴国太学立古文经学为学官便是明证。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才能明了孙吴学风的基本状况。当然，也应看到，随着南北人物接触与交流的不断深入，不仅有益于相互间的各种利益的协调，而且促进了双方学术文化风尚的融通，从而为两晋以降更深入的南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注释： [1] 参拙文《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2] 考沈约《宋书》卷一○○《自序》，沈珩出自后世著名的吴兴沈氏，汉末吴兴尚未析出，属吴郡。约述汉末沈仪“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道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又，沈氏世代精擅《左氏春秋》，沈珩所习有可能为《左传》。 [3] 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四。对于虞翻在吴国的学术地位，王志平推测后来“吴太学博士中可能有虞氏学，这样才能和虞翻在吴国的学术地位相称”。（见前揭《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139页）虞翻著述甚丰，《隋书·经籍志》等皆有著录，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有《虞翻著述表》，考订甚详，为：《周易注》十卷、《周易日月条例》六卷、《论语注》十卷、《孝经注》、《郑注五经违失事》、《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川渎记》、《太玄经注》十四卷、《老子注》二卷、《京氏易律历注》一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文集一卷（录一卷）。 [4]《三国志》卷六五载其名为曜，裴松之注曰：“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 [5]《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这易使人将此书作者混同于以文学显名的陆机（字士衡），引起了历代学者的辨析。 [6] 参见前揭拙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第六章对贺氏家学的有关考述。 [7] 以上皆引自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66、367页。 [8] 据前揭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所考，汉晋之际在江南出现了一个“谈天”群体，其代表人物有陆绩、姚信、葛衡、葛洪、虞耸、虞喜等，《宋书·天文志》和《晋书·天文志》所载“谈天”者，自陆绩以下，全是江南人，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唐先生指出：“汉代天体论是很流行的，自《淮南子》的《天文训》开始以至刘向、扬雄、桓谭、张衡、马融、王充、郑玄这些著名学者都曾著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到三国却只流行于江南，中原几成绝响，这也是江南学风近于汉代之一证。” [9] 见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的有关考证。徐整乃豫章人，吴国重要的经学家，著作涉及经史等领域，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有考录。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射慈《丧服变除图》”条下引王谟云：“此书出《通典》三十一条，载徐整与慈问答者十二，整自为立论者一则，整盖亦为礼服之学者。” [10]《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 [11] 参见《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二文有关考论，前揭《魏晋玄学论稿》。 [12] 参见汤用彤先生《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有关论述，该文作为附录辑入前揭《魏晋玄学论稿》。唐长孺先生在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则以为江东学风保守，未受荆州宋忠之学的影响：“陆绩、虞翻行辈较前，他们都不能见到王弼注，然而此时荆州之学已行，宋忠的《易》注及《太玄》他们是见到的，可是未受影响。”汤、唐皆为学术大师，其关于江东学风的歧见皆有依据。唐先生侧重于地区经史实学，汤先生则强调宏观的思想变迁。于今反顾，合而论之，正可互补。 [13] 关于孙吴时期侨寓人士的文化业绩，参见拙文《略论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载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同书卷五九《孙奋传》载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这里所载当为一人。 [15] 潘濬虽主要以事功显名，但他为荆州学派核心人物宋忠之及门弟子，并得王粲赏识，可见其学业不凡。他在江东，对荆州学术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又，前揭王志平先生《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据吴天玺元年（276）所立《禅国山碑》“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史，与运会者二”云云（见《金石萃编》卷二四），以为司马徽在曹操占荆州后入吴，并指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所载徽“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实是大误”，实际上他用智谋骗过曹操，潜入吴国了（见该书29页）。这一看法主要依靠推测，无法确认。以司马徽的地位，他入吴后，当有所记载。 [16] 参见拙文《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7] 对中古时代的这一文化特征，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深刻的论述与详密的考证，这里所述，乃对陈先生大论的节略，因篇幅所限，恕不详引。 原载：《史学集刊》2003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