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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通志》是清初杨庆积30年之精力三易其稿汇辑而成的一部关于孔庭和儒学的集大成性巨编。书内摭拾历代制度，保存大量孔族史料及考订成果，是研究孔子及其后裔、孔门弟子和儒家学派的重要参考书。其书现存无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录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陕西省韩城县文化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4家藏书，而据笔者所知，除了《善本书目》著录的几家外，尚有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残本1部、广州市中山图书馆藏完帙1部。曲阜藏本缺一、四两册及第二册内郭弘业后序全文、高璇序一页。中山本，今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藏有复印本，篇次间有颠倒。兹参据二本介绍如下。 本书编者杨庆，字有庆，一字宪伯，号潜斋，一号理斋，明诸生，陇西人，笃志实学，以穷理慎独为归。凡制度典章名物，莫不探索原委。自称平生“非有益之书不读，非圣贤之言不录”。凡所著述，必有关于世道人心、然后参酌成集。撰有《佐同录类要集》5卷、《理斋著述诸序》2卷、《历代全史会要》5集、《蒙训》、《处语》各l卷、《古韵叶音》6卷，及《大学诸家本辨》、《吾从编》、《西文四编》、《四书讲意》、《诗经解》、《礼记解》、《参合集》、《道枢集》、（静规集》等。而尤以《大成通志》为其代表。《大成通志》，《四库采进书目》著录浙江省第十次呈送本作18册，曲师本作20册，中山本作21册，然卷数相同，皆为18卷。今取曲师本、中山本对观，版式无异，凡每半页9行，行23字，白口，四周双边，板框高21.5厘米，宽14厘米，版心上方题有书名、卷数，中为篇名、页码，下署“理斋”二字。书前有总目，各卷有细目。据该书扉页，本书刊于康熙八年（己酉），但其中却载有撰写于康熙九年、十年、十一年的序文，尤其是卷13前冠有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四代祖祈父、三代祖防叔、祖伯夏、父叔梁纭分别为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的谕旨（按：文末有“颁发勒石可也”一语，今曲阜孔庙十三碑亭南排确立有此碑），其字体、版式皆不相同，篇首“大清雍正元年”的年字因被漏掉而加之框外，知其必为后出，或即雍正元年所翻印。 本书正文凡13篇18卷，前集帝王崇学之事，后集圣贤为学之事，共列456目，146图，11谱，514条附录，332则附论。其中，卷1、卷2为诸纪，卷3、卷4为礼疏，卷5为律疏，卷6、卷7为乐疏，卷8为歌舞疏，卷9为学校略，卷10为先圣年表，卷11、卷12为先圣世家，卷13、卷14为启圣列传、先贤列传，卷15、卷16为先儒列传，卷17、卷18分别为《理斋说要》、《理斋节要》，系杨庆讲学之书。另有卷首上下2卷，实为20卷。 是书编成后，时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谓“溯所自生，严所从配。胪列世家，分志年表。礼典乐典之有疏，先贤先儒之有传，黜坚白异同之言，严邪正是非之辨，博而该，典而核，表章圣道，统会儒宗，于斯大备。我夫子为生民未有之圣，而杨之是编亦从来未有之书也”。（顾其言序）名公高士为序其颠末者甚众。书前有刘斗序（印3方）、罗森叙（印3方）、孙际昌叙（印3方）、徐明弼叙（印2方）、程宪序（印2方）、许重华叙（印2方）、白辉序（印2方）、林辉章序（印1方）、胡献瑶序（印2方）、戴时显序（印2方）、许珌序（印3方）、顾其言序（印3方）、陈梗社序（印3方）、郭毓秀叙（印2方）、杨纯臣序（印2方）、谢贤后序（印1方）、高璇序（印1方）、孟家楝序（印2方）、王予望叙（印2方）、任经邦序（印2方）、杨恒仲叙（印2方）、郭弘业后序（印2方）、盛京叶序（印3方）、逢泰序（印2方）及杨庆自序，后有杨逢春跋（印1方）。本书，每卷皆署：“上谷刘斗耀微甫鉴定；古成纪杨庆有庆甫辑著；金台罗森约斋甫订证；瀛海孙际昌名卿甫参阅”。其中杨庆《说要》、《节要》，独立成编，有寇慎、蒋薰、王历、汪宪淑、田遇龙等人序跋及杨庆顺治三年撰写的题识。《说要》、《节要》之作，意在补前编义有未尽、备其不足，用心也可谓良苦，但《四库提要》仍认为将其“缀于圣贤之后，总名曰《大成通志》，似亦未安也”。 杨庆出身贫寒、自称“卑而鄙，贫不能举”。书成之后，无力付梓，迨康熙五年，抄捧此书献之前提督陕西学政按察司佥事徐明弼，以为“得圣学渊源，有裨儒教”，拟发刊而未果，及康熙八年复献之提督陕西学政按察司金事吕和钟，吕氏以为“正人心，扶世教，诚当今不可少之书”，遂与巩昌府知府白辉、陇西县陈辕议刊，亦因费奢，未得灾木，后幸逢甘宁巡抚刘斗邀集同事各出傣以襄盛事，方得出版，本书总目中列有捐助人名单及银两数，其中巡抚刘斗一人出银多达160两。本书卷首所列各项责任者有：鉴定：刘斗；订证：罗森、陈秉直；参阅：孙际昌、吕和钟等28人；评次：许秘、顾其言；校雠：陈禋祉、谢贤等89人。其中不少即为捐助人。 本书具有辑、著两方面的特点，辑的部分是主体，取材于各种古代典籍；著的部分是辅翼，杨氏自述心得。通观全书，除了“疑者阙之，误者正之，未详者补之，似是者别之”（《发凡》）的工夫外，它在汇辑有关文献方面较前同类作品如《阙里志》为完备，如礼乐诸器，文庙已多废缺，《阙里志》止存图说，有关礼乐方面的书皆不及其制造之法，而本书则考著之并详其所用。再如康熙二十三年《孔子世家谱》卷首载有孔尚任题识，中云“又恐南宗信程敏政之邪说，而敢于变乱宗法也，乃录五十八代祖辅文公《嫡裔考》”。程敏政的话即被北宋视为邪说，各种阙里文献当然弃之不载，程敏政“邪说”之内容也就无从而知，而本书卷12《先圣世家）孔弘绪条可为此语作一注脚。原来程敏政与孔弘绪皆为明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的贤婿，两乔素不相能，故程氏著《圣裔考》，谓南宗为嗣爵之人，北宗疏且远者，直斥封爵不当阙里。杨庆曾见此文，并评论说：“上疏议黜先贤先儒，今因与衍圣公小有不合，屡言巧辩正宗与非正宗，以向黜祀贤儒之心与兹废袭之心观之，敏政之心术，不知有先圣孔之教日已久矣。且废祀废袭，是直欲废学也，……阴险若是，岂仅为圣门操戈哉”。其它类似情况尚有不少，所以，本书有很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原载：《文教资料》1997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