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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图书的生产和流通异常繁荣，尤其是清代，是私家藏书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藏书活动也直接促进了版本目录学的发展。清代学者一反明代束书不观的风气，藏书家们为读书而藏书，根据自己的治学要求搜藏图书，为潜研学问而在书楼里研读书籍文献，为研读书籍文献而编制目录。治学、藏书和编目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藏书家们对图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角度越来越多样，研究的方法也就更加有所创新，从不同角度研究图书的目录专著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著名的藏书目录首先是以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为代表。这一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黄虞稷所撰。黄氏字俞邰，原籍福建泉州晋江县，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黄俞邰“七岁能诗，号称神童”，[1]自幼博览群书，深研经史。室名“千顷堂”“朝爽阁”。“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遭母丧不与试。”[2]后由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举，参与修《明史艺文志》。及至康熙二十九年，转随徐乾学赴太湖包山书局修《一统志》，竟以劳卒于任上，年六十有三。 黄虞稷出身于一个藏书世家。其父名居中，字明立，人称海鹤先生，万历十三年举人，曾做过南京国子监监丞。一生好学，酷嗜书籍，毕生所藏书籍、图画、金石极富。收集图书有六万多卷，藏于“千顷斋”之内，并撰《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黄家父子两代皆嗜书成癖，黄虞稷也和当年父亲一样，为了搜集藏书而四处访求，遇有不同于家藏的版本，便借来校勘并抄录保藏。当时另有一位藏书家丁雄飞藏书有两万多卷。为了互通有无与更好地研讨书之异同，黄虞稷与其订立了“古欢社约”。古欢者，乐古嗜典，以阅读，收藏古书为快也。“社约”定于每月十三日，丁雄飞至黄家读书、论学；二十六日黄虞稷至丁家借书、抄书，即他们每月有两日在一起相互交流有无，雠对书中讹误，从对方那里借抄自家所缺之书。此“古欢社约”后被鲍廷博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缪荃孙收入到《藕香零拾》丛书中，足见此事深受当时文人称道。对于黄氏父子两代聚书，清代著名学者钱谦益曾在其撰写的《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戊子（1648年）之秋，余颂系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盍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于是叹仲子之贤，而幸明立有后也，仲子来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宫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寝室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丧乱之后，闭关读《易》，笺注数改，丹青杂然。易篑之前，手未尝释卷帙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3]在这段话里不难看出钱谦益对能承父志、继父业的黄虞稷的赞赏是溢于言表的。另外还说明一点，即钱谦益本人便是位著名的大藏书家，他尚且向黄虞稷借书，而且还由此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足见黄氏藏书之富。明末战乱后，绝大部分藏书家的藏书都程度不同地遭到损失，而黄氏千顷堂的藏书却完好地保存下来。其原因之一是战火未延烧到晋江，千顷斋得以幸免；原因之二是与黄虞稷的精心保管分不开的。 黄虞稷善于藏书，又能读书。他广览群籍，学问博洽，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撰写了在中国目录史上颇具影响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为他以后以布衣之身入翰林院，参与纂修《明史艺文志》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后来《明史艺文志》就是在《千顷堂书目》的基础上编纂的。 《千顷堂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设二级类目，卷一至卷三为经部，下分：易、书、诗、三礼、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四书、小学（附算学）等十二类。卷四至卷十为史部，下分：国史、正史、通史、编年、别史、霸史、史学、史钞、地理、职官、典故、时令、食货、仪注、政刑、传记、谱系、簿录等十八类。卷十一至卷十六为子部，下分：儒、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艺术、类书、释、道等十三卷。卷十七至卷三十二为集部，下分：别集、制诰、表奏、骚赋、总集、文史、制举、词曲等八类，总计五十一类。其中集部图书最多，约占总卷数一半。 《千顷堂书目》是康熙时期学术水平最高的三大著名书目之一，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其表现首先是在明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千顷堂书目》收录的明代著述宏富，其中明代艺文最齐全。由于作者有入明史馆的特殊经历，著录的书籍也就不限于自家所藏，范围愈加扩大，故而采摭颇为繁富，它收录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如南京官制职掌、名胜古迹、乡贤传记以及诗文集等，无所不录。计收书一万二千多种，不少图书连《永乐大典》里也找不到。所以此书目备受学者们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顷堂书目》中说：“考明一代著作者，终是以是书为可据。”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朱绪曾也曾在《开有益斋读书志·千顷堂书目条》中说：“余好搜寻乡梓文献，此书载金陵人著作最详。然此书所载，余所获见者不及十之四五，余所见而此书未载者亦十之二三。甚哉，载籍之浩博难穷也。”尽管限于个人之力，黄氏此目不可能将浩繁的明籍收录全备，舛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但其对了解明代著述情况来说，仍不失为最具参考价值的断代目录。 其次，《千顷堂书目》主要收录明代人的著作，也是与以往目录的一个极大的区别，以往官藏目录（包括史志）或私藏目录，都是记录历代藏书，而《千顷堂书目》著录一代著述，这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此目在分类编目上也颇有成就。在分类方法上，黄虞稷沿袭传统的分类法，但又有自己的独创，并不一味苟同，类目有增有减，有分有合。譬如经部：减去乐经。史部：将子目扩大至十八类。而《明史艺文志》史部是十类。子部并名、墨、法、纵横家于杂家之列。集部特收制举之书，集目列为八类，而《宋史·艺文志》集部下列为四类。其中别集更详，按科第先后编排，又分外国作家、少数民族、中官内监、妇女、方外僧道、女冠等，既系统又清晰，实居唐宋艺文志之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宋元以来，词曲兴盛，黄虞稷又增设了词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些类目的增减编排既体现了黄氏学问的渊博，也表现了他突破陈规的勇气和魄力。 其四，在著录方面，《千顷堂书目》中每一书均著录书名、卷数、并在大部分条目下作小字记注。小注的内容主要记作者姓氏爵里、科第、以及成书先后。序录也颇详赡，扼要不繁，深得史学笔法。如《大明律》三十卷下的叙录，仅一百五十余字，就概括了明初制订律令的过程，并详考是书纂辑的源流。《千顷堂书目》虽然只记书目，没有解题，但其书名下的小注内容丰富，不拘一格，字数不限，涉及到著者与著作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来说，也起到了解题的一些作用，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也反映了黄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 其五，作者在每一类明代人著作的后面都补收宋、辽、金、元时期的同一类著作，为史志目录的发展，填补了一个空白。《千顷堂书目》补前史缺失的试探，开启了清代学者补修史志的工作，从补辽、金、元三代入手而蔚为一时风气，补成史志目录达二十余种。此书目所附录的内容也直接为卢文绍《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和吴骞《四朝经籍志》所采用。补修史志是清代目录学史上很重要的一章，《千顷堂书目》的发端之功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基础，又是清代作《艺文志》风气之权舆。在辽金元三代以及明代都没有可资凭藉的官修目录的情况下，黄虞稷所编目录，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发展、变迁，使目录的编制体例也发生了变化，而黄虞稷在目录的编制上，改变以往的体例，采用断代著录的方式，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的需要，因此，《千顷堂书目》被重视、被采用，成为清代修史志的基点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再者，此书目是《四库全书总目》里目录类正目中仅有的两部私家目录之一，也正说明了它的价值非同寻常。
注释： [1][2]《清名列传·黄虞稷传》卷七 [3]《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
[参考文献] (1)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朱林宝.中华文化典籍指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李瑞良.《中国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胡春年，安徽省图书馆典藏部馆员，曾发表论文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