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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研究之新方法:域外汉籍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静永健 参加讨论

    设置诸如"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之类的国别文学史学科,这已是现代大学教育研究中的基本常识。可是,却鲜有人扪心自问:这种学科分置真的是绝对正确、不可动摇的吗?
    遥想千年以前,日本的贵族文人,甚至是平安时代的女流们,在没有这些所谓的学科概念干扰之下,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姑且不说《源氏物语》中对《史记》、《白氏文集》以及汉文佛典的引用与《古今集》、《伊势物语》等日文古典同样精彩自然,就是紫式部的对手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对《史记》的典故、《白氏文集》的佳句也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见,和汉贯通乃日本古代知识阶层的基本修养,清少纳言所云"文为《文集》(按:特指《白氏文集》)、《文选》"之语,显然不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夸张之言。
    然而,今日我们的大学研究与教育却陷入了一种让人窒息的僵硬模式。研究《源氏物语》的学生只接受日本古典文学的教育,对《白氏文集》感兴趣的学生则必须进入中国文学学科,而要读《史记》或佛典的话,则必须选择历史或者印度学研究。更有一些大学以"汉文太难了"之类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置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职位。在这种细分僵化之所谓的"学科教育"指导下,即使我们再有才华且穷尽一生之精力,也只能对和汉兼容的紫式部望尘莫及。当然,在现实中这种学科教育模式不可能立即有所改观。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是,我们必须鼓励学生作跨度更大的阅读(不仅是文科知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理工科知识)。即使大学没有条件开设自己所关注的课程,我们也不要就此放弃,而应鼓起勇气到图书馆去检索一切可能与之相关的书籍和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展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对某一学科中的某一细节的研究。
    在通过大量的阅读突破封锁于诸学科的"国境线"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还有必要突破真正的"国境线"。因为,即使对本国文学研究得再深再透,如果不对同一时期同一文化圈中的周边地域文化政治之联动予以关注的话,我们的研究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夜郎自大、井蛙观天的悲剧命运。
    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国境线"。然而现实之中,与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一样,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学者们也同样陷入了一种被"国境线"封锁了视野的迷茫。正是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国大陆兴起了一种新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即张伯伟教授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据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建立在批判传统"只关注本国文学与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之上的基础的、试图打破学术研究之"国境线"的崭新的研究领域。
    没有深入了解这门新学问的学者们乍看"域外"二字,或许会产生一种以中国为内、日本和朝鲜等为外,也就是"中国文化优越论"的错觉。其实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误解。"域外"二字,乃指"禹域之外",而非今日作为主体国家的中国之外。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建议中国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突破"国境线"的束缚,将视野扩展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区域所保存的汉文资料上。在张教授所构建的理论之中,"域外汉籍"甚至还覆盖了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出版的相关文献。
    传统的国别文学史研究,大多数学者会对某一部书、某一位古典作家在本国文学史中的受容进行考察。而在比较文学之中,则许多学者都会选择某一个共同的对象来考察其在各个国家中的不同受容形态。但这些研究往往只局限于一种平行的现象梳理。譬如,清朝文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中国出版之后风靡一世,也几乎在第一时间传入了尚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日本,但朝鲜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中被刻意回避,直到有人将其改题重抄为《百家诗话抄》之后才被出版。一部汉籍,在三个国家有三种传播形态,这无疑反映了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域外汉籍研究"所要探寻的不只是"文化背景之不同"的结论,它希望更进一步揭示出"同一文化大背景之下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同的接受形态"。提倡"性灵说"的《随园诗话》虽立即传入日本,但在以朱子学为背景的江户文人面前却不可能得到高举双手的欢迎,等待它的是暴风骤雨般的严厉批判;而在同样以朱子学为背景的朝鲜,其初虽受到了冷落,但最终却以一种瞒天过海的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与认可。朝鲜文人不惜绞尽脑汁,改头换面出版此书,可以看出袁枚的"性灵说"最初在朝鲜半岛就得到了许多文人的共鸣与暗中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对《随园诗话》不同的接受态度正折射出了当时大陆神韵、格调、性灵三种诗学思想复杂的关系。如此一来,突破"国境线",将《随园诗话》放到东亚诸汉文化区域去研究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分析此一时期文学潮流衍变的范例,让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学观念的冲突与消长有了更为具体的把握。
    如上所述,"域外汉籍研究"并不是奇学幻术,相反,它正是我们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研究方法。所谓"中国学",本来就不应是一门仅仅关注中国国内的学问。超越"国境线",从更多的角度、用更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区域,这才是研究"中国学"的真谛。
    (作者系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童岭/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2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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