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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内容的翻译传播 元明清小说在国外的翻译传播约始自16世纪中叶，17世纪进入高潮。此时正是中国的明清交替之际，正是各体小说走向成熟、名著层出不穷的时代。“剪灯三话”（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一型”（话本小说）、以及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已广泛传播。文言小说的巅峰作品《聊斋志异》也在孕育之中。这一切均为小说的翻译传播准备了条件。 亚洲 最早的关于元明清小说翻译传播的记载可以溯至1532—1555年间，日本对瞿佑《剪灯新话》的翻译。其时，《剪灯新话》中有3篇作品被翻译成和文，收入《奇异杂谈集》。[1]朝鲜在1444年前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利用汉文。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般是以原文本形式直接传入的。李王朝第四代王（1416—1450年）世宗时完成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工作，汉文转换成朝文的翻译工作也随即开始，所谓“译学实国家重事”。至于小说的翻译传播，较早的记载是1543年中宗王下令翻译刘向《烈女传》，壬辰战争（1592—1597年）前后，中国小说的翻译传播得到发展，17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日本、朝鲜对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翻译过程中的改作。在日本，称这种“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而在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上己意的改作”（日本《广辞苑》）为翻案。例如李昌祺《剪灯余话》东传日本后，很快有浅井了意（?—1691年）将其中18篇译成日文，收入其著作《伽俾子》。在《伽俾子》中，原文本的人名地名均已被改成日本式。我国近代林纾持翻译小说也是这样做的。 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在日本、朝鲜的翻译传播比原文本产生及传入的时间晚很多。这恐怕是受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湖南文山在1689—1692年间翻译的《三国演义》的日文全译本《通俗三国志》是比较早的翻译传播本白话小说。1703年朝鲜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朝文译人。1757年日本冈岛冠山据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翻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是世界上第一部《水浒传》翻译本。在冈岛冠山的影响下，中国白话小说的翻译传播在18世纪下半叶达到鼎盛时期。如日本儒家学者冈白驹《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及其门人左卫门《小说粹言》，均据“三言二拍”及《西湖佳话》等话本小说翻译改写而成。1758年西田维则（口木山人）将《西游记》第1—26回译成和文《通俗西游记》在京都出版，一般认为这是最早的《西游记》外文译本。及至19世纪，松村操（1882—1884年）翻译《金瓶梅》为《原本译解金瓶梅》。1887年神田卫民翻译《聊斋志异》为《艳情异史》。1892年森槐南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在《城南评论》二月号上发表，揭开了《红楼梦》 在日本翻译传播的帷幕。朝鲜则有1884年前后翻译的著名的“乐善斋”全译抄本《红楼梦》传世。日本、朝鲜之外，元明清小说在亚洲其它国家的翻译传播也相当广泛。早在1890年，人们就至少有五次机会看到被摘译成马来文（后又印成印尼文）出版的《西游记》。泰国昭披帕康在1802年即完成了泰文《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这只是众多元明清小说在亚洲各国的翻译传播之一斑。 欧美 元明清小说在欧美的传播中，法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1735年，〔法〕杜·哈德（J.B.DU Halde）主编的《中国通志》（亦称《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出版，发表了殷弘绪神父（Le Dered’Entrecol-los，1662—1741年）以梗概形式翻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小说3篇。这是第一次将中国小说介绍到欧洲。1736年，伦敦出版英文《中国通志》，3篇小说由约翰·瓦茨（John Watta）组织译成英文。此后的19世纪，英法汉学家陆续翻译“三言二拍”小说。在世界上，率先翻译《金瓶梅》的也是法国。1853年，法国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年）翻译的《金瓶梅》第一回《武松与金莲的故事》被收入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同时被收入的还有巴赞翻译的《水浒传》、《好逑传》部分译文。《聊斋志异》最早的单篇译文《种梨》也是由法国人于阿里（Huart）翻译的，刊载在1880年巴黎版《亚洲杂志》第117期。1889年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中国故事集》，收《聊斋志异》译文26篇。19世纪中叶，法国泰奥多·帕维（Theodore Pavie）翻译《西游记》第九、十回，发表在《亚洲杂志》第9、10期。英文《西游记》节译本则出现在19世纪末。 《红楼梦》在欧美的翻译传播，英国领先于法国。1892—1893年香港别发洋行出版了由英国驻澳领事馆副领事焦里（H.Bencraft Joly）翻译的前56回《红楼梦》。而法国的译介《红楼梦》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俄国对中国小说的翻译传播极为罕见，直到20世纪才由前苏联大量翻译元明清小说。而《红楼梦》的翻译传播却早于英法。早在1843年，《祖国纪事》杂志第26期即刊载了柯万科《红楼梦》第一回的部分译文。 欧美对中国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影响最大而且中外文学交流中提到最多的是《好逑传》，这与文学巨匠歌德的评论有很大关。18世纪50年代，来华的英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Wilkinson）在广东发现了手抄本的中国作品译文集四卷，其中第一卷就是（好逑传），后经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ey）主教编缉整理，于1761年由伦郭R&J多利兹出版社出版。1776年，法国里昂伯努瓦迪普莱出版社出版梭杜斯（M. A.Eidous）转译的法文本《好逑传》。18、19世纪正值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加之《好逑传》与当时流行的理查逊和菲尔丁的作品在主题上很相似，很快便在欧洲盛传。[2]1829年伦敦东方翻译所出版了德庇时（J.F.Davis）据中文翻译的英译本《好逑传》。 总之，元明清小说在欧亚各国的翻译传播各具特点。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地缘及政治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元明清小说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传播的，之后才渐有翻译传播。而在欧美各国，由于与中国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圈，而且缺少交流，注定了元明清小说一开始便是以翻译形式进行传播。 二、戏剧内容的翻译传播 欧美 17世纪以前，以华语为通行语的中国文化圈与以拉丁语各语种为通行语的欧美各国文化圈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17世纪开始，华语文化圈与欧美各国文化圈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中间也包括文学。进入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中国戏剧就是在此时带着浓郁的中国色彩、中国气派传至欧洲的。《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播到欧洲的中国戏剧。1735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W.Premare）翻译的法文《赵氏孤儿》在《中国通志》第3期发表，次年便随着《中国通志》的英译出版而传播至英国。马若瑟的翻译删去了所有歌唱部分，而那被删去了的实际上正是最能代表中国戏剧意识和抒情审美属性的部分。所以到1738—1741年间，英国分期出版了由爱德华·凯夫（E.Cave）主持翻译的全译本。1755年法国巴黎也出版了《赵氏孤儿》的法文单行本。《赵氏孤儿》的广泛传播，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推向高潮。《灰栏记》是又一部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的元杂剧。早在1832年，法国朱利安（Julien）（汉名儒莲）就有译本问世。1876年丰塞萨（F.A.WollheimdaFonececa，1810—1884年）的德文全译本在莱比锡出版。这个译本是法译本的转译，已完全欧洲化。元明清戏剧在欧美的传播并不仅仅靠直接的翻译传播方式，还靠戏剧家对翻译本的改编及剧院演出。如《赵氏孤儿》的扬名欧洲是因为有文学巨擘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演出；《灰栏记》则是因为在20世纪有德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西特（Bertolt Brecht）改编本《高加索灰栏记》。《窦娥冤》、《西厢记》等作品在欧美也有翻译传播。元明清戏剧在欧洲的翻译传播中，贡献最大的是19世纪法国的巴赞。他曾以摘译、选择、评介等形式翻译了《金钱记》、《赚蒯通》等近30部元明清戏剧作品，陆续发表在《亚洲杂志》。 亚洲 早在13世纪中叶即南宋晚期，杂剧和南戏便开始传入日本、朝鲜，此后元明清三朝戏剧向日本、朝鲜的传播源源不断。但这种传播是以原文本的形式进行的，翻译传播则异常廖落。较早被翻译成日本、朝文传播的是《西厢记》。1806年，一个署名“岚翠子”的日本人评介过《西厢记》，同时还评介了清代无名氏的钞本传奇《蝴蝶梦》。在朝鲜，较早的戏剧翻译传播记录是1771年文学屋刊行的《新刻役者纲目》中关于李渔《蜃中楼》第五、六出的评介。1884年前后，李钟泰奉高宗之命翻译《西厢记》。总之，日本、朝鲜尽管在戏剧原文本的传播速度很快，但翻译传播却不能与欧美相比，改编演出传播则更为罕见。与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相比，戏剧也是相当微弱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社会对戏剧的歧视。正如日本近代著名戏剧研究家久保得二所说：明末清初以来，在日本“对词曲持蔑视甚于中国……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处于完全微不足道的极低的水平”。[3] 三、传播者、媒介与渠道 传播者 翻译传播的语言转换性决定了翻译传播者必须同时精通翻译的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文学翻译者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文学素质，而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是需要时间来锤炼的。在日本、朝鲜，汉学一直相当发达。尤其是朝鲜，10世纪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于是知识分子习汉文并以汉文写作风气盛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1910年。因此在日本与朝鲜，具备小说戏剧翻译传播素质的人并不缺乏。也正是由于汉文汉字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普及，使得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没有必要，因而滞后于原文本的传播。在朝鲜，翻译传播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宫廷指定的，如李钟泰在1884年受王命，组织数十名文人翻译中国小说近百种和戏剧《西厢记》；一类是文人自发的，如300年前赵泰亿（1675—1728年）曾在其《谦斋集》中提到其母翻译《西周演义》，现在这部共有43册的译本藏于汉城大学奎章阁。在日本，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大都是文学家。如岗岛冠山、泷泽马琴、冈白驹等。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自身的喜好及文学审美的需要，对原文本进行改编。因而他们的许多小说戏剧翻译本，称翻译改编本更为恰当。如泷泽马琴1806年编译的《新编水浒画传》、浅井了意的《伽俾子》等。对于长篇章回小说的翻译传播，最初大都是以节译、选译或评介的形式出现的。这不仅在日本、朝鲜，在欧美也是如此。全译本则往往需要多个翻译传播者的连续努力。日本对《西游记》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例子。自1758年西田维则（口木山人）的第1—26回译文出版开始，至岳亭丘山1831年完成，一部《通俗西游记》的翻译传播历时近百年，由四位作家接续完成。除文学家外，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还有一部分是僧侣。如关于《通俗三国志》的最早译本作者湖南文山，就有人认为是僧侣。[4]欧美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17到18世纪，来华传教士是翻译传播者的主流。著名者如法国耶酥会传教士马若瑟，他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来华，前后居留38年，精通汉语，对中国经书有很深的研究。他是将中国戏剧翻译传播至法国乃至于欧洲的第一人。最早将中国小说翻译传播至法国、欧洲的也是一位传教士，即殷弘绪神父。进入19世纪，为翻译传播的第二期，传播者是那些继中国文化热后而出现的一批景仰中国文化并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其中有传教士、商人，还有外交官和学者。如法国的儒莲、安托尼·巴赞、泰奥多·帕维；英国的道格拉斯（R·&·Douglus）、多马斯·当东（Thomas Staunton）等均是名重一时的汉学家。对欧美小说戏剧翻译传播作出非凡贡献的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间接传播者是法国的杜哈德。他作为《中国通志》的主编，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将元明清小说戏剧的译文最先传播给法国及整个欧洲。 总体来说，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在明清时期均隶属于文本接受国。而作为输出国的中国，几乎没有主动进行翻译传播的传播者（国内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传播除外）。即使是明清之际，日本执政的室町幕府对外开放长崎湾（1569年），我国开往长崎的商船及侨居长崎的移民逐年增多，这中间有明代遗臣也有著名僧侣。他们积极推广、普及汉语，甚至成立专门的组织如“唐韵勤学会”，所用的教材中也包括明清小说，但却没有什么著名译事。1884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总兵衔军参赞陈季同将军曾编译《中国故事集》，是不多见的。这种状况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改观。 传播媒介与渠道 元明清小说戏剧是以商业贸易、使节朝贡、互派留学生、僧侣往来等途径传播到日本、朝鲜乃至于亚洲其它国家的。如在日本，宝历年间的明治中期的贸易商村上家就兼营书籍生意，其商业文书中记有南京开往日本长崎的“寅贰号船”的船载货物目录。其中“书籍目录”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载。此时距《红楼梦》首次刊行仅两年。在朝鲜，明王朝与朝鲜李王朝的关系主要是由朝贡制度维系的。两国商贸基本上是通过朝贡使团进行。使团把许多中国典籍带回朝鲜，其中一部分是明王朝赠送的，但小说戏剧均不包括在内。小说戏剧文本是由随团出访的文人或译员私自买回的。明代陈继儒《太平清话》载：“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互派留学生和僧侣往来也是元明清小说戏剧向亚洲各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通过日本的入宋僧侣带回日本的。此外，日本在壬辰战争中曾从朝鲜带走许多小说戏剧文本（如《剪灯新话》），这是战争传播渠道。 元明清小说戏剧文本传入日本、朝鲜后，以三种形式进一步传播。第一是以原文本使用的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以印刷翻刻为传播媒介；第二是口语传播，即通过“说书人”或一般的人际交往渠道传播给不懂汉语的受众，这实际上是不严格的口头翻译传播；第三是翻译传播，以印刷行钞本为媒介。日本、朝鲜翻译的小说戏剧一般都很快刻印出版。至于抄本有19世纪末由朝鲜宫廷译官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以乐善斋抄本《红楼梦》为代表。此外更有日本极兴盛的“租书”业传播译本小说戏剧。 在欧美，无明清小说戏剧的传播一开始便以接受国语言为媒介，即翻译传播。其传播渠道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学者、商人、外交官带回接受国。被带回的小说戏剧文本有译本，如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也有原文本。原文本现今多藏于欧美各国图书馆中。据统计，欧美收藏中国典籍在10万册以上的图书馆就在10所以上。除上述渠道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乱中被掠夺、偷盗去的。翻译本的小说戏剧被传播至欧洲后，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与出版社等进行传播。如法国的《中国通志》（英国有英文版）、英国的《亚洲杂志》均是著名的积极发表传播元明清小说戏剧的杂志。余者如英国的《凤凰》、《远东》，法国的《费加罗报》都曾刊载过元明清小说戏剧的译文。许多出版社也积极致力于中国小说戏剧翻译单行本和各种小说戏剧翻译作品集的出版。 四、传播对象 在日本与朝鲜及亚洲其它国家，元明清小说戏剧原文本的传播对象局限于精通汉文的知识分子和华裔。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翻译传播者，其翻译传播的对象扩大到不懂汉文的平民受众。尤其是改编式的翻译，可以根据传播者及受众的需要，在文字、主题、社会背景诸方面进行加工，使译作不带翻译痕迹地传播给受众。这对受众的理解与接受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然而，明清之际的日本与朝鲜，庶民中仍有许多并不识字，翻译文本仍不能直接传播给他们。而实际持传播效果却是中国小说戏剧故事家喻户晓。这应当归功于讲故事的人和戏剧表演的传播。关于讲故事人，朝鲜赵秀兰（1762—1845年）在《秋斋集》中有非常生动的记载。其中提到讲薛仁贵传奇故事，颇似宋元说话。关于戏剧表演传播，则有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年）初上演人形净琉璃（日本传统木偶戏）《五天竺》的记载。《五天竺》取材于《西游记》。 在欧洲，无明清小说戏剧翻译传播的最初受众是那些文化精英们。18世纪的欧洲，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主义运动也正风起云涌。中国的小说戏剧被翻译传播到欧洲后，立即引起了进步思想家们的注意。伏尔泰、卢梭、歌德等文学泰斗、思想巨擘都曾对之发生过浓厚兴趣，并争相作出评价。1815年，歌德在仔细研究了法文版的《好逑传》这部中国清代小说后评论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5]伏尔泰看到《赵氏孤儿》剧本时，则说：“虽有不近人情之处，然而却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情节虽不见于复杂，然而线索脉络却清晰分明”，它“无疑是胜过我们旧时代的作品的”。[6]不仅如此，伏尔泰还亲自捉刀，将之改编为《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经过这些精英受众的评论、介绍、改编，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开始遍及整个欧洲。 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是被动的传播，即传播由接受国进行。20世纪始有主动的翻译传播，但还远远不够。 注释 [1]据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80页。 [2]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理查逊（Samud Richardson1689—1761）。 [3]转引自《戏曲研究》（1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6月，第174页。 [4]日本元禄二年（1689年）刊行的《通行三国志》五十卷，署名“湖南文山撰”，据田中文瑟《大观随笔》所说，京都元龙寺僧义辙着手翻译，未成即殁，其弟僧月堂继而成之。 [5]出自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本文转引自《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 [6]转引自严绍《赵氏孤儿》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文学，《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宋柏年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10 2·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施建业著—黄河出版社，1993·4 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2 4·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王丽娜编著—学林出版社，1988 5·传播学引论/李彬著—新华出版社，1993·10 6·大众传播学绪论/[美]梅尔文·德弗勒等著，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9 7·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98 8·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秦志希//现代传播—1996（4） 9·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传播运用/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1993（3） 10·明清之际我国戏曲在日本/张杰//戏曲研究（1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6） 11·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黄鸣奋//学术交流—1995（3） 12·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流传和影响/[韩国]郑沃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4） 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