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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本篇论文是复旦大学古籍所谈培芳教授对《玉台新咏》版本研究的补充。她得出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章培恒教授《玉台新咏》为宫中宠妃“撰录”的见解，同样引人关注。 《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远较其他著作的版本问题复杂，对《玉台新咏》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玉台新咏》的编纂时间，间接影响到《玉台新咏》编者的确定。 现存的《玉台新咏》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以嘉靖郑玄抚刊本为代表，另一个系统包括明五云溪馆活字本、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崇祯二年冯班抄本等。这两个系统的重要差别，除了前一系统的本子所收的诗要比后一系统的多出不少外，更在于前一系统收有昭明太子的诗，并称萧纲为简文帝，后一系统则不收昭明太子诗，并称萧纲为皇太子。 自清代以来，一般研究者皆认为赵均刻本是《玉台新咏》的最好、最接近此书原貌的版本，并以这一版本为研究的依据，进行种种推论。例如具有广泛影响的《玉台新咏》编于中大通六年说就是以赵均刻本为依据所得出的推论。但如以郑玄抚本为依据，是只能得出此书编于陈代的结论的。 该文的看点：除了证明冯班抄本并非后人伪造之外，着重介绍了翁心存影抄冯知十藏本。一方面论证冯知十所藏抄本也出于赵均刻本的底本；另一方面论证冯知十藏本与冯班抄本仅有个别文字之异，当是抄写时的疏误所造成，而在关键性问题上则完全相同，包括并无陈玉父《后序》。这是前篇所说赵均刻本有许多擅自改动原文之处找到了有力的佐证；同时通过研究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抄冯知十藏本的避讳字，证明了它们的底本——也即赵均刻本的底本乃是宋末度宗时期的刻本。该文与前篇相结合，乃是谈培芳教授对《玉台新咏》的版本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玉台新咏》的现存版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以五云溪馆活字本、冯班抄本和赵均刻本为代表，另一类型以明嘉靖年间郑玄抚刻本为代表。一般认为前一类型的版本——尤其是赵均刻本——是可以信据的，后一种类型的版本则不可信。我在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四期上的《（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该文指出：第二种类型的版本中也有很重要、很可贵的，例如，此类本子收有梁简文和昭明太子的诗，这是符合北宋前期晏殊所编《类要》所征引的《玉台新咏》的情况的；换言之，在北宋前期晏殊所见的《玉台新咏》本子中，本就收有梁简文和昭明太子——后者在晏殊所见的《玉台新咏》本子中称为“皇太子”——的作品。而在前一种类型的版本中，只有“皇太子”，不列“梁简文”，实际上是把简文帝的诗和昭明太子的诗全都归入“皇太子”名下，这是此书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同时，我在该文中还指出：在现存的第一种类型的版本中，最可依据的是五云溪馆活字本，其次为冯班抄本，而赵均刻本则是已经做过了手脚的本子。通过这一系列考证，我论证了《玉台新咏》应编纂于陈代。但限于学报的篇幅，有些必须论证的问题尚未论证，所以再写此篇加以补充。我在本文中将主要探讨《玉台新咏》的以下四个版本：翁心存影抄冯知十藏抄本（以下简称翁抄本），冯鳌刻本，伪托张嗣修跋本，杨士开刻本。由此来进一步证实赵均刻本的弄虚作假，同时说明出自赵均刻本的冯鳌刻本和伪托张嗣修序本均不可信，而第一种类型的明代刻本最早的则当为正德甲戌华氏兰雪堂本。 一 在本文所要讨论的上述4个版本中，有2个都与冯班抄本存在着某种联系。翁心存抄本与冯班抄本同出一源，可以互补，而冯鳌刻本则与冯班抄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拙作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时，“中国文学实证研究”专栏主持人章培恒、陈思和、周斌先生所撰写的“主持人的话”里曾经指出（拙文）“至少还有一个应该而没有证实的问题：其所一再引证的冯班抄本是冯班所抄还是后人伪造？”我想这是很对的；尤其是在以冯班抄本作为考察翁抄本和冯鳌刻本的主要依据的场合，更有必要首先证明冯班抄本之确实出于冯班。为此，我先就冯班抄本之非伪托提出两个证据。 第一，冯班抄本及手写的题跋，除此本外尚有存者，我所见到的有藏于上海图书馆并有冯班跋语的明崇祯三年冯班抄本《王右丞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明末冯班家抄本《白莲集》、《西昆酬唱集》及冯班跋明张敏卿抄本《贾浪仙长江集》等，均与此本笔迹并无违戾。由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王右丞集》卷末的冯班跋语写于崇祯三年，与《玉台新咏》冯班跋语的写作时间（崇祯二年）很相近，跋中重出之字又较多，故将冯班抄本《玉台新咏》卷末的三段冯班跋语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冯班抄本《王右丞集》卷末的一段冯班跋语复印于下，以供参证（图1、图2）： 从笔迹看，这2部书的跋出于同一手当无疑义。 第二，冯班抄本《玉台新咏》有冯班的“上党冯氏私印”（方形阳文，见于卷首徐陵序首页页眉及各卷卷末）、“班”（方形阳文，见于卷首徐陵序正文末、各卷卷首首行、卷十正文末及卷末冯班三段跋语末尾）、“上党冯生”（长方形阴文，见于卷三正文末次面，即第48页b面）、“上党”（长方形阳文，见于卷首徐陵序标题下端及卷十正文末）、“二痴”（方形阴文，见于卷首徐陵序正文末尾）。这些印章中不少亦见于冯班的其他抄本或其为别的图书所写的题跋中。如“上党”印和“上党冯氏私印”章见于《白莲集》，“上党”印、“班”字印见于《王右丞集》，等等。这些书籍中的同一图章均彼此相同，现把冯班抄本《玉台新咏》和《白莲集》、《王右丞集》中的“上党”、“班”、“上党冯氏私印”等图章分别复印于后，以资参证①（图3、图4、图5） 两相比勘，足见冯班《玉台新咏》抄本中的这些图章确为冯班所使用，并非别人伪造。 由这两点来看，《玉台新咏》冯班抄本确实出自冯班，而非别人假冒。明乎此，就可以对翁抄本和冯鳌刻本加以审核。先说翁抄本。 翁抄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凡10卷，卷首有徐陵序。每半页15行，每行基本30字，偶或有一二字出入，序及正文共73页。在《〈玉台新咏〉序）的标题下，有“海虞翁氏遂庵馆图书印”（长方形阳文）、“翁心存字二铭号遂庵”（正方形阳文）两印，卷未有翁心存跋，全文如下： 附图 嘉庆辛未，余馆于山塘泾李氏。长夏无事，借得陈子准表兄藏本，手自影临。凡三阅月乃毕，颇自诩纤悉毕肖。今忽忽已卅载。子准久劲，稽瑞楼藏书都化为云烟，而余亦目力昏眵，隤然老矣。不禁感慨系之。道光庚子小除夕遂庵记。 翁心存跋语下有“遂盦”长方形阳文印，背面有“臣心存印”正方形阴文印。其后另有一页，有以红笔所描的“宋本”（椭圆形阳文）、“上党”（葫芦形阳文）、“冯彦渊读书记”（长方形阳文）、“彦渊”（方形阳文）、“知十印”（方形阴文）、“冯知十读书印”（长方形阳文）等印章。 北京国家图书馆又藏有另一部抄自赵均刻本《玉台新咏》的抄本（但无赵均跋），卷首有翁心存题记：“余年弱冠，曾手抚冯知十影钞宋本，自谓不爽豪发。与此本正同，暇时当互勘之。咸丰十年庚申人日拙叟记，时年七十。”此所谓“手抚冯知十影抄宋本”，当即上述翁抄本，但它所谓“与此本正同”则不确。因据校勘结果，此本实是抄赵均刻本，而翁心存写这一题记时，尚未将两本“互勘”，只凭大致的印象，故有此误。至于所谓“冯知十影抄宋本”，也只是凭大致印象。从现存翁抄本来看，并无其底本为影宋抄的任何证据。 翁抄本在《玉台新咏》现存版本的两个类型中，显然与五云溪馆活字本、冯班抄本、赵均刻本同类，而与以郑玄抚本为代表的那一类型的本子有很大差别；这是从其所收作品数量及各卷的划分上都可看得很清楚的。而在五云溪馆活字本与冯班抄本之间又有若干较明显的具体差别，如活字本在第六卷的目录中列“吴均三十四首”，在正文中则实收33首；冯班抄本于该卷目录列“吴均二十首”，实收37首。②翁抄本在这些方面都同于冯班抄本而异于五云溪馆活字本；换言之，它不属于五云溪馆活字本的系统。再将其与冯班抄本、赵均刻本对勘，则可知其与冯班抄本基本相同，特别是冯班抄本异于赵均刻本之处，翁抄本也绝大部分均同于冯班抄本。现将翁抄本同于冯班抄本而异于赵均刻本的几个主要方面列举如下： 一、翁抄本卷首序文与冯班抄本完全相同，包括许多冯班抄本异于赵均刻本之处。如《序》的标题，翁抄本与冯班抄本均署“玉台新咏集卷第一并序”，赵均刻本则作“玉台新咏集并序”。《序》中翁抄本与冯班抄本均有“鸿列仙方”之语，“列”实为“烈”字之误；而赵均刻本正作“鸿烈”。至于翁抄本的“仙”、“唯”、“寉”诸字，赵均刻本分别作“僊”、“惟”、“鹤”，而冯班抄本均与翁抄本同。尤其是翁抄本《序》中的“横抽珤树”、“腰中寳凤”、“装之珤轴”三句（其中“珤”即“寳”古文“珤”的俗字），也均与冯班抄本相同；赵均刻本则将此两个“珤”字均改为“寳”。 二、冯班抄本无陈玉父《后叙》，翁抄本也没有，而赵均刻本则有。我在拙作《〈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已经说明，与赵均刻本同出一源的冯班抄本的底本应该是没有陈玉父《后叙》的，这里再就此举一个例证。据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严羽）云《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按，《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陈玉父本误耳”案，五云溪馆活字本与赵均刻本均有陈玉父《后叙》（五云溪馆活字本题作“玉台新咏集后序”），但赵均刻本以“行行重行行……”与“越鸟巢南枝……”为一首，唯五云溪馆活字本作两首，可见冯班所称“永嘉陈玉父本”仅指五云溪馆活字本而不包括赵均刻本；其所以如此，当是因其见过赵均刻本的底本，知其原无陈玉父《后叙》。至其所云“北宋本”，虽不知究何所指，但陈玉父《玉台新咏集后序》只见于五云溪馆活字本而不见于赵均刻本的底本③，则殆无疑义。 三、翁抄本各卷卷首目录及正文中记载每一作者姓名及篇名的格式均同于冯班抄本而异于赵均刻本。如翁抄本第二卷卷首目录：“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魏文帝又于清河作一首魏文帝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魏文帝”……，同卷正文：“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又清河作一首”、“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这些都与冯班抄本相同。赵均刻本则第二卷卷首目录作：“魏文帝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 又于清河作一首又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其正文作：“魏文帝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又清河作一首”、“又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又如翁抄本第三卷卷首目录：“拟古七首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周夫人赠车骑一首乐府三首为顾彦先赠妇往反四首陆云”……同卷正文：“拟西北有高楼”、“拟东城高且长”、“拟兰若生春阳”、“拟苕苕牵牛星”、“拟青青河畔草”、“拟庭中有奇树”、“拟涉江采芙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周夫人赠车骑一首”、“艳歌行”、“前缓声歌”、“塘上行”、“为顾彦先赠妇往反四首”……这些也都与冯班抄本相同。而赵均刻本此卷卷首目录却作“陆机拟古七首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周夫人赠车骑一首乐府三首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反四首”……正文作：“陆机拟古七首（翁抄本正文‘拟西北有高楼’等七题则分别置于各该诗正文末）”、“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周夫人赠车骑一首”、“乐府三首（翁抄本正文‘艳歌行’等三题分别置于各该诗正文末）”、“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反四首”…… 四、翁抄本的10卷正文中，不仅每卷所收的作品数量及各卷的划分均与冯班抄本相同，各篇的作者姓名与篇名也相一致；而与赵均刻本相较，虽分卷及作品数量相同，作者姓名与篇名则有少数出入。如卷三《杂诗》（首句为“秋夜凉风起”），翁抄本与冯班抄本在该卷卷首目录中均作“杂诗一首合欢诗五首杨方”，是以《杂诗》与《合欢诗》均为杨方所作（按，五云溪馆活字本明确地以此首《杂诗》为杨方作）；而在正文中《杂诗》与《合欢诗》均不署作者。赵均刻本则于该卷目录及正文中均作“张协杂诗一首”。又如卷六卷首目录的开端，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均为“吴均二十首张率拟乐府三首”，但正文所收，则列于吴均名下的实有37首；赵均刻本该卷的卷首目录作“吴均二十首王僧孺一十七首张率拟乐府三首”，正文自冯班抄本、翁抄本“吴均”名下的第二十一首《春怨》诗起即作为王僧孺诗，署“王僧孺春怨”。再如卷一的徐斡诗，翁抄本与冯班抄本在卷首目录中均作“诗五首室思一首情诗一首徐幹”，正文则先列标题“徐幹诗五首室思一首”，其下有诗六首，各首均换行；再列标题“情诗一首”，下列该诗正文。按，所谓“诗五首”实即“杂诗五首”之意（如《玉台新咏》卷二的“曹植《杂诗》五首”，除其第五首在《艺文类聚》中标作《杂诗》外，其余4首均标作《诗》，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九、三十二），冯班抄本与翁抄本显然都把它们作为6首独立的诗，不过误把应该分列的两个标题“诗五首”和“室思一首”误并作一行而已④。但在赵均刻本中，其目录作“徐斡诗二首室思一首情诗一首”，正文则先列“室思一首”，将冯班抄本“诗五首室思一首”题下的6首诗全部列入，并于每一首结束处分别以小字标明“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将原来独立的两个诗题下的6首诗，作为一个标题下一首诗的6章。 五、翁抄本与冯班抄本都有缺字，而赵均刻本则没有；同时，翁抄本与冯班抄本都有不应提行而提行和应该分段而不分之处，赵均刻本也都没有。缺文如卷一《古诗无人名为焦仲卿妻作》中，赵均刻本有“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10字，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均只有“不止”2字，但于“不”字上分别空2格及2格半，冯班抄本于该处并有“宋本”印。卷七“皇太子”名下《赋得咏当垆》诗中，赵均刻本有“流光满上兰，当垆设夜酒”二句，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则均无其中“上兰当垆设夜”6字，而分别空七格和六格半。又卷四颜延之《秋胡》诗“其二”首句“燕居未及欢”的“欢”字，赵均刻本有，而冯班抄本空缺，翁抄本该处原空缺，后以红笔补入“欢”字，而页眉又以红笔注“欢字遵王摹出”，可见此处冯班抄本和翁抄本的底本均为空缺。此类例子尚有多处，不一一举出。不应提行而提行的例子如卷二《王昭君辞一首并序》题下的序文：“……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之曲多哀之声，故序之于纸云尔。”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均自“造新之曲”起另行顶格抄写，赵均刻本“哀之声”作“哀怨之声”，自“造新之曲”起也并不另行顶格。应该分段而不分的例子如卷一《古诗八首》，赵均刻本自“悲与亲友别”起别为一首（即第七首），而冯班抄本和翁抄本此处均不另起分段，亦即第六、七两首合为一首，以致《古诗八首》成了7首。这两类例子也另有几处，此不详列。 六、翁抄本与赵均刻本的正文中有好些字不同；但其与赵均刻本相异的，大多数同于冯班抄本。以第一、第二卷为例，翁抄本正文中异于赵均刻本而同于冯班抄本的文字分别有30处左右（不包括避讳字和异体字），这里各单数例。第一卷：1.翁抄本《古诗八首》第三首“冉冉孤生竹”中“伤披惠兰花”，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披”作“彼”；2.翁抄本《古乐府诗六首》第一首《日出东南隅行》中“素丝系马尾”，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素”作“青”；3.翁抄本《古乐府诗六首》第三首《陇西行》中“然后持一抔”，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抔”作“抔”；4.翁抄本《苏武诗一首》中“去去从夫避”，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夫避”作“此辞”；5.翁抄本《徐斡诗五首》第五首“以益我勤劳”，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勤劳”作“劳勤”；6.翁抄本《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中“往晋初阳岁”，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習”作“昔”。第二卷：1.曹植《美女篇》中“珊瑚间朱颜”，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朱颜”作“木難”；2.阮籍《咏怀诗二首》之二中“聲折似秋霜”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聲”作“磬”；3.张华《情诗五首》之一中“昔柳生户牖”，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柳”作“邪”；4.同题之三中“居權借夜促”，冯班抄本同，赵均刻本“權借”作“懽惜”。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冯班抄本与翁抄本的关系实极密切。就冯班抄本与翁抄本的底本来说，若非其中的一本出于另一本，则为两本均出于一源。但从以下两点来看，则其第一种可能性实不存在。 第一，避讳问题。赵均刻本有好些避宋讳的字，如：“竟”、“镜”、“玄”、“泫”、“弦”、“筐”、“匡”、“敬”、“惊”、“殷”、“朗”、“醇”、“慎”、“贞”等；这些在冯班抄本中均不避。冯班抄本有两个字避宋讳：卷四《秋胡》诗第七首中的“依依造门基”和卷七《代苏属国妇》诗中的“白露凝前基”，其中“基”字均避讳缺末笔，赵均刻本这两个字均不避。再看翁抄本，对赵均刻本避讳的字，它有的避有的不避，如上举赵均刻本避讳的“竟”、“醇”等字它不避，“匡”、“筐”、“殷”等字则避，其他的字有时候避，有时候不避。如：卷五何子朗的《和虞记室骞古意》中“清镜对蛾眉”的“镜”字，翁抄本避讳缺末笔，而同卷前一页高爽《咏镜》诗的诗题和正文（“此镜照蛾眉”）各有一个“镜”字，翁抄本却均不避讳。又如：卷四颜延之《秋胡》诗第三章中“驚鸟纵横去”的“驚”字避讳，而卷九《晨征听晓鸿》中“驚此岁之云半”的“驚”字却不避。对冯班抄本避讳的两个“基”字，它一个避，一个不避（卷七《代苏属国妇》中的“基”字避讳缺末笔，卷四《秋胡》诗第七首中的“基”字不避）。倘若翁抄本的底本抄自冯班抄本，那么冯班抄本不避讳的字它不可能避讳；假如冯班抄本抄自翁抄本的底本，则后者不避讳的“依依造门基”中的“基”字，冯班抄本也不可能避讳。但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翁抄本底本中的这个“基”字本来是避讳的，只是翁心存在抄写时忽略了，成了不避讳。所以还得找到别的证据。 第二，文字的异同。如上所述，冯班抄本不同于赵均刻本的字，翁抄本大部分同于冯班抄本而异于赵均刻本；然而，翁抄本也有少数文字是异于冯班抄本而同于赵均刻本的，如：翁抄本卷一《枚乘杂诗九首》第四首中的“伤忧以终老”，赵均刻本同，冯班抄本“伤忧”作“忧伤”；又同卷《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赵均刻本同，冯班抄本“语”作“女”。倘若翁抄本的底本出自冯班抄本，当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冯班抄本同于赵均刻本而异于翁抄本的例子。例如卷二傅玄《明月篇》，冯班抄本有“昔为春丝”之句，赵均刻本“”作“繭”，翁抄本则误作“璽”。同卷石崇的《王昭君辞一首并序》，冯班抄本于诗题下有“石崇”二字，翁抄本则没有（赵均刻本此首的标题作“石崇王昭君辞一首并序”）。卷三刘铄《代明月何皎皎》中的“玉宇来清风”句，翁抄本“玉”误作“五”，冯班抄本和赵均刻本均不误。所以，冯班抄本似亦不出于翁抄本的底本。 所以，冯班抄本与翁抄本的底本乃是同出一源，而非一本抄自另一本。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弄清冯班与冯知十的关系；因为如上所述，翁抄本的底本乃是冯知十藏抄本。 冯知十是冯班的弟弟，他们还有一个哥哥冯舒⑤。冯舒《默庵遗稿》卷九《我府君玄堂志》对此说得很明白：“男子子三人，长舒，次班，次知十。”冯知十的简历则可参见《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二十八《人物》七《忠节》：“冯知十，字彦渊，……（顺治二年）七月十三日，大兵至，知十在友人何氏舍，猝遇之，奋臂格斗，飞矢中胸，仆地，被斫死。”翁抄本所描图章中属于冯彦渊的两枚（即前述“冯彦渊读书记”和“彦渊”两印），也就是他的。 在这3兄弟中，冯班有一个转抄自赵均（灵均）所藏宋本的《玉台新咏》，已见上述；而冯舒则有一个直接来自赵均藏宋本《玉台新咏》的抄本。《默庵遗稿》卷九有《重校玉台新咏序》，今引其全文如下： 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玄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瑜三写。尝忆小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缘本东朝，事先天监，何缘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意欲谛正，时无善本，良用怃然。己巳之春，闻有宋刻在寒山赵灵均所，乃于是冬造于其庐。既得奉观，欣同传璧。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钞之四日夜而毕。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不知者以为狂人，知音亦诧为好事矣。所恨者，寻较不精，时起同异，误自适于通人，疑未绝于愚口。敬遵先志，参其得失。见闻不广，敢矜三豕之奇？心目略穷，自盈偃鼠之腹。谨胪序之如左。 较订此书，一以宋刻本为正。如“慄”之为“憟”，“莞”之为“苑”，“迢”之为“苕”，自是世手传写随世改例，知者自不烦言，故《真诰·注》云：“溧”字或应作“潥”。潘安仁《关中记》云：因“菀”为名。李善注《文选》，俱作“苕苕”。事证的的，非愚臆说也。陶隐居云：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廓之而注于下。义既为长，取以为例。 宋本之善十九，俗本之善百一。凡今所笺，正是宋本之可疑者耳。俗本事例大乖，殆可忿笑，若不悟斯理者，便是不能灵知，亦可无烦诵读，并所略焉。 按，冯班抄本卷末第一段跋语云：“己巳（此为崇祯二年。——引者）之冬，获宋本于平原赵灵均，因重录之如右。”从字面来解释，乃是从赵灵均处得到了一部宋本《玉台新咏》，但其第二段跋语则又说：“己巳冬，方甚寒，燃烛录此，不能无亥豕。壬申春，重假原本，士龙与余共勘二日而毕，凡正定若干字，其宋板有误则仍之云。”该本第一卷末有何士龙的小记：“壬申仲春何士龙勘于胥门客舍一卷毕。”第十卷正文末又有冯班小记：“壬申二月初七日冯伟节（伟节为冯班字。——引者）勘于胥门客舍。”可见宋刊原本仍在苏州赵均处，并未归于冯班，所以到了壬申春日仍要到苏州（胥门在苏州）去借来校勘。因此，所谓“获宋本于平原赵灵均”，乃是从赵均处抄回来了一个宋本，并非得到了宋本原本；至于所谓“因重录之”，乃是根据这一抄宋本重录。第二段跋语所说“己巳冬，方甚寒，燃烛录此”云云则当是记己巳冬抄录宋本《玉台新咏》之事；这与上引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中所记己巳冬日在赵均家中录宋本《玉台新咏》事若合符节。 由此可知，冯舒于崇祯二年己巳冬与另5人一起到赵均家去抄录宋本《玉台新咏》，用4日夜的时间抄完。这5人中有一个是冯班。回家以后，冯班又据这个抄宋本“重录”了一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冯班抄本。 冯知十既是他们的弟弟，当然有可能再从他们处另抄一本。但上文已经说过，作为翁抄本底本的冯知十藏抄本并非出自冯班抄本。另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说其所抄得的本子为“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而翁抄本的底本恰恰是73页，每页30行，每行除少数有一二字的出入外基本上30字，与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所记的数字相同。还应指出的是：翁抄本底本的第一卷结束于第10页A面第3行，隔行就接着抄第二卷；第二卷抄到第16页A面第11行结束，空一行就抄第三卷。从第四卷起，才于每卷结束后换页重抄。此本第一、二、三卷的这种换卷不换页的抄法是很不正规也很少见的做法；一、二、三卷如此，而从第四卷起又另换一种方式，这种做法也很特别。但冯舒抄本的全书为每页30行、每行30字、共73页；则其所采取的显然也是这一类很不正规的、极其少见的做法。正因冯知十作为冯舒的弟弟本有可能从冯舒处抄录其所有的抄宋本《玉台新咏》，而且冯舒所记录的其抄本的页数、行款又与冯知十藏抄本相同，这两本的抄写方式又都比较特别，所以冯知十藏抄本显然出于冯舒抄本。 换言之，冯知十藏抄本与冯班抄本实都出于冯舒抄本，而冯班在抄录后又据宋本原本校过，应该更为精确。不过，校书如扫落叶，一部在四日夜时间里匆匆抄成的书，其后虽用两天时间去校了一下，要使它与原本完全一样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冯班在据冯舒抄本“重录”时又不可能没有讹误。至于赵均刻本则又作过较大改动，甚至增入了陈玉父后序，当然也不能全信。不过，现在既然有这样的3个本子存世，通过相互比勘，还是能找到较接近这一宋本面貌的途径的。 大致说来，凡是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共有的与赵均刻本的较大差别，一般应以这两个本子为准。因为较大的明显差别出于抄错的可能性本就较小（哪怕抄时极为匆促），何况冯班后来又合两人之力与原本校对了两天，这种较明显的重大差异照例也不会忽略。举例言之，假如其底本原有陈玉父后序，冯舒等人漏略不抄的可能性本就不大；即使漏略了，冯班去复核时也不至于不发现。何况冯班抄本中有两个“基”字避讳缺末笔，翁抄本也有一个；倘若其底本中“基”字不避讳，冯舒等人是不可能抄成避讳字的，因为“基”的避讳字在古籍中极少见——“基”字是避南宋度宗（赵禥）的讳，自度宗做皇帝到南宋灭亡一共15年，只有在这15年里刻的书才要避度宗的讳，何况最后四五年兵荒马乱，也很少刻书的可能了。因此，“基”字避讳在古书中极其少见；如果原本不避，冯舒等人是不会把它们抄成避讳字的。但赵均刻本避了好多宋讳，这两个“基”字却独独不避；显然是因为这两个字一避就宣告了它是南宋末年的本子了。由此可见，赵均为了显示其底本之古，是可以不忠实于其底本而改避讳字为不避讳的。那么，同样是为了显示其底本之古，窜入其底本原来没有的陈玉父后序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再如上述第三卷《杂诗一首》（首句“秋夜凉风起”）的作者，冯班抄本与翁抄本均作“杨方”，在这两个抄本中根本没有出现“张协”的姓名，何况五云溪馆活字本也以此诗为杨方作，则赵均刻本之将此诗作为张协作品，自当是出于赵均的擅自改动。至于冯班抄本与翁抄本互异的，则可参考赵均刻本定其然否。因赵均刻本虽有擅自改动之处，但其同于冯班抄本或翁抄本底本的，则自当出于原本。因其擅自改动之字不可能与这两本中的一本的抄误凑巧相同。 所以，翁抄本与冯班抄本同样是《玉台新咏》的珍贵版本。 不过，翁抄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该本末尾有两段瘦狂居士的跋，全文如下： 己丑季春，假得钱氏宋本抄（按，此字原作“略”，后改作“抄”）挍一过，同异颇多，恨未悉正也。 是月复借得钱氏所获赵均宋刻细校一过，前录此本时，间有明知其谬，略为改窜者，今亦依宋改正，纤毫不差。但宋刻原未为尽善也。瘦狂居士记。 据此《跋》第一段的“抄校”和第二段的“前录此本时”云云，则瘦狂居士显然是要把此本说成是自己所抄。不过，“己丑”是顺治六年(1649)，而冯知十早已于顺治二年去世，此本又怎会盖上“冯彦渊读书记”、“彦渊”、“知十印”、“冯知十读书印”之类的章呢（这些图章在翁钞本的底本中绝不会是描上去的，否则翁心存不会称其为“手抚冯知十影钞宋本”）？而且，跋文中的两个“校”字均避讳，想是要显示这位瘦狂居士是由明入清的人。不过明人避“校”字是避天启皇帝的讳，天启皇帝名“由校”，避讳的方法通常是写“校”作“挍”。上引跋语中的第一个“校”字既已改“木”旁为“扌”旁，右边的“交”字是不应再缺末笔的，何况两个“校”字用了两种避讳的写法，说明其实在吃不准哪种写法符合明人的习惯。此外，据《述古堂藏书目》，钱遵王实在并未藏有宋本《玉台新咏》⑥。所以，此跋语乃是后人冒充明末清初人的口气所写。其所以要加这样的跋，当是因其不知冯知十的情况，以为虽有冯知十的图章还不足以证明此本之可贵，必须明言其出于宋本才有价值。至于此跋语是翁抄本的底本就有，还是写在翁抄本上的，则已不得而知了。 二 现在可以进而探讨另外3个本子了。 先说冯鳌刻本。 此本卷首有陈鹏年作于康熙甲午（五十三年）的序，当即刻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卷末有冯鳌的跋，今引录如下： 家默庵、钝吟两公承嗣宗公之家学，读书稽古，贯穿百家，尤神明于诗法，所批阅群书不下数十种。但两公意主撑持诗教，嘉惠后学，故枕中秘本，不敢自私，每以公诸同好。……而是集向藏之钱遵王斋中。壬辰夏，友人持示，谓“是固君家故物也”。因思此书自默庵公校对之时，广搜博考，剧费苦心，而自归钱氏，诸同人每以不及见为恨。然美玉韫而韬光，骊珠藏而匿采，若秘而不宣，雅非公之初意。予既得是书，狂喜累日，亟思传播，未暇开雕。今春假窗道院，稍理旧业，适俗冗纠纷，又无闲暇。……端阳后，偶得汲古阁藏本，字句一遵宋刻，复有黄笔点定，翻阅后跋，知为钝吟公笔也。因更觅赵氏、杨氏本，查核校对，使无馀恨。至有讹谬不可从处，悉依默庵公正之。金根略辨，因谋登梓，庶使读是书者开卷了然，无虞乖错，则两公垂教之思，于此亦见一斑也已。康熙五十三年 岁在甲午七夕冯鳌书。 为了证明其确实出于冯舒校本和冯班圈点本，其卷首有冯舒序，卷末有冯班跋。 此本所录冯舒序与前引见于《默庵遗稿》卷九的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主要有下列几点不同：一、此序于原序“乃于是冬造于其庐”的“冬”字下有“挈我执友，偕我令弟”八字；二、无原序的“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十三字；三、此序于原序的“自盈偃鼠之腹”下有“上党冯舒默庵述”七字；四、原序的“谨胪序之如左”以下悉无。 在冯舒《序》这两个版本的一系列差别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默庵遗稿》所收《重校玉台新咏序》中的最后两段在冯鳌刻本中没有了。而如果根据那两段，则冯舒校正的《玉台新咏》跟冯鳌刻本《玉台新咏》完全是两回事。 首先，那两段中的第一段，明明说“校订此书，一以宋刻本为正”，但冯鳌刻本中无论作者、标题或文字很多都同于郑玄抚本系统而不同于冯班抄本、翁抄本和赵均刻本。例如，其第一卷苏武的《留别妻作》，在冯班抄本、翁抄本和赵均刻本中皆作苏武《诗》，郑玄抚本则作《留别妻作》。其第二卷的魏武帝《甄皇后乐府塘上行》，更莫名其妙，此首冯班抄本、翁抄本、赵均刻本均署魏文帝作，标题为《甄皇后乐府塘上行》（按，这种标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五云溪馆活字本以此首为甄皇后作，标题则为《塘上行》，最为可据）；唯郑玄抚本以此首为魏武帝作，标题则作《塘上行》。冯鳌刻本把此诗属于魏武帝，标题则仍作《甄皇后乐府塘上行》，实在可笑之至。曹操生时，曹丕尚未为帝，又哪有什么甄皇后？哪里会写《甄皇后乐府塘上行》？其第三卷收杨方《合欢诗》2首、《杂诗》3首，而冯班抄本、翁抄本、赵均刻本所收，《合欢诗》均为5首而无《杂诗》，换言之，在那3本中这3首《杂诗》都是属于《合欢诗》标题之下的，郑玄抚本则将它们题为《合欢诗》2首、《杂诗》3首。像这类情况在冯鳌刻本中都无任何说明；好像冯舒抄本就是如此。至于文字，冯鳌刻本不同于上述3本之处也甚多，如其卷一李延年《歌诗》中的“绝世而独立”，冯班抄本、翁抄本、赵均刻本均作“绝出而独立”，五云溪馆活字本、郑玄抚本则作“世”；卷二《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中的“弃捐菅与蒯”，冯班抄本、翁抄本、赵均刻本“菅”均作“管”，郑玄抚本系统则作“菅”。这些全都违背“一以宋刻本为正”的原则。 其次，那两段中的第二段说：“宋本之善十九，俗本之善百一。凡今所笺，正是宋本之可疑者耳。”可见冯舒虽认为宋本有少数可疑之处，但既然“一以宋刻本为正”，自当仍以宋本之字为正字，而于校记中指明其何以可疑之处，或引他本为旁证。而冯鳌刻本则与此相反，常以他本为正，而以宋本之字作为小字旁注。如卷一《古诗八首》之一的“蝼蛄多悲鸣”下注“宋本作‘鸣悲’”、之六的“四座莫不欢”的“欢”字下注“宋本作‘叹’”，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这都违背其原定的体例。 如果冯鳌刻本的冯舒《序》中没有的这两段确是冯舒原来的《序》所有而被冯鳌所删，那么，冯鳌所刻的这部冯舒校正的《玉台新咏》之出于伪造极为明显。不过，现存的《默庵遗稿》康熙刻本无第九、十两卷，有这两卷的为1925年排印的《常熟二冯先生集》本；此二卷虽出于常熟所保存的历代传抄之本，但传抄过程中难免有所增损，所以，在以此本中所收的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来证明冯鳌刻本之伪时，还应有别的旁证。这样的旁证也确是存在的，那就是：冯鳌刻本的所谓“宋本”实为赵均刻本，足以证明他并不知道赵均刻本与冯班抄本及冯舒抄本（现在虽已没有实物存世，但还可从翁心存抄本知其与冯班抄本基本相同）的相异之处。例如上引其卷一《古诗八首》之六的“四座莫不欢”的“欢”字下所注“宋本作‘叹’”，这“叹”字就仅见于赵均刻本，冯班抄本、翁抄本均作“欢”。同卷“徐幹诗”七首下注：“后六章（按，指其所收徐幹‘《杂诗》五首’及‘《室思诗》一首’。——引者）宋本统作《室思》一首。按郭茂倩《乐府诗集》云：‘徐幹有《室思》诗五章，据此则后一章不知何出。杨、活本皆作《杂诗五首》、《室诗（按，当为“思”之误。——引者）一首》，姑仍之。”然而将此六首合为《室思》一首的，实仅赵均刻本，冯班抄本与翁钞本均不如此。既然他的所谓“宋本”实为赵均刻本，连赵均刻本的臆改也视为宋本，可知其本未尝见过冯舒抄本，其刊刻的所谓冯舒校正本之不出于冯舒抄本亦不言而喻。也正因此，该本中的冯舒《序》之不同于《常熟二冯先生集》本《默庵遗稿》之所收，显然不是由于它比《默庵遗稿》本可靠，而是因为《默庵遗稿》本中的那两段有力地拆穿了冯鳌本的伪造，所以把它删去了。 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冯鳌之删去原序的“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一句，当是因为既是每页30行，每行30字，则按照正规抄法无论如何不止73页，他怕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就索性把它删掉了。至于“挈我执友，偕我令弟”一句，究竟是冯舒《序》中原有而为《常熟二冯先生集》本《默庵遗稿》的底本所佚失，抑或为原《序》所无，冯鳌因其刻本还假托出于冯班圈点，为了使冯班也能有此抄本而特地窜入的，今已无从测知了。 现在再说冯班圈点的问题。冯鳌刻本卷末有一篇冯班的《跋》，全文如下： 己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至于行款，则宋刻参差不一，赵氏已整齐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旧赵灵均物，今归钱遵王。少年兄弟多学玉溪生作俪语，因读是集，并摘其艳语可用者，以虚点志之。冯班二痴记。 此跋与上引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崇祯二年冯班抄本《玉台新咏》卷末的跋语大异其趣，其为伪造不言可知。即使冯班于己丑(1649年）年又曾借原本校过一次，但自然应校在其原来的抄本上，这才能使其抄本愈益接近原本，绝无另抄一本再借原本去校勘之理，因为每抄一次也就多一点错误。何况如上所述，钱曾并来藏有宋本《玉台新咏》。顺便说一说，瘦狂居士《跋》中所说“己丑季春假得钱氏宋本抄校一过”，恐是受了冯鳌刻本伪造冯班跋的启发；因为冯鳌刻本有两种刊本，想来是较为流行的书。 三 最后简单地说一说伪托张嗣修跋巾箱本和杨士开本。 先说前一种。该本卷未有张嗣修跋语，全文为： 《玉台新咏》有宋刻，有俗刻，盖不独卷帙先后，诗人姓氏均有不同，即选诗亦多互异，此古本新本之所由分也。春杪客于武林，旅舍无事，录一袖珍本，一以家藏宋本为正，有诸本互见处，间为考证焉。时万历丁丑望后一日张嗣修书于松桂山房。 张居正之子有名嗣修者，“万历丁丑”也正是其在世的时间，此《跋》所署的张嗣修当即其人。不过，今天所见的乃是康熙刻本，据刊刻此书的孟璟跋，是据旧抄本刊刻的。 此书收有陈玉父后序，其内容则基本同于赵均刻本。因为赵均刻本的底本虽出于宋刻，但原书却并无陈玉父序，是赵均从别的本子上挪移过来的。在现存的《玉台新咏》各本中，陈玉父后序最早见于五云溪馆活字本。所以，巾箱本的底本若确为有陈玉父后序的宋本，其内容当相近于五云溪馆活字本而不应基本同于赵均刻本。何况在属于同一类型的五云溪馆活字本、冯班抄本、翁抄本、赵均刻本中，以徐斡《室思》诗为六章，以《杂诗》（首句为“秋夜凉风起”）为张协作，卷六有“王僧孺诗十七首”者，都是赵均刻本所独有的特征，《室思》六章和“王僧孺诗十七首”更是赵均的臆改，而巾箱本在这些问题上均同于赵均刻本，可见其实出于赵均刻本而非出于张嗣修“家藏宋本”；张嗣修也不曾生活到赵均刊刻《玉台新咏》的年代，所载张嗣修跋显然出于假托。 再说杨士开刊本。 该本属于郑玄抚本系统，刊于郑本之后。据该本张世美跋，系华亭杨士开据宋本刊刻。但其卷首有《名家世序》，而《名家世序》首见于郑玄抚本，是《玉台新咏》及郑玄抚纂辑《玉台新咏续编》所收诗人的名录，按其世代排列；杨本卷首既收有《名家世序》，自不会出于宋本而必出于郑玄抚本。故附识于此，以免滋生疑窦。 冯舒《重校玉台新咏序》中曾提到《玉台新咏》的版本情况：“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玄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踰三写。”这里虽然没有提到郑玄抚本和杨士开本，但却说到“归安茅氏重刻本”，而归安茅氏重刻本实亦出于郑玄抚本，其卷首《序》所言甚明。至于杨玄钥本今已不见有收藏者。但杨玄钥本即出于兰雪堂活字本，又与归安茅氏本属于同一类型，则可知兰雪堂本、杨玄钥本、茅本皆与郑玄抚本为同一类型。而在此一类型的明本中，现在所知者虽以兰雪堂本为最早，能够见到的却是以郑玄抚本为最早了。 收稿日期：2005-12-28 注释： ①本文所影印的《玉台新咏》、《王右丞集》中的冯班跋，《玉台新咏》、《白莲集)、《王右丞集》中的冯班印章，均征得原书收藏单位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同意，谨此致谢。 ②详见拙作《〈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四期。 ③关于《钝吟杂录》的这一记载，系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吴冠文同学见示，谨此致谢。 ④至其误并的可能原因，参见拙作《〈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 ⑤我在查考冯知十的情况时，参考了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指导的陈望南博士的学位论文《海虞二冯研究》，很受教益，谨此致谢。但因此一著作尚未出版，为对拙论易于复核起见，我在需要征引时均引用已经印行的书籍。 ⑥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有一条云：“玉台新咏集十卷。是集原本东朝，先事天监。流俗本妄增诗几二百首，遂至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良可笑也。此本出自寒山赵氏，予得之于黄子羽。卷中简文帝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未改选录旧观。牧翁云：凡古书一经庸妄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披览之余，复视牧翁跋语，为之掩卷怃然。”按，此所谓“此本出自寒山赵氏”实即出自赵均刻本，其中“流俗本妄增诗几二百首，遂至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良可笑也”，即据赵均刻本的“跋语”为说。 【参考文献】 [1] 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玉台新咏》[Z]. [2] 五云溪馆活字本《玉台新咏》[Z]. [3] 崇祯二年冯班抄本《玉台新咏》[Z]. [4] 崇祯六年赵均刻本《玉台新咏》[Z]. [5] 嘉庆年间翁心存影抄冯知十藏抄本《玉台新咏》[Z]. [6] 康熙五十三年冯鳌刻本《玉台新咏》[Z]. [7] 康熙年间孟璟刻张嗣修跋巾箱本《玉台新咏》[Z]. [8] 嘉靖杨士开刻本《玉台新咏》[Z]. [9] 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