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历代版本学家的经验，版本研究可分三个层次：一为物质形式层面，包括纸张墨色、装帧形制、字体刀法、版式行款及各类标记（书名页、牌记、藏书印、刻工姓名）等，据以辨明制作设计的实际情形；二为文本结构层面，包括卷数、卷端、卷末、序跋、编例、正文与校改记录等，据以把握编撰校改的整体面貌；三为正文内容层面，包括避讳、称衔庙谥、名物制度、时尚用语、时地人事等，据以考察全书内在的逻辑一贯性及其与所属时代的一致性。三者结合方可辨明版刻时代，弄清所属系统、识别真伪、判定优劣。就《玉台新咏》而言，刘跃进、傅刚等先生已从版本学的各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玉台新咏》各个版本系统及其衍化的过程基本廓清，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根据《玉台新咏》版本研究现状和赵均刻本的实际情形，本文主要涉及文本结构层面，并以编撰体例为中心探求赵均刻本中可能存在的古本之遗。 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 据初步统计，赵均刻本②全书各卷卷首目录所见总计657首，因卷七《武陵王纪诗三首》正文多录《闺妾寄征人》一首，小字末注云：“目作三首，此首疑衍。”卷十“何逊诗三首”正文作“五首”，实五首，故全书实际收入660首。将卷首目录与正文题目和相应文辞一一比较，三者相当一致。又据目验过宋刻的二冯、纪容舒等跋文所述，赵刻之改动一在讹字，一在行款，另缪荃孙曾比勘过李维桢和冯二痴校宋本异同记录，跋文仅云“行款校刻”改订一事，不及其余。可推知赵均刻本编辑体例等文本形式不曾有重大改窜。因此，该刻本的编目实况可信度高，可以作为编目体例研究的文本基础。 全书编目可分卷首目录和正文编目两个部分。 一、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 各卷卷首目录多以作者名缀诗题（或诗类名）及总篇数为一总题的方式加以编排，如卷一“枚乘杂诗九首”、卷六“吴均二十首”等将同一作者本卷全部作品收入一总题之下。此类有总题的目录，其标记格式可分两种类型：卷一至卷四、卷八至卷十标记格式为［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如“傅玄乐府诗七首”；卷五和卷六、卷七大部为［作者名＋总篇数］，如“江淹四首”，中间不出现诗题或诗类名。 其余为无总题的目录，均以同一作者作品分类连续排列，作者名只出现一次，后列诸目承前省作者名，如卷一不标“曹植诗九首”这一总题而分列“曹植杂诗五首”“曹植乐府三首”“曹植弃妇诗一首”三目，这类编目共22题51首，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至于题首不标作者姓名者共27题，计 66首，占全书十分之一，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本无作者名，有卷一《古诗八首》《古乐府诗六首》《汉时童谣歌一首》《古诗无人名为焦仲妻作》、卷九《歌辞二首》、《越人歌一首》、《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汉桓高时童谣歌二首》《晋惠帝时童谣歌一首》、卷十《古绝四首》《近代杂歌五首》《吴歌九首》《杂歌三首》《杂诗一首》等，共14题46首。一首者不计，余皆近似于有总题的目录。 （二）承前省作者名，共12题19首，皆属无总题一类。具体目录抄录于下： 卷二 魏文帝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 魏文帝又于清河作一首 魏文帝又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 曹植杂诗五首 曹植乐府三首（正文不出总数，各首均自标题） 曹植弃妇诗一首 傅玄乐府诗七首（正文不出总数，各首均自标题） 傅玄和班氏诗一首 张华情诗五首 张华杂诗二首 潘岳内顾诗二首 潘岳悼亡诗二首 卷三 陆机拟古七首（正文出总数，各首题附辞后） 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陆机周夫人赠车骑一首 陆机乐府三首（正文出总数，各首题附辞后） 卷四 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七夕一首 颜延之秋胡诗一首 卷十 刘孝威古体杂意一首 刘孝威咏佳丽一首（正文作“刘孝威二首”，各首题附辞后） 奇怪的是，无总题之目只出现于前四卷和卷十，以卷二为最多。中间五卷无此现象。 二、正文编目体例 作品止一首者，卷首目录与正文标题基本一致。 两首以上者情况较复杂。概括言之，无论有无总题，一目数首者卷首目录中只出总篇数，不标明各首细目，故与正文标目不完全一致，可见是经过整理的编目。正文中相应便有两种编目格式：（一）正文不出总篇数，各首均自标本题，第一首题作者名，其后皆承前省，如卷二目录总题“傅玄乐府诗七首”所对应的正文各首编目实况： 傅玄青青河边草篇 ……（辞）…… ……………… 傅玄西长安行 ……（辞）…… （二）正文出总篇数，各首本题均附注于辞后空二字处，如卷四目录总题“谢朓杂诗十二首”所对应的正文中有《杂咏五首》一目，其编目实况如下： 谢朓赠王主薄 ……………… 谢朓杂咏五首 ……（辞）…… 镫 ……（辞）…… 烛 ……（辞）…… 席 ……（辞）…… 镜台 ……（辞）…… 落梅 全书编目体例中仅有两个特殊的案例。其一，卷一目录“徐干诗二首室思一首徐干情诗一首”，既有总题“徐干诗二首”，又与“室思一首”连写，且“情诗一首”承前省作者名；而正文总篇数“诗二首”三字阙如，各首辞前均自标目，第一首为“徐干室思一首”，第二首承前省作者名为“情诗一首”。其二，卷十目录“刘孝威古体杂意一首”“咏佳丽一首”，正文作“刘孝威二首”，各首题附辞后为：“古体杂意”“咏佳丽”；卷首目录和正文编目恰与一般体例颠倒。特殊案例的存在可能与刻印前的文本窜乱有关，可以不论。 赵均刻本独有的编目体例 一、与五云溪馆本共有的特点证明二本同出一源 按同样的方式考察五云溪馆本目录标记格式。 有总题的目录。分两种情况：（一）卷一至卷四，上为诗题（或诗类名）及总篇数，下为作者名，如卷二赵本目录作“傅玄乐府诗七首”，此作 乐府诗七首□□□□□□□□傅玄（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上为作者名，下为总篇数，无诗题，一首者亦不抄出，如卷五赵本目录作“江淹四首”，此作 江淹□□□□□□□□四首无总题的目录。卷七、卷十（此卷讹误最多），上为诗题，各首细目多标出，一题数首者无总篇数，下为作者名，抄于第一首之下，余承前省——与正文辞前标题完全一致，盖原本目录已阙，后据正文直接移录，未经归类合并，当为临时之举。③ 正文编目体例。五云溪馆本没有赵均刻本的第二种体例，即总题置前、各首本题附于辞后的编目体例。全书统一为一种体例，即卷首目录有总题，正文不再出现总题，同一作者作品分类或按首连续排列，均自标题，作者名出现一次，其后均承前省作者名。这一点是二本之间最大的区别，留待下面讨论。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在有总题的卷首目录中，五云溪馆本第一种格式题目构成与赵均本第一种同，为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三部分（如：傅玄、乐府诗、七首），不同的是作者名置于下方；第二种格式将作者名和总篇数分开上下书写。题目构成不变，改动的只是题目构成因素的位置和排列方式。可见这种改动与两种格式并存的现象无关，亦即两种格式并存的情况在改动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同一书中前后不一致的双重格式的编目体例是五云溪馆本和赵均刻本所共有的特点。严格说来，此种双重格式的编目体例应是不合常规的现象，是书籍编撰中的一种阙点或失误（也可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同一失误出现在不同的刻本中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两种刻本中的同一种失误，当有一个共同的版本来源，结合二者编排体例在卷一至卷四和卷十这五卷中存在相当一致的对应性，可以判定：两种刻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二、与五云溪馆本迥异之处正是赵均刻本的优势 （一）卷首目录编辑体例 赵均刻本与五云溪馆本最大的不同在于：目录编辑格式中作者名所署的位置，前者署上而后者署下。这两种格式在历代官私目录中一直并用且相当普遍，如《汉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作者名多署上，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等则作者名多署下。可见作者名的位置在非单篇文章著录的书籍总目中看不出有任何时代性。但是，如果对单篇文章著录的情况进行考察，则《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便值得特别注意，因其编目格式为［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与赵均刻本卷首目录的体例完全一致；另外，与《玉台新咏》同时代的《文选》今存各种版本，其目录的编辑格式也与赵刻完全相同。但随着时代往下推移，［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这种编目格式至唐以后便很少出现，可见在具体的书卷中这类编目体例显示出了相当明显的时代性。这是否暗示：赵均刻本不仅是宋刻之遗，其中还隐藏着中古钞本的蛛丝马迹？④ （二）正文编目体例 五云溪馆本总题和各首本题均置辞前，一种编目格式贯穿了全书，仅卷八刘缓《杂咏和湘东王三首》例外，故显得非常整饬。而赵均刻本不同，除五云溪馆本所用“题置辞前”的格式以外，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格式——“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据统计，正文有总题、各首本题均附辞后的作品分布于各卷之中，卷一6首、卷三17首、卷四9首、卷五12首、卷六8首、卷七16首、卷八11首、卷九11首、卷十117首，共207首，几占全书总数（660首）三分之一。可见“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与“题置辞前”的体例并存于一书之中，全书遵守着特殊的双重格式的编目体例。这个总集编撰史上极不寻常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赵均刻本十卷本正文编目体例前后一致，同时也就证明了赵均刻本并非刘跃进先生所称为多种残本拼凑而成的配补本。 三、五云溪馆本对宋刻的改窜 上述赵均刻本与五云溪馆本的共同特点，可证二本同属南宋陈玉父刻本系统。至于相异之处，特别是赵均刻本继承而五云溪馆本没有的“题附辞后”的编目体例，显示五云溪馆本对陈刻宋本曾有许多改易。另一有力证据是：五云溪馆本卷一《古乐府诗六首》卷首目录署名“枚乘”而正文不署，且《相逢狭路间行》一首正文题目下空三字处刻有“与乐府极异为”六字，此处“乐府”二字当为《乐府》一书之名，则六字应是付梓前即已存在的校文，又这类校文在整个刻本之中不见有第二处，可推知为刻印底本删削未尽所致。这就意味着五云溪馆本的底本曾用《乐府》一书勘校⑤，有所改动乃为必然之事。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记明代以前《玉台新咏》曾有四种刊本：南唐刊本、北宋明州本绍兴修补本、南宋陈玉父刻本和元刊本。据刘跃进先生考证五云溪馆本为现存诸明版中问世最早，⑥知其与陈玉父刻本之间尚有元刊本为中介，则改易窜乱当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五云溪馆本对原本的改动较多，赵均刻本则基本保存了陈刻宋本原貌而“典型”尚在。 宋本之遗和徐陵旧本原貌 赵均刻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的编目格式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前文已有论述。至于“题附辞后”的正文编目体例是否同样为某一时代特征的具体表现则尚需继续加以考证。 首先，从统计数字观察： 赵均刻本全书所收作品：660首(100%) 正文有总篇数而各首题附辞后者：207首 (31%) 乐府及其拟作236首(35%)，其中题附辞后者：98首（占该类全部42%） 非乐府类作品424首(65%)，其中题附辞后者：109首（占该类全部26%） 可见该版本所收乐府歌辞甚少，⑦采用“题附辞后”方式记录的却近半数，在编目体例上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情况当不属偶然。考先唐正史乐志对乐府歌辞的记录实况，确与这种编目体例有相似之处： （一）《汉书·礼乐志》所录作品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二种，先叙总题，用“其诗曰”引起，下录歌辞，其中《郊祀歌十九章》各首本题连序号并所作时间、缘由等，均以附注的形式置于辞后，一题多首者亦然，如 ……（辞）……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辞）……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天马十 （二）《宋书·乐志》乐章歌辞的编目体例比较复杂，共有五种形式，亦可归并为“题置辞前”和“题附辞后”两类，前者多见于郊庙、燕射、鼓吹、舞曲、相和歌、清商三调、大曲等部类中，一般总题置于各首之前，由朝代名或作者名、乐类名、总篇数构成；各首本题（篇题、曲调名、序号等），均标辞前，如 晋宣武舞歌四篇 傅玄造 惟圣皇篇 矛俞第一 ……（辞）…… 短兵篇 剑俞第二 ……（辞）…… ……………… 后者见于郊庙、燕射歌辞，一般总题置于各首之前，由朝代名、乐类名、总篇数构成，下标作者名，二者不连写；各首本题及用途、章句等均附辞后 （有时更附小字注），以“右”领起；末后更有一句总括各首，亦以“右”领起，如 宋明堂歌 谢庄造 ……（辞）…… 右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辞）…… 右登歌词。 旧四言。 ……………… ……（辞）…… 右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 右天郊飨神歌。 另有歌辞前后均有题目标注的情况，见于舞曲歌辞中，总题居各首之前，由朝代名、乐类名、总篇数构成，命之为“歌”或“歌诗”；各首本题（篇名、舞名、用途）均置辞前；末附一注总括各首（总篇数、乐类名），命之为“歌行”，以“右”字领起，如 晋鼙舞歌（诗）五篇 洪业篇 鼙舞歌，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 有贤女。 ……（辞）…… ……………… 明君篇 鼙舞歌，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 生桂树。 ……（辞）…… 右五篇鼙舞歌行。又有总题、各首本题及解题等均置辞前而辞后另行注明章句的情况，仅见于鼓吹曲中，如 吴鼓吹曲十二篇 韦昭造 炎精缺者，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 汉曲有朱鹭，此篇当之。第一。 ……（辞）……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三）《南齐书·乐志》以乐章歌辞记录为主体叙述乐史，“题附辞后”的编目体例使用较多，只是辞后所附往往衍为包含题目的长注，不脱“叙”的色彩，与《宋志》的“录”稍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所撰《晋书·乐志》，在转录《宋书·乐志》的晋代乐歌时已经采用统一的编目体例，所有题目均置辞前，《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等书的歌辞记录中也不再见有“题附辞后”的编目体例。⑧可见“题附辞后”的编目体例以及多种编目体例同用于一书的做法至迟在唐以后的乐志编撰中不再流行。 由此推知，《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乐府歌辞“题附辞后”“题置辞前”双重编目格式的出现当不会晚于初唐。 其次，从历代诗文总集编录情况考察，“题附辞后”这种编目体例与［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的编目格式一样，也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段。今考现存诗文总集的编目实况，以《四部丛刊》初编所影宋刻和明刊本为例： (1)宋刻本或明覆宋刻本。 收录唐以前作品的集子都有“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或其残余痕迹： 《毛诗》：宋刻巾箱本，正文各首诗题及章句均附辞后，格式如下所示： 毛诗卷第一 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 毛诗国风 ………（辞）……… 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辞）……… 葛覃三章章六句 ……………… 《楚辞》：明覆宋刻本，《九歌·东皇太一》题下注：“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于篇后者亦犹毛诗题章之趣。”《九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各篇篇题均附辞后。 《六臣注文选》：宋刻本，卷首目录格式为：［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正文诗题和作者名分书二行，有少量“题附辞后”的残余——即辞后标注序数“其一”“其二”等字样，如卷二十四曹子建《赠白马王彪》共七首各首辞后标“其一”“其二”……“其七”、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辞后标注“其一”“其二”……“其八”。 《古文苑》：宋刻本，全书总目和卷首目录格式：［作者＋诗题］，二篇以上者小字注出首数，杂有“王粲杂诗四首”之类〔作者＋诗类名＋总篇数〕格式；正文诗题与作者名不联写，前上后下。卷九王融《奉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共七首，辞后标注“其一”“其二”……“其七”，属“题附辞后”的残余。⑨收录唐代及以后作品的集子不再见有“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出现，如： 《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明覆宋刻本，全书总目格式：［作者＋总篇数］；卷首目录格式：作者名下列出各首本题；正文编目与卷首目录格式同。 《才调集》：明述古堂覆宋钞本，全书总目格式：［作者＋总篇数］；正文题目同，各首辞前标题。 《皇朝文鉴》：宋刻本，全书总目格式：上为诗题，下为作者名；同一作者所有作品下均各自署名。正文题目同。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明覆宋刻本，全书总目格式：［作者＋总篇数］；正文同一作者名下各首辞前标题。 由此推知，《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乐府歌辞之外其他作品中的“题附辞后”编目格式也包含了唐代以前的信息。 如果将自古以来的书内编目情况清理一下，可以发现古人编书最初的体例，是小篇之题及章的目录多置一篇或一章之末。在传世文献中，《荀子·赋篇》所载六首前五首均为隐语及解答辞，其正文之末空格所书分别为：“礼”“知”“云”“蚕”“箴”，即前五首题目，乃题附文后之例；又《礼记·乐记》据孔颖达疏引郑玄《三礼目录》称为十一篇合成，各篇原本有题，而今本有《子贡问乐》作为篇名附于段末，盖为后人删改所遗。再证之于考古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四种佚书《经法》九篇、《十大经》十篇各篇篇题均书于正文之后，总题与字数亦标全文最末；《称》《道原》各一篇篇题与字数亦各标正文之后。 事实上，除了“题附辞后”这种编目格式以外，秦汉以前亦同时孕育了多种编目体例，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作战”“刑”“埶”“实虚”“火攻”与佚文残简“吴问”“黄帝伐赤帝”“刑二”诸篇篇题均写于首句所书竹简的背面，但从阅读顺序看则已有“题置辞前”的意味。“军□”、佚文残简“吴问”等篇篇末正文之下标有数字“四百六十五”“二百八十四”，则为末注章句都数的“尾题”编辑体例。另有一木牍记录各篇篇题，相当于后世总目或卷目。可见多种编目体例共存于一书之中本有极古的渊源。⑩ 刘知几《史通·因习篇》云：“范晔既移题目于卷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当是将《后汉书》与《史记》《汉书》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后汉书·胡广传》载胡广续补扬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即已将目录置于书首。可见东汉时期编目体例在上古的基础上已开始演化。至魏晋南北朝，文献中著录的书目大量出现。据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统计，《隋书·经籍志》共著录带有目录的图书395种，集部占351种。前代书籍目录当在此时陆续补出。《宋书·乐志》多种编目体例共存一书的情形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集中反映。及至唐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题附辞后”的编目体例以及多种编目体例同用于一书的做法已不再流行，现存宋刻书籍凡录唐及以后作品的本子均统一为“题置辞前”一种类型。几千年来，书籍的编目体例经历了一个由繁至简的发展过程。 如果这种认识符合历史事实，那么，“题附辞后”“题置辞前”双重编目体例并存的现象就意味着《玉台新咏》赵均刻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徐陵旧本的原貌，而不仅仅是宋本之遗。 冯班抄本及冯氏校定本 据赵均刻本冯舒跋和崇祯二年冯班抄本跋，冯班抄本系同出于赵均所藏宋刻，(11)故自来备受学者关注，常以之与赵均刻本较比优劣。此书后辗转回至其后辈冯鳌之手，以汲古阁藏本及赵氏、杨氏本重加校核，于康熙五十三年刊刻行世。《四库全书》纪昀家藏本《冯氏校定玉台新咏十卷》提要云： 国朝冯舒所校，其犹子虎武所刊也……舒此本卽据嘉定本为主，而以诸本参核之，较诸本为善……然如苏武诗一首宋刻本无标题与文选同，舒乃据俗本改为《留别妻》；《徐干室思诗六章》有宋孝武帝拟作及《艺文类聚》所引可证，乃据俗本改为《杂诗五首室思一首》；《塘上行》据李善《文选注》本有四说，宋刻所题盖据《歌录》第二说，乃据《宋书》不确之说，改为魏武，移于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词》序“其造新曲”句有李善《文选注》刘履《文选补遗》可证，乃据俗本改为“新造”；杨方《合欢诗五首》有《艺文类聚》及《乐府诗集》可证，乃据《诗纪》改为《合欢诗二首杂诗三首》；梁简文帝《率尔为咏》“为”字本读去声，乃误读平声，遂据俗本改为“成咏”；王筠《和吴主簿诗》“靑骹逐黄口”句有《西京赋》可证，乃臆改为“靑鹘”，皆未免失考……今赵氏翻雕宋本流传广，此刻虽胜俗刻终不能及原本，故仅附存其目焉。 《玉台新咏考异》提要云： 然舒所校有宋本所误而坚执以为不误者……有宋刻本不误而反以为误者……又有宋刻已误因所改而益误者……皆不可以为定。 可见冯舒所校亦有可讥之处，与冯班跋称“赵氏所改，得失相半”不相上下。加之抄本因多经人手，“遂为俗子涂改，中间差误已失抄时本来面目”，(12)仅凭篇目、字句差异校比赵均刻本优劣，自有歧路亡羊之叹。 今以北京图书馆藏原抄本与赵均刻本重加勘校，发现其编目体例已大为改动，示例如下： 卷一：卷首：同声歌一首□□□□□□张衡 正文：张衡同声歌一首 卷二：卷首：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魏文帝 正文：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按：不标作者名及总篇数） 卷三：卷首：拟古七首□□□□□□陆机 正文：拟西北有高楼□□□□□□陆机七首（按：〔作者名＋总篇数〕置第一首下） 卷四：卷首：杂诗六首□□□□□□鲍令晖 正文：（按：〔作者名＋总篇数〕置第一首下） 卷五：卷首：江淹四首 正文：（按：〔作者名＋总篇数〕置第一首下） 卷六：卷首：吴均二十二首／张率拟乐府三首正文：（按：作者名或〔作者名＋总篇数〕置第一首下） 卷七：卷首：皇太子圣制四十三首 正文：（按：同卷首） 卷八：卷首：杂诗二首□□□□□□萧子显 正文：（按：作者名或〔作者名＋总篇数〕置第一首下） 卷九：卷首：乐府燕歌行二首 正文：湘东王春别应令四首行路难二首□□□□□□费昶（按：两种混杂） 卷十：卷首：谢灵运溪中赠答二首 正文：（按：两种混杂） 其中卷首目录多改中古编目格式［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为〔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作者名〕；除卷八中有一二例外，正文标目格式全统一为“题置辞前”一种，“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已然阙如。(13)清嘉庆十六年翁心存影抄冯知十影宋抄本编目体例与此大同。可见冯班抄本的编目实况与中古时期的编目体例截然不同，虽同出于嘉定宋刻却与赵均刻本相左，显然为冯氏不自觉依明代编目习惯所改窜乱所致。至于冯鳌刻本编目体例整齐划一，卷首目录作者名与题目分列二栏，如卷一： 枚乘 杂诗九首 ………… 徐干 杂诗五首 室思一首 情诗一首 正文中标目从头至尾采用“题置辞前”的单一格式，则更失宋本原貌。 赵均刻本乃目前唯一可靠的覆宋本 《玉台新咏》自徐陵编成流布以来，目前可知最早的本子是敦煌唐写本残卷。据赵均刻本陈玉父后序中提供的信息，在宋代流传有三种本子，除石氏所藏录本为抄本以外，通行的旧京本和豫章本为两个刊本。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记南唐刊本，但不知所据为何。据《四库全书》纪昀家藏本《玉台新咏十卷》提要考证： 此本为赵宦光家所传宋刻……观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玉台新咏》一一与此本吻合，而严羽《沧浪诗话》谓古诗《行行重行行篇》《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此本仍联为一首。又谓“《盘中诗》为苏伯玉妻作，见《玉台集》”，此本乃溷列傅元诗中。邢凯《坦斋通编》引《玉台新咏》以《谁言去妇薄》一首为曹植作，此本乃题为王宋自作。盖克庄所见即此本，羽等所见者又一别本。是宋刻已有异同，非陵之旧矣。特不如明人变乱之甚，为尚有典型耳。 宋代的确有多种本子行世，但要肯定均为刊本则难以定论。比较而言，敦煌唐写本残卷既是抄本，又为残卷，属于孤证；依前所述唐前作品之宋本一般均有多种编目体例共存一书之中，其编目体例是否与赵均刻本互有同异？不得而知。由冯班抄本只重篇目字句同异之校订而妄改编目体例，知前人多不重视在编目体例上保存旧本原貌。因此张世美刻本、冯鳌刻本跋文中声称所刊皆本之于宋刻，孤言寡证亦难以据信。所幸赵均刻本在刊刻之际“合同志中详加对证”并未完全听从冯氏兄弟意见，为我们今天得以一窥嘉定宋刻之徐陵旧本原貌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所以，就目前已知情况而言，赵均刻本当为最可靠的《玉台新咏》覆宋本。 注释： ①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傅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9卷第3期。 ②本文采用较常见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影明寒山赵氏刊本。 ③按古书编目实况，正文编目多已归类合并，而卷首目录一般由正文编目提炼而成。故依编目程序，最简单的做法是将正文编目原封不动抄录一处置于卷首，但因繁琐、纲目不清一般很少采用。其次在正文编目基础上进一步归类合成，形成全书相对统一的格式体例，其情形又有粗细之分：粗者以作者或文体类名统摄作品，出总篇数；次之将作者和文体类名分层相套，或于作者名下按文体类名、或于文体类名下按作者名统摄作品，出总篇数；细者再于主目（总题）之下用小字注出细目。五云溪馆本此处编目盖为“俗子”所补。 ④比较敦煌残卷唐写本正文中主目（总题）之下以小字注出细目的编目体例：“潘岳诗四首内顾二首悼亡二首”，赵均刻本与唐写本大异之中竟有小同，即赵均刻本卷一至卷四、卷八至卷十的卷首目录标记格式与唐写本残卷正文编目格式均为［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良可注意。 ⑤《乐府》书名在南宋常为郭茂倩《乐府诗集》和刘次庄《乐府集》共有的简称，如《文苑英华》卷一九二至卷二二一〈乐府〉注中所引极多，混用不明的现象不少。 ⑥《玉台新咏研究》第7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⑦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以为《玉台新咏》编撰本意在度曲，刘跃进《〈玉台新咏〉原貌考索》一文也主张“《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辞总集”。笔者反对此说。综观《玉台新咏》各种传世刻本，结合唐写本中有张华《情诗》《杂诗》和石崇《王明君辞》等作品，可知写本与刻本所录作品性质构成完全一致，均包含“诗”与“乐府”两种成分以及名为“杂诗”的类别，可证“本意在度曲”的“歌辞总集”说不确。详论可参拙文《＜玉台新咏＞不是歌辞总集》，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⑧唐以后正史乐志或其他歌辞记录文献中也偶有“题附辞后”编目格式的运用，不过全为刻意仿古之作，如《四部丛刊》初编影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刊本《皇明文衡》卷四录王绅《拟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首》、杨士奇《平胡铙歌鼓吹辞》等。 ⑨诗文总集之外的其他各类书籍情况同样如此，如宋刻本《管子》各卷大篇之下各小篇均题附文后，如卷一《牧民·经言》之下各小篇记为：“右国颂”“右四维”“右四顺”“右士经”“右六亲五法”；明覆宋刻本《陆士龙文集》卷二卷三卷四“诗”有大量的辞后标序“其一”“其二”的格式，卷七“骚”《九愍》各首均为“题附辞后”的格式。 ⑩曹之《中国古籍版文学》第二编第一章“简策的外形”一段可参：“篇名、篇次多写在简背，武威汉简甲乙二本都写在简背第二道编绳之下，篇名在每篇第二简背，篇次在第一简背，这与我国古代自右向左读书的习惯是一致的。简数相当于后来纸书的页数，一般写在一简正面（或背面）的下端。……尾题一般在每篇末简的正面下端。尾题内容多记本篇字数。全书尾题还有题写篇名目录之例。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尾题残简十枚，上面写了各篇的章数和字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也有篇题目录数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1)冯氏校定本亦然。《玉台新咏考异序》：“赵灵均之所刻，冯默庵之所校，悉以嘉定宋刻为鼻祖。” (12)崇祯二年冯班抄本钱孙艾跋。 (13)与五云溪馆铜活字本极相类，冯氏是否用活字本校改过不得而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