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的作者是金代的王若虚。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晚年又号滹南遗老，真定稿城(今河北藁城)人。他很早就表现出异常的禀赋：“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稍长又受到过舅父周昂的悉心指导。史称周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对于这个外甥，他更是精心培养，“自龆龀识公为伟器，教督周至，尽传所学。及官四方，又托之名士刘正甫，使卒其业”。刘正甫即金代知名古文家刘中，王若虚在两位名士的指导下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金章宗承安二年，刚及弱冠的王若虚即中经义进士，入仕后担任过地方和朝中的多种职务，以在翰苑时间为最久，自应奉文字至直学士，文名甚重。
王若虚是金代后期著名的作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这是金元易代之际学者的公议，赵秉文、元好问、刘祁等人都有过这方面的评价。除了因为早年受到的良好教育之外，其本人的天赋和个性也是使他能有如此成就的重要因素。从上引元好问为他撰写的墓表来看，首先是他博学强记的天分，“为人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其次就是他喜欢谈辩，持论公允的性格和才能，“李右司之纯以辩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以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滑稽无穷，谈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会间，春风和气，周浃四座，使人爱之而不忘也。自公殁，文章人物，公论遂绝”。这些素养和特点对他著作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他的著作编有两本文集，其诗文创作多收在《慵夫集》中，然此集元初即已不传于世，其学术著作主要收于《滹南遗老集》。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批判性地疑经辨惑充分展示了广博的学识和极强的思辨能力，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其所宗者为经，对汉、宋后儒的牵强附会之处给予了透辟的揭露和纠正。他的批评方法核心就是“本诸天理、质诸人情”，故能“不为崖岸之论”，对很多是非和争论做出合乎情理的推论和判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者认为：“统观全集，偏驳在所不免，然金元之间学有根底，实无能出若虚右者。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其著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滹南遗老集》的初刻
王若虚卒于蒙古乃马真后二年四月，其子王恕于六月扶其柩归葬于王氏先茔。当年十月，元好问来墓前拜祭，并应王恕所请撰写了《内翰王公墓表》。此墓表是依据王若虚门生所撰写的行状所写，其中已经提到：“所著文编称《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遗老》者若干卷，传于世。”可见这两部文集应在王若虚去世前已经粗具规模，其抄本于学者间有所流传。王若虚的一些杂著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民间传播，这也就是为什么《千顷堂书目》中记载王若虚有“《经解辨惑》四十卷”、“《尚书义粹》三卷”、“《论语辨惑》”、“《四书辨惑》一卷”这类的书目。
但是《滹南遗老集》系统的编定和刊刻，还是在王若虚去世后。王鹗《滹南集引》中详细记录了这部文集最初的编定经过。
壬寅之春，先生归自范阳，道顺天，为予作数日留，以手书四帙见示日：“吾平生颇好议论，向所杂著，往往为人窃去，今记忆止此，子其为我去取之。”子再拜谢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见予于燕京，予尽以其书付之。又二年，槁城令董君彦明益以所藏，厘为四十五卷，与其丞赵君寿卿倡义募工，将镂其板以寿其传，嘱为引。
从上引可以看出，《滹南遗老集》的手稿本是经过作者生前亲自整理过的，虽然王若虚自言这是一部议论杂著，并且“记忆止此”，然而从现存《滹南遗老集》目录中看来，这应该是有意识创作的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王鹗为人谦虚谨慎，虽然王若虚请他对文集进行删取，也许他有所编次，但是最终还是把全部手稿交还给王若虚的后人。董彦明所增益的部分，疑为其40卷辨惑类学术文章后所附的5卷诗文创作，这些作品应该就是《慵夫集》中的部分内容。
按照王鹗引文中所提到的时间，这部书是初刻在王若虚去世6年后，其落款云“屠维作噩”即蒙古海迷失后2年。
对于这部书的初刻，清人吴重熹在《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滹南集》的跋尾中还补充了这样一些背景材料：元世祖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立兴文署以掌之。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此书初刻在元初，东明王鹗序作于元定宗后乌拉海额称制之二年，即宋淳佑九年。
从王鹗引文中看来，董、赵二人并没有依赖官方的想法，而现存几种版本《滹南遗老集》最前面还附有一篇李冶的引文。从李冶引来看，他是看到过原书的定稿的，李冶引文在立意与措辞无一语与已有之王鹗序文重合或相犯，其对滹南先生其人其文的发明与论定颇少应用味道。这又引发一个问题，即李冶引文是否也是受托所作。查李冶与王若虚的生平，虽二人必定有所交往，然实不甚深。若王恕想为其父文集求引，则过从较密，文名更盛的元好问与刘祁等人无疑为更佳人选。
李冶与许衡几乎是同时入朝，他自己又长期在翰院供职，其引文很有可能是在审阅由稿城呈送的书板后准许官钱刊行前所作。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滹南遗老集》可能在王鹗序文撰写完毕不久就由董彦明、赵寿卿等人镂板传世，后在世祖中统到至元年间由地方官员呈送翰林院，李冶在其以官钱付板之前作引文以广其传。私刻本和官刻本的内容是相同的，差别仅在于是否有李冶的序，从后世传本皆存有李引的情况看，之前的私刻本即使有，也在官刻本出来后就渐渐消失了。
二、《滹南遗老集》在元代的重刻
《滹南遗老集》的再次整理刊刻情况比较明确，详见于元成宗大德三年王复翁序：((滹南辨惑》一书，初江左未之闻也。至元二十年，古沧王公时举来丞是邦，出于行箧，始得见之。兴贤书院誊录刊行，迨今十年。其板为复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误读者，欲得元本证之，而王公去此升行台监察御史，寻柄丈广东，官辄无定，虽欲求之，未由也已。既幸任回，道过庐陵，吾州士夫以棠阴之旧，候迎公来，就乞校正，出脱漏差错字四百余，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换。公又以元遗山《中州集》所载滹南古律诗仅二十篇，俾续卷末。收书君子幸加详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节，双桂书院
王复翁谨书。
从他的序言看，王若虚的文集最初流传未广，应该是在世祖至元二十年由官员王时举携至江西的，当时立即被兴贤书院抄录刊刻，此时距离初刊已经有段时间了。《滹南辨惑》一名颇为蹊跷，观其序文，可知即是指《滹南遗老集》，其实这个名字用来涵盖其中前40卷的学术文字倒是非常恰当，民国年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新式标点本王若虚文集即是使用此名。
“迨今十年”已经是至元末年，王复翁见到了这次重刻本，他所云：“字多差舛”，应该是由于抄录所致。幸好求得王时举原本进行校订，其校改之处实多。值得注意的是，按王复翁序言，至元、大德之际的再次重刊是王时举所主持的：“公因得改局刊换”，并且这次从元好问《中州集》中辑录王若虚20首诗也是王时举附益在书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德三年王复翁序称以《中州集》所载诗二十首附卷”云云语焉不详，而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滹南集》跋尾：“次刻在至元间，末附之诗乃大德三年江左双桂书院王复翁所续，而他本所无者。”其中归美于王复翁则是错误的。这次重刊增加了彭应龙序，其落款已经标明时间：“阏逢君滩”，即元至元三十一年所作，其时恰好应该是王复翁、王时举等人对原刊本进行校勘之后，而王复翁序则作于大德三年重刊本即将面世之时。
以上就是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在元代初刊和重刊的情况。其它刊本或写本也许还有，但流传至明代的则只是至元末年王时举等人校勘和增益的刊本。
三、《滹南遗老集》在明清时代的传写、校勘和刊刻
《滹南遗老集》在明代流传未广，今传本仅有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浙江绍兴淡生堂，是晚明浙东著名藏书楼，素与宁波天一阁齐名。淡生堂第一代主人祁承(火业)，明万历进士，官至江西参政，其宦游所至，购求抄藏典籍，遂成藏书丰富的淡生堂。《滹南遗老集》应该就是他在江西为官时所抄录。这个本子成为后来各种版本的一个新的源头。
到了清代，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归于吴焯，他所得到的淡生堂抄本中附有李冶、王鹗、彭应龙和王复翁的序跋，可见其来源为至元末年江西重刻本。《滹南遗老集》在明代祁氏的转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对此吴焯有所订正。其跋文云：“此本山阴祁氏藏书，康熙乙未春王，归绣谷亭收藏，因考史传而附记于后。钱塘吴焯书。”他还比勘出文集前45卷中所附的诗与《中州集》中元好问所收作品在字句上有所不同，而后来王时举根据《中州集》所续的20首则是相同的，可见元好问在编订金代诗词的时候是有所润色的，这对《中州集》的研究是也有意义的。
吴焯主要活动于康熙朝时期，到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滹南集》亦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云其本为两淮盐政采进本，但并未附吴焯的两篇跋尾。“然第三卷惟《论语辨惑序》一篇、《总论》一篇仅三页有奇，与他卷多寡悬殊。疑传写佚此一卷，后人割第四卷首三页改其标题，以足原数也。”对这种地方，四库本予以了恢复，其中所描述的原始情形，正与吴焯抄本相合。除了上面这一点外，四库全书本《滹南集》与吴重熹刻本《滹南集》还有很多不同，比如在目录下边，吴本附了很多小标题，而四库本是没有的；一些关于序跋作者的简短介绍条目四库本也是没有的；内文中的字句上二本也有不同之处。可见四库本应该还是源自淡生堂抄本，但是并非吴焯家藏之本。
吴焯所存的淡生堂抄本后来又辗转被吴重熹见到。吴重熹(1838-1921)，字仲怿，晚号石莲。他于乾嘉之学与金石考录等深有造诣。吴重熹曾刻有《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其中王若虚《滹南集》是光绪十二年在陈州所刻，书中附有说明：“此本山阴祁氏藏书，前有淡生堂印记。”吴重熹又有所订正，“此编校雠未精，再为改正数百字，竟成完书云。”后来他在陆续完成9位金代作家的别集刊刻后曾附记道：予于《滹南集》得祁氏淡生堂抄本，当是据至元刻本影写，曾经吴尺凫校正，而形声相近之误难以数计。吴校亦不无遗憾，且四卷之下五卷之上首位复有脱简。今在陈校刊，苦无他本据以补正，但记缺文以俟异日。刻既成，因录((金史》本传并吴跋及祁氏印记以谂读者。光绪十二年冬十月，海丰吴重熹识。
这个刊本保存了吴焯所增加的几条附记和两篇跋文，还有一些章节的目录下所拟的一些提示性小丰，亍题，比如“《史记》辨惑”下加有的“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等字样。
四、《滹南遗老集》在近代以来的整理和出版
近代以来王若虚文集主要有《畿辅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和《国学门径丛书》本。
《畿辅丛书》本出于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本，内容基本上与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一致，差误之处却各有不同，所据底本应该还是吴焯藏本的别家抄本。
《四部丛刊》本是根据上海涵芬楼藏本刊刻的，就现存的各种《滹南集》的版本来看，其考订最为精审，但遗漏有部分条目，可参考畿辅丛书本补足。
《国学门径丛书》本为民国三十一年上海大东书局侯毓珩新式标点本《滹南辨惑》。此本现在已经十分罕见，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有收藏，其依据版本为四库全书，内容专取王若虚文集中的“辨惑”部分，文辨、诗话、杂著等均不收载。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有稿本《滹南集校录》，这部手稿未有署名，只在第一页标有：“封面有吴仲怿手题，李子丹同年校本。戊戌借朱子涵本再校。”的字样，戊戌是1898年，为光绪二十四年，距离吴重熹(仲怿)刊刻《滹南集》已有12年。李子丹其人不详，此本应该是作者在李子丹对吴重熹本的校本基础上参考朱子涵本进行再次校勘的记录。其所参照的朱本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本子，不知从哪里传写下来的，朱子涵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朱学勤的次子。生卒年与吴重熹相当。手稿中保存的朱本很多地方都是吴重熹本错误之处，而李子丹的校改也多是精当的，对李校的成果。《四部丛刊》本没能吸收，兹举数例如下：
1、《四部丛刊》本王鄂序：“其主名节，区别是非，古人不贷也。”李本校记：“主”字下脱一“持”字。2、《四部丛刊》本卷1：“可指为无道而杀之矣。”朱本校记：“杀”作“弑”。3、《四部丛刊》本卷1：“盍亦独论《左传》之是非而己，其主名不必究也。”吴本校记：“盍”原作“盖”(两字在作为发语词这个用法上不能通用，此处“盍”不能替换“盖”)。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若虚文集中“诗话”部分被点校出版，其余部分的整理则相对滞后。胡传志、李定干《滹南遗老集校注》是对王若虚文集整理的最新成果，也是王若虚文集唯一一部当代通行本，必将加速王若虚乃至金代文学的深入研究。此次整理所据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并据《畿辅丛书》等本进行比勘，且补其底本所缺数条，实为难能可贵，当然，如能对《滹南集校录》中保存的记录加以吸收，则会更加精审一步。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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