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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古籍应有敬畏之心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陈福康 参加讨论
 从事整理古籍工作的人,应怀有敬畏之心。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对古人先贤,必须敬重;同时,对当代读者,对子孙后代,必须负责。这个职业道德,有关的同志都是明白的。近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的大型《文献丛刊》,影印出版了大量的清代古籍。特别是煌煌八百巨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为迄今我国断代文献整理影印史上的最大工程,四千余种清人别集首次得以系统编辑出版,其中包括不少一般人很难看到的孤本、珍本、稿本、抄本、名家批本,给今后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便利。这与《全明诗》立项编纂三十余年终成“烂尾楼工程”(有人说连“烂尾楼”还谈不上)相比,反差极其强烈,可以说是一个上上大吉的重大成果了!因此,当我看到图书馆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的这套大书,简直欣喜若狂。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认为其意义无论怎么好评也不为过。而且,整理者还为每位清人撰写了小传,其中纠正了以前学界的不少错误记述。关于这些,已经看到有几篇文章作了阐述,我都是同意的。
    我一有空就去图书馆怀着敬畏的心情翻看这部大丛书。这时,我常常会想起钱钟书、陈寅恪等老先生,他们都是最喜欢读明清别集的,可惜老人家就没能享到如此眼福。因此,我对该部大书的主编者们,对出版社,真的非常感激。然而,由于工程浩大,人手众多,难免也出现一些问题。我渐渐发现,参与其事的人员中,好像也不乏水平不高,工作不够认真,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者;主其事者似乎也把关不严,好像连基本浏览一下也没能做到。有朋友对我说,你这样讲好像太不客气,人家挂出的正副主编、编委一大群,都是顶尖的专家,你算老几啊。但是,我既敢这样直话直说,也是有根据、负责任的。我还以为,主持者也不能光听好话(再说一遍,那些好话我也是同意的),而应该也有听“坏话”的雅量,包括在下这样的什么也不是的无名之辈的批评。其实,清史编纂委员会对这部《清代诗文集汇编》并没有大作宣扬,很低调的,主持者好像也没有沉浸在取得巨大成就的沾沾自喜中。只是我对此部大书爱之深,便责之严,愿意做一个诤友,提出一些问题供主持者们参考。须知,这部大丛书毕竟是我们国家的最重大的学术出版项目之一,众目睽睽,影响深远,如有差错也是逃不过去的,我不说别人也会说;而且,我们作为使用者、受益者,也是应该为海内外学术界、为子子孙孙贡献点什么的。
    我初步(还没有全部翻阅过)发现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
    不合编选体例。明明说明要收的是诗文别集,但却混进了少许总集、合集,甚至还有民间日用类书、小学考据类书、刑律类书、笔记类书、诗话类书、判案集、尺牍集等等,五花八门。最奇怪的,还看到有从他书中辑出的某无名诗人的仅仅四首诗及若干摘句,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列为一集。难道这是在编《全清诗》吗?这些情况表明,从业者中有的人缺乏基本的文献学常识。
    作者小传有误。特别是有些作者被定为“生卒年不详”,而其实即使在其本人诗文集里,以及从诗文集的书前书后附录的文字中所透露的信息中,就可以推算出其生年。这种推算有的稍微难一点,有的却是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例子,我在浏览中不经意地发现而记下的,就已有二十多家。)更不用说还应该从他人的诗文集及方志、碑传等资料中考证其生卒年。由于整部大丛书就是以各位作者的生年先后为序编排的,因此,对作者的生年考证理应尽力而为,否则就可能大大影响到作者的“排位”。现在看来,有的从业人员显然还不具有考订古代作者生卒年的起码技术和功力。记得有一篇小传中说作者“生卒年不详”,还特意追加了一句“道光年间尚在世”,看来整理者好像已经尽了力;但我没料到紧接着就在该集卷首所载的作者后人写的传里,就看到记有其生卒年,非但有,而且还“详”到了月、日、时。这真令我绝倒!小传中还时有一些低级可笑的错误,如某书的他人序中称作者为“某某广文”,整理者写的小传中竟然因而称该作者“号广文”,居然根本不懂“广文”是什么意思。
    编辑及印刷方面的差错。如漏页,倒页,重复印,描润过度致误,用模糊的复印件代替拍照或扫描等等,甚至还有妄改书名者。
    此外,一些非常值得收入而现在没有收入的清别集,也可举出不少。(已有参与其事的学者撰文指出这一点,并提议再续编影印四千种。这个提议若能实现,那就实在太好了!)
    有关上述这些不足之处,待我将全书基本翻过,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再好好正式写一篇论文吧。下面,就具体举出一个迄今我发现的最遗憾的例子。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7册,收有《醉经草堂文集》一卷,王鉴撰,清抄本。书前整理者写的作者小传曰:“王鉴,字晴岩,一字紫琅、子任,号炤人,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年不详,道光十八年(1838)尚在世。嘉庆、道光间官湖南黔阳、芷江知县,权晃州厅同知,署沅州知府,有善政。工诗文。有《醉经草堂文集》《退一步轩诗钞》《晴岩诗草》(又名《夜郎瓢中稿》)。参考文献:《晴岩诗草》卷一卷二、《江苏艺文志·南通卷》。”初读这段说明文字,就感到有点疑惑——
    首先,王鉴“字晴岩,一字紫琅……号炤人”云云,在《醉经草堂文集》整本书中怎么毫无记载呢?其次,说王鉴是“江苏通州(今南通)人”,但该抄本正文第一页,即影印本第487册第475页,书名下明明署的是“金匮王鉴”;第507、533、543等页书名下,则清楚地署着“锡山王鉴”。(文章中更多处写到“锡山王鉴”,还有写“阳湖王鉴”“吴郡王鉴”的。)谁都知道,锡山就是无锡。(清雍正时曾析无锡另置金匮县,属常州府,阳湖即常州。)而南通与无锡,隔着长江,又有数百里之遥,历来互不隶属。再者,整理者既然已经“参考”了《晴岩诗草》(且说明又名《夜郎瓢中稿》),为什么不同时影印收入呢?现在我们可是连一首王鉴的诗也看不到啊。(如同时影印收入《晴岩诗草》,当立可判断出于两人。)
    特别是,当我略为翻阅《醉经草堂文集》中的几篇文章,便确证小传中说的作者生年是完全错的!你看,文集中的《与苏州杨曙城》,提到“圣祖己丑岁在何义门先生斋中”,圣祖即康熙,己丑岁为1709年,乃小传所说其人“生年”之前五十八年!又看《宋诗类选序》,写明作于康熙壬辰,为1712年,乃其生前五十五年!还有《跋程篁墩宋遗民录》一文,写道“予于康熙癸巳清和月,从琴川毛黼季先生假得此书钞本”,康熙癸巳为1713年,乃其生前五十四年……这些,整理者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注意一下,就应该看得出来的啊。作者既是康熙时人,又怎能活到道光年间?
    我又仿佛忆得,王鉴此人及其“醉经草堂”,好像在《清代诗文集汇编》里曾经看到过的。于是便在这套大书中往前翻查,终于在二百四十多册(即差不多整套书的三分之一)之前,第246册,看到了“王史鉴《醉经草堂前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该书书前整理者写的作者小传云:“抄本署名作王鉴,字子任,江苏无锡人。生卒年不详……”可知,王史鉴也就是王鉴(我另外还考查出其兄王史直,又名王直,与此相类)。这里虽然也没有考出其生年,但整理者将此书编排在生年1679年和1681年的其他作者的书之间,这与我推断的作者生年也较接近。(由于此处不是做考据的地方,我的具体推算就不写了。)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把王鉴(王史鉴)作为两个人而收了两次,而且第487册竟将其生年误差了近九十年(也就是差不多整个清代的三分之一时间),这算是咋回事呢?
    最后,我还想顺便谈谈久蓄于心的一个想法,以供大家,特别是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影印,照理说本应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最不易出错的,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包括近代一些文化名人的手稿、书信、日记的影印书,也常常发现有问题,这里我就不举例了。)那么,研究者对那种重新整理、标点、排印的本子,就更难以完全放心了。尤其是那些字迹难辨的稿本、钞本、插图本等,除了出版整理、标点本以外,最好还是照原样影印。我就知道有不少研究者,在工作中就常常坚持只要有影印本就不用排印本的。(当然,高质量的整理本除外。)而且,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整理影印、化身千百,是对我国民族文献、历史珍本的最有效、最经济、最迅速的保护方法。不仅能大大延续古籍的生命,而且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影印本对研究者来说也是最有价值的。如何做好古籍影印,张元济、郑振铎等前辈已经为我们作了探索和示范。在当今我们财力、精力尚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更加重视古籍的影印工作。例如,在历时那么多年的《全明诗》的整理都未能完成之前,我们恳求、拜托国家有关部门,再不要贸然投入巨资批准类似《全清诗》这样的工程上马了。(听说还有人鼓吹要编《全新诗》,那更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了。)其实,与其编辑《全明诗》,远不如像《清代诗文集汇编》这样,整理出版一部《明代诗文集汇编》为好!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23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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