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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的时间诉求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更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寻根热潮，亦或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与世界共同体纠葛中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空间性的焦虑状态，空间焦虑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一种精神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是在一个东西方对立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形式宣告了新中国文学的方向以及与西方意识形态决裂的意志。周扬和茅盾的报告，在历史的座标上为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实践的证明，郭沫若的总报告则将“五四”以来30年的主要文艺论争概括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与“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的斗争。以此为起点，一个统一的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农兵为关键词的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它的特别历程。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意识形态化和人民大众特征也因此滋生发展。 在这种格局中，中国文学表述着民族主体性的焦虑。毛泽东直接要求文艺家不要“什么都学习俄国”，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与此同时，“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取代了由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追求文学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现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的统一，成了当代文学的文学策略。 《创业史》争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文学塑造新英雄人物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头等大事。这场争论体现了十七年文学对艺术问题的简化和对政治思想倾向的强化，而柳青坚守自己创作原则的表现，则表明了当年作家以文学抵抗颠覆的真诚与决心。东西方对峙的焦虑，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去理解的特殊性，建构了一种政治穿透文化、私人空间“融合归拢”于公共空间、努力创造民族作风与民族气派的美学特点。 80年代中期，日渐清晰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将文化的全球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生存发展的冲突推向历史的前台，“文化殖民”凭借着雄厚的经济资本威胁着现代后发国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用当时韩少功的话说是“从外汇劵到外国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在此趋势下，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文化身份的焦虑突显出来。“寻根”与当年的“文化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初对现代化中国的文化身份的焦虑，具体体现在寻根文学的倡导和创作中，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寻找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撑。与80年代初文学努力于衔接“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时间“断裂”不同，寻根文学将反思的触角伸向“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姿态，提出跨越“五四”文化的“断裂带”，倡导回到传统中寻找资源，开掘中国文学的“根性”，“重铸民族自我”，在一种民族主体缺失的焦虑中，企望以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去抵达“世界文学先进水平”。这种回望传统、走出时间现代性诉求的叙事想象，是当代文学摆脱现代文化身份焦虑和西方现代性制约的一种努力，得到文坛的热烈呼应。 寻根文学的突出特点是凝固化边缘化的空间叙事，其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发展大多是在“家乡那块邮票大小”的、未被现代文明侵扰改造过的乡土世界上展开，叙事以大量的民俗、传说、神话、古歌、仪式表演表现远古的魅力，但如此的地域文化和民间记忆的寓言式表达，实际上是以静止的空间切断了现代性的时间进化，其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空间想象，留给人们最深的是那些渐行渐远的乡土生命的生存与记忆，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失落。这除了反衬出现代性的某些欠缺外，并无力照出这欠缺背后的真实，终究没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寻到真正的文化支点。这致使寻根文学的重建传统陷入事与愿违、理论与创作分离的尴尬境地，文化身份的空间焦虑最终无法离开时间进化的诉求而得以独立解决。 寻根文学的问题在于用西方的现代性武器寻找传统文化的“根”，即韩少功所说的“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自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衍生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现代中国的价值支撑，其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使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变成现代中国自身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阈与问题框架。寻根作家与全球化趋势遭遇时的种种问题，让寻根作家一改时间进化的立场，产生“西方文化会造成民族个性消融”的焦虑，他们甚至以批判的姿态把“五四”看成是全盘西化的起点。但寻根作家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又使他们命定地成为“五四”文化的传承人，无论对本土文化还是对外来文明都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对民族古老文化深怀眷念，力图在民族的文化积淀中寻找现代资源与价值支撑，以避免“文化殖民”的危险；一方面则无法摆脱20世纪中华民族的基本历史境遇和文化境遇，不能不直面愚昧与文明、发达与落后的冲突以及冲突中复杂的现实和生存状态，而这恰恰是在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比照”中形成的历史遮蔽。这种矛盾心态与遮蔽，让寻根作家时空纠葛不清，空间的焦虑陷入了时间尴尬的境地。 作家王安忆在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中“看到一个写作者从一个空间移到另一个空间，寻找着能够让他从容写作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地方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这地方不是怎样的”，“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家咖啡馆：没有特别的风格，或者说拥有太多的风格，于是互相抵消，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作‘威尼斯’”，“写作终于在这四不像的‘威尼斯’艰难跋涉下去”。这种在空间的位移中艰难地寻找一处精神栖息地而不得的焦虑和无奈，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变革是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形成，是城市化的迅猛脚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体系的出现，这些以利润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当下现代性表面的却是现实的体现。就整个世界而言，全球化、多国化、跨国化趋势突出明显，但现代民族国家与世界共同体的关系却晦暗不明，在一种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现实情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的线性中被提取出来，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面临的就主要不再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而是横向涌来的现代性多幅面孔，是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中国文学一面遭遇到中国特殊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纠葛，价值、立场七零八落；一面则与世界文学共同面对着现代性的反思，失却了原本清晰的历史时间指向。变化的无处不在和现实的不确定，让中国作家陷入无所适从的空间焦虑。在贾平凹那里是一种“废都”的焦虑，无论是古都四大文化名人的沉沦，还是《怀念狼》对生存生态发出的狼嚎，或是《秦腔》里秦人之声唱出的苍凉高腔，都在一种生活自然的空间状态呈现中，表现出作家对脚下故土的现代焦虑；王安忆则捕捉着种种现实的延伸和变异的空间，在她那不露声色的反讽中，突变的当代社会正在将原先的文化规则打乱，那些身份不清的普通人的“自由追梦”，面对的往往是价值荒芜的精神瓦砾场；毕飞宇的创作是“一只脚踩在乡下，一只脚踩在一座想象中的城里”，但乡下的那只脚并没有走在沈从文式的乡土乌托邦的路上，城里的那只脚也没有跟着鲁迅的步点以现代文明启蒙乡土的陋习，他关注的是两脚间的城乡断裂带的复杂状态，他的故事更多的是疑问：什么样的世界才是乡村应该走向的都市？什么样的结局才是玉米们成长的终极？而阎连科则将自己的笔触集中于基本社会空间的基本群体的基本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在现代进程中的破灭，以现代寓言将自己的焦虑浓缩成一个荒诞空间。 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无论它是关注一个空间的现代骚动，还是注视着现代生存的断裂地带；是在诸多空间中呈现现代生活的变化，还是将现实的体验高度浓缩为某种怪诞的场景，都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叙事意向，那意向就像王安忆感觉的那样：“不知道这地方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这地方不是怎样的”。这种创作意向表现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无奈，透露着在全球化与多种现代性面孔纠葛中时间被提取后的空间焦虑。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