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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女性写作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义写作”，是一种基于性别立场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然而，宗璞的女性创作却异于此，她一直努力探寻一种两性“和谐”发展的理想视角。所谓“和谐”，即融洽、调和，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人们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和处事的价值观、方法论。宗璞以独特的两性“和谐”方式肯定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她带领我们重新直面传统和现代中的女性身份、女性精神、女性文化，注重女性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况，避免陷入性别文化“冲突”和身体写作“失语”的困境，试图走向“和谐”共生的新境界。 宗璞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可她“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家，而首先还是‘无性别’的作家”赵金钟：《霞散成绮·冯友兰家族文化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在文学创作的30多年漫长岁月中，宗璞循着她的“诚”与“雅”，秉着一腔执著如一的信念之火，辛勤耕耘着自己的园地。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的女性观不一样，她提出“天生有阴阳”，“人本该照自己本来面目过活”，“认真地、自由地做一个人，也认真地、自由地做一个女人”。宗璞：《找回你自己》，见《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我感觉在宗璞的作品中，女人与男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是社会的人，平等的人，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从《红豆》到《东藏记》，宗璞选取了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创作的独特对象世界，写她们随时代漂流的命运，写她们的真挚追求、失落与欢欣。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宗璞站在了一个比一般女性更高的角度来描写女性，审视自我，就像伍尔夫所强调的，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应该是：“她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女性作家应拥有异于男作家的特质，那就是对女性自身的书写甚至是超越自身的书写。宗璞就是这样做的。在宗璞多年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中，她恪守着一种道德启示的精神热力，以自己的独特感悟塑造了一个个心灵纯洁、精神崇高的知识女性形象，努力寻求心目中优美、和谐的人类理想生活图景。一、婚姻爱情中的自主和谐 宗璞也许谈不上是一位女性(或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作品中也很少坚持明显的女性立场，使用激进的女性话语，呈现强烈的女性意识。然而，在我看来，宗璞的创作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来说的：当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何谈女性？正如张抗抗所言：“我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李小江等：《文学、艺术与性别——〈女性身份：研究与写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可能跟作家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上逐渐形成的对生活的认识、感悟有关。宗璞自幼生活在水木清华，来自于家庭血缘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使她的女性观、价值观不同于成长于新中国的一代女性。在宗璞的世界里，“她并不希望女性作为特殊群体(甚或直接就是弱势群体)而接受来自四面八方更多同情、怜悯的关注，而是期冀女性作为大写的人，勇敢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与风采，不甘示弱地与男性一道去追寻人生的最高境界，以达到女性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最终的统一，这恐怕才是宗璞心中优美、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理想图景”郑新：《命运沉浮中的觉醒——对宗璞小说中知识分子身份的探析》，载《名作欣赏》，2005(11)。。 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情况就是在这两种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0页。这种温和的女性主义观将其对男权专制秩序的破坏性锋芒隐含在具有建设性的话语之中，因而是对传统女性主义的一种超越。宗璞致力于此，她对“女性意识”一直有着本能的认识，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受到破坏的东西，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成为“人”的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宗璞的生活中，对男女之间的冲突、对立以及“性沟”的体验不那么痛切，女性意识成为一种融入她生命的元素，而不是武器。在婚姻爱情中，宗璞的女性不再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生活上依附于男人，完全被异化为“内助”或奴隶，而是获得了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无论是《野葫芦引》中的与丈夫相濡以沫、互敬互爱的吕碧初，还是《桃园女儿嫁窝谷》中自主选择婚姻，自愿到穷队安家落户的晚姐……都展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追求，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又如让人读之“怦然为之心动”的《红豆》，那是“一个美丽而感伤的故事”：生活在平静小天地的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公子的同学齐虹相恋，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江玫善良热情，渴望与“大伙儿”一起，为“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而奋斗；齐虹则冷漠厌世，信奉“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女主人公一度面临或者与男友一起出国，或者留在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两难选择。结局出乎意料：一直深爱着男友的江玫居然与“前途无量”的齐虹忍痛诀别，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渴求，挣脱了感情的羁绊，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激流。这是宗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敢于突破种种禁忌，大胆描写爱情的代表之作。当我们拨开纷扰的时代浪潮，透出的是女主人公热诚真挚的心。作者毫不掩饰地写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时，对个人情感的眷恋与追怀，犹豫与彷徨，但最终女主人公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自尊与自强，从而呈现了一个女青年在爱情面前自主地选择人生道路，颠覆了女性在爱情中依附顺从的传统定位，这无疑是对父权制社会秩序的有力挑战。这位性情柔弱的女性，在情感与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自己的“革命事业”，传达出那个时代女性的坚强与理性以及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求。从中作者重新审视了女性的心理和情感特质，也重新探讨了女性作为平等的人的自由。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感人至深的场景，却如同一个永不消逝的青年时代的梦，始终保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里；作者没有刻意从女性立场描写女性情感和女性意识，但在不经意间却流露出了对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向往，实现了作品意义与价值的超越。 “波伏娃在发现并揭示出‘女性本质’的真面目后，并没有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性，而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看到这样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当女性被塑造被压抑的同时，男性也不能幸免。……当人类的两性不必再去争夺靠不住的性别特权时，男人女人就能成为兄弟手足，为争取‘人’的解放而携手同行。”姜云飞：《波伏娃：“变”出来的女权主义者》，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第350页。宗璞也正是以潜在的两性和谐的女性立场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论，在凸显女性自尊、自强时，并没有刻意去放逐践踏男性，疯狂地批判和颠覆男权社会，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姿态，试图从“人”的高度寻求男女“和谐共生”的境界。这可以说是宗璞作品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她的“和谐”女性观所在。二、公共政治领域中的平等和谐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提出了“社会性别”和“社会塑造妇女”的基本观点，主张“社会塑造妇女，妇女履行社会职责，即以社会公共性拓展女性原本狭小而封闭的生存空间，以社会职责提升女性单纯的家庭角色定位”陈桂蓉等编著，《和谐社会与女性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在公共政治领域，宗璞特别强调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共同承担起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社会沧桑变迁、历史沉沦变幻的载体作用。 可以看出，宗璞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大都独立自尊，刚强而不失柔韧，细腻而不流于造作，那是一些极富于背负的女性”戴锦华：《宗璞：力劫者的本色与柔情》，见《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确实，宗璞的女性是高于社会责任感的，她不再是女性个人世界中私利的小女人，而是和男人一样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富有担当的社会的人。她们或许热情纯真，拥有真诚信念(《红豆》)；她们或许面临着艰辛的现实，经历着不幸的遭遇，但却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三生石》、《核桃树的悲剧》)；她们或许安平若素，却也能创造不一样的人生精彩(《南渡记》、《不沉的湖》)……宗璞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会过多地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与不同，而更多地强调女性也应追寻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把女性作为平等的人来探讨同属于人的精神境界、道德人格等问题。乔以钢曾说过，女作家“若从女性作为大写的‘人’这一角度观之，则又可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充实和拓展。因此，此时的转变并非来自女作家对男性思维、男性风采为范式的趋同，而是女性自身由‘人’的觉醒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结果”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女性首先也是人，宗璞正是把女性摆在了与男性同等的层次(抑或是更高的层次)来体现对于女性的关注。 《三生石》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生活，女主人公梅菩提在50年代初属于“又红又专的类型”，因为她发表了一篇赞美爱情忠贞的小说，遭到粗暴的批判。为此，她真诚地强迫自己克服“多愁善感”，使心变得“硬化”起来，以为这样就能脱胎换骨。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菩提一下子成了革命的“敌人”！同时，她看到了沉渣的泛起，看到了革命口号掩盖下的种种卑鄙勾当，菩提觉醒起来。经过反复的思考，菩提痛苦地承认：“我的心早变得太世故，发不出光彩了，有肝硬化，也有心硬化、灵魂硬化，我便是患者。”宗璞：《三生石》，见《宗璞文集》第二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这是一个觉醒者的自我剖析，然而，实质上通过对菩提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年青一代的纯洁的心灵受“极左”路线的戕害，是对那个黑暗年代践踏人、毁灭人的罪行强烈而悲愤的控诉。正因为梅菩提拥有一颗“最真实的心”，在“文革”的恶劣环境里虽遭受迫害，却依然保持人的尊严，敢于承担、追求纯洁的爱情与友情，以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 《弦上的梦》以“文革”后期为叙事背景，刻画了一位聪明好学、情感丰富的主人公梁遐，在四五运动中，她义无反顾，英勇无畏地充当了先锋，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正直品格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作者通过对这一系列女知识分子的塑造，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她们的真正价值，认识到她们也将毫无愧色地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这是宗璞以知识分子身份与叙事主体身份合二为一的本色化之作。从女性视角探讨社会变迁及人的本质问题，她并没有作茧自缚，把女主人公局限于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感，更没有把自己跟男性社会隔离开来，全身心地服务于女性意识，而是在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中，实现了女性作为平等的人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社会沧桑变迁、历史沉沦变幻的载体作用。因为“妇女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显出自己像个女人，而是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成员”李清安等编：《西蒙娜·德·波伏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2页。。而女性作为千百年来社会的受难者，最后却成为了病入膏肓的社会的真正拯救者，这不能说不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由此可见，作者一方面完成了女性的真实构建，冲破性别的制约，让女性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透过女性视角来审视与关照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实现了作者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甚至把这种反思深入到人、人性、主体自我的层面上，充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内涵，也赋予了作品鲜明的文化品格。女作家与男性一起担负起社会历史使命，用手中的笔证明了女性生存的社会价值。同时，这种对女性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自觉坚守也是宗璞创作中和谐女性观所在。三、家、国中的互助和谐 宗璞笔下的知识女性具有兰的气息，但绝不娇弱；富有玉的精神，却从不孤高。不管是祖国青春时代的热情纯真的江玫、苏倩；灾难时代历尽沧桑的菩提、方知；还是历史性转折时期生活激浪中的米莲予、柳清涟，她们的心灵无不回响着对人生追求的呼唤，她们身上少了一份娇媚，多了一份对祖国命运及人类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正如李子云文章中认为的那样：宗璞“所选取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气质，都有那么一股让人感到灵魂纯净的‘兰气息’‘玉精神’……她们不仅对个人的伤痛能取豁达态度，还不忘给别人以温馨，显示了中国妇女特有的貌似柔弱而极坚韧的精神”李子云：《净化人的灵魂——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见《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这话一语中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宗璞这一代中国女性最可贵的地方。在众多女性形象中，宗璞塑造的传统女性是最能体现“兰气息、玉精神”的一类女性，她们平凡而又光彩照人，有别于其他中国妇女形象。她们身上不仅具备了被传统道德所颂扬的优美品质——贤惠、善良、能干，是慈爱的化身，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惊叹她们身上具有的女性的坚韧和顽强，这是突破了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束缚，是中国现代女性内在的伟大潜质。史诗性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吕碧初、凌雪妍就是典型。她们在生活的真实展现中传达给读者浓郁芬芳的美丽情愫，她们的出现汇织成了在民族危难时期现代中国妇女特有的母性、女性的锦绣画卷。 《南渡记》中描写最真实的人物是吕碧初，她的形象栩栩如生，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她出身名门，下嫁给大学教授孟樾为妻，是位典型的“高级家庭妇女”，一家的“内阁总理”。在战前的北平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抗战爆发后，跟随丈夫逃亡到昆明，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她从不抱怨生活的拮据，为丈夫和孩子们默默奉献着，不断为家庭创造着温馨……碧初和丈夫一起承受住了国破家亡的苦痛和逃亡之路的艰辛，承受住了日子的窘迫和生活的磨炼。她能够与孟樾灵犀相通，相濡以沫；她情愿担当风险，帮助地下工作者销毁文件；她愿意不顾面子和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卖起了包子；她敢于在日本人面前，说出“难道日本孩子的命更值钱”一类话，等等。这里，我们看到了宗璞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已经摆脱了传统妇女依附型的角色，她们贤惠，却拥有自己的思想；她们顾家，却更心系民族。她们是勇敢男人的坚强后盾，与男人们一起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可见，她们是一群柔弱但有智慧的女性，是一群如地母般博大、柔情的女性，正是她们以广博而厚重的真情、挚爱，艰难地托举起家庭的“方舟”。 除此之外，小说中关于凌雪妍千里寻夫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在《南渡记》中雪妍是个性情脆弱，如小鸟般娇贵的富家小姐。当丈夫离家出走后，她毅然离开了生她养她、情深似海的父母，甚至登报与已经当了汉奸的父亲脱离父女关系，怀着对丈夫的一片痴情千里寻夫。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追随她那为了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丈夫。这个一向温柔的姑娘，不仅抵抗住了母亲的压力，坚决支持刚刚新婚的丈夫离开自己，去为国效力；还毅然离开了已当汉奸的父母，甚至登报脱离了父女关系。毫无疑问，这不仅显示了她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更加凸显了她那崇高的爱国情操。至此，雪妍的性格开始有了转变，一个通情达理，柔中带刚的形象渐渐为我们所接受。这固然显示了爱情的强大力量，然而却更是一位青年知识女性在国家危亡关头深重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和高尚的道德操守的体现。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女性意识存在的一种变体。作者巧妙地把自己的女性观与阶级、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是女性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女性气息”虽很微弱，但却并未沉寂、消亡，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百年来优秀知识分子们代代相传的精神美德，而这也成为了宗璞社会道义观念恒久的精神源泉。这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气质，自然而然也体现在了宗璞的女性观中。也正是这点忧国忧民的精神，丰富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内涵，不是站在“他者”地位上，而是抛弃了男性参照的真正的社会的人。到此，我们看出宗璞笔下的传统女性既具有了古典女性的淑良贤德，又具有现代女性的刚柔相济，还多了一份忧国忧天下的情怀，这便构筑了宗璞深厚、平凡、崇高的“和谐”女性观。 如果说宗璞的创作中没有体现独特的女性体验、女性意识是其缺陷与不足的话，那么她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女性同属于“人”的理念与追求却是其优点与独特之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实现女性作为人类另一半的自我价值，思考人性的全面伸张，表现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陈凤珍：《女性文学的创新与中国立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4)。宗璞一直孜孜于实现这一伟大的人类理想。她不像新时期所谓的女性主义者那样躲进自己的“小楼”，把自己囿于自我的感情天地里，书写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而是与男作家并驾齐驱，把女性放置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使女性的命运体验与时代的沉沦变幻休戚相关，最终走向“和谐”共生的新境界。宗璞的女性观是对传统女性观的一种承继扬弃，又是对现代女性观的一种突破超越。正如戴锦华所评价的：“她的作品序列连接起被政治断代所中断的现代文学中的文人写作与女性写作，她成就了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另一类文本。”戴锦华：《宗璞：力劫者的本色与柔情》，见《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09页。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