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王晓明
    

二〇〇五年一月一日
     
    《春暖时节》是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茹志鹃短篇小说集《静静的产院》中的第一篇。在小说家以往的众多作品中，这一篇虽不像引起文坛讨论的《百合花》那么抢眼，但把它放在卷首，除了与发表时间的先后有关，也突显了茹志鹃一时为人诟病的“杯水波澜”的写作风格；这部短篇与后面的《三走严庄》、《给我一支枪》相比，不仅有题材之分，构思角度也相异其趣。
    这里不想说作家如何受时代风潮影响，转而写自己不擅长的“重大题材”，对十七年小说的批评主要在这一方面。我想讨论的是，时代风潮曾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女作家的写作，或者说，从性别和文本分析的角度去理解人物如何感受并回应时代风潮。我认为这样做，比笼统地把它们说成是服膺政治的应时之作更有意义。
    一
    
    《春暖时节》中女主人公静兰对时代的感悟，不是通过学习、开会和领导动员这些司空见惯的方式，而是从丈夫对一日三餐“随便”的态度开始的。解放了，生活逐渐好起来，静兰过日子的热情空前高涨。与她相比，丈夫（明发）却不满足于平静的细细如流水般的日子——这曾经是他们共同的梦，如今却变得庸常而琐碎，让他不耐烦。新的时代正鼓动着明发，他一心考虑厂里的技术革新，把静兰冷落了：
    如今已经是立春时节了，但是她（静兰）心里却觉得冷冰冰的，她现在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和明发中间隔了一道墙，她并没有感到明发的世界比她宽，明发关心的东西比她多，他爱的东西比她崇高；她只感到受了委屈，她的眼泪流出来了。^[1]
    如果说，小说的表层结构依然在于表现妇女应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在技术革新浪潮中夫妻比翼齐飞，这也是大跃进年代风行一时的作品主题；那么，这里有所不同的是，上述细节使人物在选择家庭和投身社会之间呈分裂状态：静兰是贤妻良母，却不同于一般的贤妻良母，她执著的性格，使她在细心照料家庭和积极投身工作二者之间，无法两全。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贤妻良母”并不是特定时代的女性称谓，它贯穿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果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贤妻良母”不仅是被动的女性形容词，更包含对女性身份的指认与塑造，使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上，逐渐认同家庭对女性至高无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在于女性是否打算做贤妻良母，在主观上的选择之前，历史已经为她做了规定性的安排，成为她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因此，无论在政治风云激荡的年代，还是在平和的庸常岁月，这种文化规约都能左右逢源，评价或衡量一个“好”女人的标准，即使不能完全照葫芦画瓢地加以比附，至少也要有“贤妻良母”为其底蕴，或予以衬托。小说中，由于静兰更执著于自我承当的不同角色，为使妻子的角色更完美，为丈夫不嫌弃自己“落后”，静兰积极地投入里弄生产福利合作社的技术革新，家务来不及做不说，儿子也不得不托在邻居家吃饭；她的选择原是为维系家庭，维系丈夫对自己的爱，然而实际上，却使本来意义的家庭面临解体。静兰的执著，使文本在接受领域的意义结构出现分歧。
    然而，这不过是出自接受领域的一种意义阐释结构。对文本的这种诠释，并没出现在当年的批评文字中，在一定意义，这是借用对八十年代张辛欣和张洁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方舟》等作品的意义阐释结构的一种文本分析。虽然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究其底里，是建立在现代怀疑主义基础上的，但这样的女性视角并未通过文本明确地显现给读者，我们也就无法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表现了现代女性困惑的作品。或者说，女作家茹志鹃试图在大跃进年代，引发一场关于现代女性究竟走出家门好，还是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更好的争论。文本此处的缝隙很快随着情节发展被“抚平”，叙述没在这多做盘桓。
    
    二
    
    不过，任何文本解读都非金科玉律，不同年代对作品不同的接受效果，使文本在后来不断的“误读”中得以流传。因此，“误读”自有误读的意义，文本缝隙潜藏着表层结构所难以明示的含义，在文学史研究中依然充满张力，不由得让人追问：文本深层结构传递出的，也许是与时代不尽一致的声音，或者包含它与一般阐释都擦肩而过的另一种企图。
    与静兰一家的不和谐相比，隔壁朱大姐家的日子是另一番光景：
    深夜，隔壁十六号里有人在敲门，是朱大姐回来了。她总是这样迟回来，也总是这样大声大气地叫门，她一叫门，会使整个一条沉睡中的弄堂，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她一边敲门，一边大声的喊。她丈夫是个电工老师傅，也是个见了工作就忘了吃饭的人。朱大姐一喊门，他早就答应着走来开门了。可是朱大姐还是大声地说他，晚上听起来，声音特别响：
    “人家工作忙得要死，你倒好，这么早就放倒了。”
    喀嚓一声，她丈夫把门开了，一面说道：“哎呦，不得了，做了屁大一点工作，每天晚上都像中了状元回来一样。”
    “怎么！你看不起我做的工作？”朱大姐话说得很凶，可是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得意。 “不敢，不敢，我每天晚上能够给你开门，还觉得十分光荣呢！
    噗哧一声，朱大姐笑了……
    故事这里给人的印象是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反衬静兰没积极投身大跃进，才引起夫妻感情危机；而朱大姐工作上不甘示弱，既能干，又泼辣，丈夫对她既支持，又体贴，直通通的言语之间，自是一番琴瑟甚笃。
    用这样的故事模式解释作品也能自圆其说。新中国建立，战乱结束了，贫穷落后的生活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改观。新的社会氛围，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现代想象：女人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从历史幕后走向前台。这种女性解放的思潮并非发端于五十年代，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蔚然成风。冯沅君在作品中直陈：“我是我自己的”，从启蒙主义的角度，宣布做女儿的将不再遵从别人的意志，充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社会契约形式的附庸；庐隐渴望在天涯海角建造属于女人自己的小巢，她的《海滨故人》与英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写作意象不期而遇。如果说冯沅君和庐隐的表白显得有点一相情愿，或过于理想；那么，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底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则更为现实地表明现代女性的处境：“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2]女人要想不做家庭或丈夫的玩偶、陈列品，就得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唯物主义世界观阐释女性的命运，的确驱散了种种玫瑰色的幻想，裸露出现实冰冷和无奈的一面。
    然而，《春暖时节》并不热中于承担召唤女性意识觉醒的重任，因为“召唤”已然在历史上发生，在一定意义上，文本的产生也是召唤的结果。上述对文本的阐释，不仅使人意识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在被命名为“开天辟地”的新时代，现代性命题依然，而且女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让生活不断明晰化的现代性诉求，使这一时期的现代发展趋向与启蒙时期有所不同。明晰化是就现代性要求无限发展，试图迅速推演至世界最广阔的范围而言，任何传统隐秘的角落，不论政治高层，还是家庭与私人空间，都将在它的辐射中，参与其表演进程。现代化不断打破国别、民族与文化禁忌的疆界，在向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迅速扩张途中，通俗与浅显必是其中应有之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浅显的话语表现形式，逐渐内在化为普通人的自然行为。比起冯沅君、冰心和庐隐等作品中多少显得暧昧、似还笼罩在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女性意识，大跃进年代的文本中，参与社会的女性意识已表现为人物不假思索的直接行动。这里的女人，没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幽怨，也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难言之隐，普及性的现代化结果之一，便是人物性格在一定程度上的明晰与张扬。文本中朱大姐便是典型一例。这样的形象不属于庐隐和鲁迅时代，而为大跃进风潮中的工农兵时代独有。
    现代性要求无限发展的性质，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就女性形态而言，传统生活环境培育的相对静止的审美观念，至五十年代中后期，已过渡到一种急遽变化的、有声有色的、行为彰显的，甚至带有现代市场要求立竿见影的回报效益的人生情状。这些在朱大姐深夜敲门、静兰赶制木盘橡皮两节中可见一斑。但值得注意，这不过是文本营造的时代氛围，或者说，在文本中朱大姐形象是静兰性格的一种陪衬，而不是她羡慕或认同的人生方式。表面看，朱大姐不仅是静兰的好朋友，还是静兰的榜样，但静兰的“转变”只是一种行为，是故事结构的一般需要，她内在的性格自始至终没发生根本转变。静兰的人生风格一如她的名字——“静兰”：静谧的兰花，象征一种含蓄和内敛的传统之美，与朱大姐开放、张扬的性格，形成情感方式上的对比。在这里，文本的裂痕，即文本表层结构既认同现代生活的“榜样”，又流连于传统之间的矛盾，在下列描写中便可体现：
    ……她（静兰）觉得闷极了。她不比朱大姐起得迟，也不比朱大姐睡得早，朱大姐忙碌辛苦，她也没有闲着，明发更不比朱大姐的丈夫差，为什么他们是那么和谐，而自己却是这样？为什么？
    静兰的“闷”，不在于她认为自己比朱大姐做得差，而是她和明发之间的感情没有朱大姐夫妇那般“和谐”。虽然那种含蓄和收敛的美，在朱大姐敲门一节全无踪影，故事的表层结构对此也没有告白，但细节出现的裂痕，还是使人感到静兰所要求的，并不完全是投身革新以挽救婚姻和夫妇感情；或者改变自己的性格，像朱大姐那样风风火火，让丈夫格外看中自己，尽管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但关键不在这里。生活在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却向传统的情感方式回眸；在欣赏风风火火的时代，却眷恋含蓄和内敛之美；通过凡人小景回应内心的审美需求，这才是文本的独异之处。静兰对自己有诸多不满，比如没技术，对厂里技术革新也不够热心；再比如家务与工作就像按下葫芦起了瓢，无法处理得妥帖而周到，等等，惟独没有对她所追求的一种诗意化的感情方式的不满。恰恰相反，从她只关心“小家”，到热心厂里的技术革新，文本的构思都仿佛刻意要在一个风风火火的时代背景下，为含蓄而内敛的情感方式寻找一条表达的渠道，一处合理存放的空间。
    静兰参加革新实验后的一个夜晚，明发陪她在一家宵夜点心店吃晚饭：
    静兰忽然看见伸过来一双筷子，筷子上夹着一只鲜红的大虾……她全身震抖了一下，抬头看见丈夫正温柔地、无限疼爱地看着自己。
    啊！这目光，静兰是多么熟悉啊，但她又觉得十分陌生，仿佛比她熟悉的更好更美。静兰有些忸怩，但又泪水盈眶，那一道摸不到、看不见的“墙”，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
    第一声春雷响了，风里虽然还有一丝寒意，但静兰却觉得温暖极了。
    直到故事结束，人们也不知道静兰和明发的革新是不是成功了。如果欣赏“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会认为作品的结尾有些草率：既然没讲实验成功，也就不算皆大欢喜。但如果叙述人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妇女走出家门投身技术革新的过程，也就没必要再在这里絮絮叨叨。因为在情感和爱的领域，静兰所要求的那种浪漫，那种与风风火火的时代不尽一致的静谧与和谐之美，已经实现了。
    
    三
    
    对小说与现代性趋势不尽一致的审美倾向，接受领域最敏锐的觉察，莫过于当年具有激进文艺思想的批评家：
    如果是由于对“小人物”的偏爱，那么我看，恐怕是由于某些古典作品的影响。旧时代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通过小人物揭示大问题的能手，那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永远值得学习。不过我们要看到，他们或多或少受着历史的局限，那时候还不可能产生像今天这样的英雄人物。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不可免地要带上时代的烙印。今天的时代，要求作家创造多种多样新型的与时代呼吸相适应的风格，以便更充分地反映当前宏伟的现实。^[3]
    欧阳文彬对茹志鹃的批评虽不是针对《春暖时节》，但说茹志鹃偏重写凡人小事，在这一点上，她“对自己的趣味和倾向是否过于执拗了”的写作倾向，的确是小说家从《百合花》到《春暖时节》一以贯之的。茹志鹃“似乎不喜欢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描写”，而“喜欢的是从侧面烘托，有含蓄、有余地的手法”^[4]。“古典”、“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烙印”不仅影响作家创造“新型的与时代相适应的风格”，通过上述文本分析，还使人意识到茹志鹃作为当代女作家，她对时代风潮中的女人气质具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反叛倾向：如果一个女人的气质不是张扬、泼辣和风风火火的，与时代要求的女性气质不尽一致，却得到了一种审美认同，那么应该说，也具有其存在并获得认可的理由。文化传统的力量影响了文本中人物的性格取向，不论茹志鹃怎么表示，说她要“从生活中寻找出那种闪光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她“感觉在生活中，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收效，不能够仅仅站在生活之中。既要站在生活当中，又需要站在生活的更高的地方，来看待生活”^[5]，但文本实际却差强人意。或者说，她的写作初衷是要跟上时代，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但临到作品成型，文本缝隙又将她暴露在批评家的显微镜下：似乎与现代潮流不相一致，她的审美取向不是朝前，而是向后的，至少像静兰这样的人物性格，有向“古典”回眸的意味。
    与大跃进年代不一致的审美倾向，尽管遭到时代的批评和抵制，但能否因此说，这是现代性对传统的压抑与排斥，或者是在女性解放的时代，为传统的贤妻良母唱一曲无尽的挽歌呢？实际也并非完全如此。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通过“女性阅读”，曾发现一个问题：目前大西洋两岸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怀疑它是形成现代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潮的产物，然而我们确信，这种批评必然试图中断它赖以形成的传统。^[6]
    这种女性阅读认为，女性写作相对传统和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具有某种疏离倾向，特别表现在对西方二元论哲学传统的反叛，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二元意义上的双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史上不是对等的，而是等级制的。因此，“妇女在父权制文化中开创性的事业，也许准确地说，就是对不可思议性的正视与挖掘。的确，至少在明确的范围，不可思议性大概是理性和菲勒斯的凝视既不能控制也不能占有的”^[7]。这一重要的发现，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文化大胆的怀疑与挑战，同时也使女性主义批评面临困境：如果剥离传统，女性阅读的阐释视角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又将来自何方，片面强调一种文化因素，比如为了摆脱以往文化对女性的定义，强调女人的身体或性别特征，姑且不论这种强调能否脱离文化的定义，假定这种看法能成立，那么这样的角度，也必将遮蔽文本潜藏的其他含义，陷入新的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陷阱。
    
    四
    
    《春暖时节》中出现的文本缝隙，恰恰给人以提示：大跃进年代激进的时代潮流，对文学的生产性因素，不仅表现为那些随波逐流的叙事，也具有刺激人们眷顾传统，向古典凝眸的作用力。这一点似乎与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女性写作的疏离倾向，无意中把《春暖时节》的叙述推向独具内涵的境地。当现代性将生活普泛化为一种简单和直白的时刻，它要求发掘人类一切潜在能力的另一面特点，在叙事领域，又刺激人越发感受到一种极力抒发和表述内心的欲求。在这里，女性写作中的眷顾传统，并不是向男性中心传统和二元等级制的臣服，而是对被时代语境忽略的自我本质的重新打量，在激进的文化潮流中，这样的写作具有时尚批评无法解读的“不可思议性”。
    现代女性文本不可能是一种孤立和片面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生成，这一点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就其本质而论，女人依然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包含“贤妻良母”的因素，也有“飒爽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面，还有“镜与妖女”的影象，等等。这些因素随社会与时代不同，在审美领域突显的一面也有所不同，其性格特征不仅有柔顺、婉约，也有泼辣、刁钻；既有富于感性、思绪情感瞬息万变的，也有心细如发、沉静自恃的，凡此种种，难以一概而论。《春暖时节》写作于大跃进时代，女主人公静兰多少是个有点落伍的形象，但文本的聚焦点恰恰在于，时代落伍者身上体现出一种沉静、含蓄与内敛之美。在追求轰轰烈烈的年代，作者并无意于塑造一个反潮流的形象，但与时代潮流不尽一致的写作倾向，却愈加使人物呈现一种陌生化效应。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并非完全是新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而是对社会主导潮流的质疑。例如，女性应该是泼辣、外向的，生活感受应该是比较粗糙而不尚琢磨的，就像朱大姐给人的印象。这能否概括特定年代女性的本质呢？或者说，惟有这样，才是与时代色彩相一致的，对女性气质的追求呢？对此，静兰的形象给予否定的答复。
    从表面看，作家的社会意识与审美倾向发生分歧，形成文本自身的张力。如上所引，茹志鹃的文学宣言与欧阳文彬并没根本分歧，但欧阳文彬还是从具体写作中看到问题。但实际上，她们的争议都出自现代文化背景，构成现代文化语境对人性不同的理解。相对于古典传统，欧阳文彬的批评强调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人因素，而相对于现实流行趋势，茹志鹃的眷顾传统，则体现了不认同“被普遍承认是箴言”的现代趋势，在这种现代趋势中，“存在的一切都是特殊的”：
    这种强调在小说中个人经验应占首要地位的主张，如同哲学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富于挑战性……而且必须切记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公认的适合于创造性想象的文学出路，在于用本身并不新奇的情节诱发出个人的模式和当代的意蕴，这个任务则尤其不易完成。^[8]
    大跃进年代激进的社会潮流，碰撞出一种“适合于创造性想象的文学出路”，这也许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运动的发动者、作家和批评家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现实。当激进的社会变革潮流卷起红尘滚滚，现代性如同惊涛拍岸，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这片传统积蕴深厚的土地上催生出新的根芽。在唤醒个人经验这一点上，女性文本的个案分析具有明显的意义：趋时、守旧、犹豫与彷徨，都是现代生活可能性的因素。尽管这样的写作使读者觉得当事人并未识得“庐山真面目”，但其个人经验所诱发出的“个人的模式和当代的意蕴”，却留给我们这样的思考：现代性并非单一性，现代社会也并非是单一的选择。
    

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注释：
    ^[1]见茹志鹃短篇小说《春暖时节》，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10月号，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小说集《静静的产院》。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
    ^[3][4]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10月号。
    ^[5]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6]参见［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董之林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第2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董之林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第2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第8页，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作者简介】董之林，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生于北京，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