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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刘屏先生著的《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这本书可以说是巴金的传记，可写法很特别。一般的传记，大体是“线式”，按部就班，逐年道来，中规中矩，严丝合缝。刘先生却不落窠臼，他选巴金百年之中的关键时刻和特殊故事，蜻蜓点水，一点一点，连成一串，也很好读。 巴金的一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百年。他的生活充满了血泪，充满了起落，但是，无论怎样，他都坚守着自己的良心，最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而不含糊，就是巴金优秀的一面。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深刻印象。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巴金创作的大好时光，甚至连许多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但他却毫不含糊地付出精力做编辑工作。无论是名望一身的老作家，还是初露头角的新苗子，无论是情投意合的老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一丝不苟地为他们“作嫁衣裳”。鲁迅、茅盾、艾青、何其芳、卢剑波、郑定文……可以说都与巴金有着故事，他们的许多作品里都凝聚了巴金为之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而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审稿、校对，甚至补书，在巴金那里，不是为了报酬，而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需要消耗自己的精力”。 解放后，巴金几十年不拿工资，完全靠自己的稿费版税生活；每次疗养结束，他都要执意按规定付清费用，绝不特殊；进京参加作协主席团会议，飞机票也坚决不报销；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时，巴金把多年积攒的15万元稿费捐出作建馆的基金，手稿、书信、藏书，以及珍贵期刊、签名赠书等也没有间断地向文学馆捐赠；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名人和平奖得到的500万日元，300万赠给文学馆，200万给上海作协当基金，而自己却不舍得买一台空调。“人活着不单是为了自己；我们写作也不单是为了自己”，这便是全部理由。 晚年时，本可以像别的作家一样，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行为保持沉默，但他却坚持不懈地自责和忏悔，并通过“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随想录》，将自己在“文革”中的所思所行毫无保留地作披露、解剖。写这样的一本书，“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就是做人上毫不含糊的巴金。 翻译家高莽为巴金画了一幅像，并请巴金题字。巴金挥笔在画的右侧写道：“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一个小老头”的题记，真实地反映了巴金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人的心态。他始终认为，“做一个作家是渺小微不足道的，重要的还是在做人”，对这一点，巴金从来没有含糊过。 原载：工人日报2010年07月02日 原载：工人日报2010年07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