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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化散文”这一概念90年代初才出现，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却早已存在。从巴金、汪曾祺到贾平凹、周涛、史铁生、余秋雨等一大批作家都运用散文的形式观照民族传统文化，寻找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企盼民族文化的新生。佘树森对文化散文的价值取向、审美特征进行了界定:“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之‘文化散文’;由于这种观照多以非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于闲适中。”①余秋雨将其第一部散文集《文化苦旅》明确以“文化”来标榜，显示了作者对“文化散文”的热衷和偏爱。它与随后问世的《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余秋雨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文化散文”遂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坛一股蔚为壮观的文学潮流。 比较而言，半个世纪来台湾文坛的文化散文潮流显得更为汹涌澎湃。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几经变迁。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崛起到中西文化论战、乡土文学论战，一直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全面推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出现了一次次碰撞。这对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散文”成为台湾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柏杨、李敖、龙应台、郭枫等的散文以科学和民主的意识来观照传统文化，呈现出文化批判派冷峻的理性战斗精神。梁实秋、王鼎钧、阿盛、林清玄等作家的散文所表现出的文化态度则或多或少地具有文化改良派的色彩。也有一些作家几乎全面肯定乡土文化，排拒现代文明，明显地具有文化保守派的特征。 本文将从文化乡土散文、文化反思散文、宗教文化散文三个层面对当代海峡两岸文化散文加以整合研究，追寻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一文化乡土散文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所造就的传统文化呈现出静穆、温馨、柔美而又保守的特征。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全面登陆，传统的农业文明渐渐退居文化的边缘地位，但它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仍然顽强地生长着。大陆是这样，台湾亦然。海峡两岸来自乡土的散文家对此作了生动的表现。他们描写乡村生活经验，展示地方习俗和风土人情，表现了对乡土文化、乡土社会、乡村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吴晟最初是以乡土诗创作著称于台湾文坛的。这位来自彰化乡村的作家在诗中抒写了浓重的乡土情怀，表现了时代变化中的愁绪。80年代初，吴晟开始散文创作。在《农妇》等散文集中，他将乡土诗的表现内容进一步具象化，在更为阔大的时空中反映现代工业文明从物质到精神方面对农村的双重入侵，抒写了对大地的赤诚恋情。吴晟的许多散文从各个侧面描写了一个“农妇”的形象，通过展示这位普通“农妇”所具有的质朴不阿、坚忍不拔的精神，唱出了对台湾广大农村妇女的颂歌。以此为核心，吴晟表现了台湾农村社会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抒写了乡土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显示出对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深沉热烈的人文关怀。另一位来自彰化的作家萧萧在文化乡土散文创作方面也有可观的成就。在经历了早期充满幻想和浪漫色彩的抒情写作之后，从80年代初开始，萧萧转向集中地描写家乡的生活经验，创作了“朝兴村杂记”系列散文，在历时性的描述中叙写了苦难与欢乐并存、朴拙与诗意交织的昔日农家生活，以及这样的乡村在现实中的失落，勾勒出朝兴村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台湾乡村社会的变迁史。萧萧还由对家乡的关注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台湾乡村社会的关注，以悲悯情怀反思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反省和现实关怀意识。其他如陈冠学、张腾蛟、粟耘等也都写作了质素较高的文化乡土散文。 在台湾文化乡土散文家中，阿盛是成就突出的一位。与其他乡土作家一样，阿盛的散文立足于家乡的土地，抒写怀乡情结。不过，他笔下的土地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层面上的。早期代表作《厕所的故事》以厕所为焦点，透视了台湾农村社会几十年的沧桑变迁，厕所的变化成为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火车和稻田》、《唱起唐山谣》、《发事春秋》等篇章中，阿盛通过对乡土的描写传达对民族传统的关注，把乡土情和家国爱融汇在一起。而《契父上帝爷》、《散文庙群岛》、《稻草流年》等作品则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乡村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地方戏曲，与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中华文化传统融为一体，表现出厚重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尽管阿盛描写的也主要是乡野生活和农村经验，但由于有着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所以能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新旧价值观念的撞击和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他的散文因此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与阿盛散文的厚重相比，许达然散文的文化视野则显得博大开阔。多年的学院生活和飘泊异国的经历没有冲淡这位历史学博士对故土深切的怀恋，反倒使他以更为清醒冷静的史家眼光认同故土和人民。他面向现实，立足台湾社会，突破了台湾散文中常见的描写家庭和身边琐事的狭小圈子，以深具理性和哲思的笔墨横扫散文界的浮华风气，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文化意识。许达然以对大自然的深切关怀写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以充满感情的笔墨描摹了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挽歌。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消亡固然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文精神的衰退。许达然从人类文化的长河中撷取一朵朵浪花，深入考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惊异地发现，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以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征服者的血泪为代价。正是由于对人类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许达然对所谓的“真理”、“伟人”、“文明”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和藐视，从而成为一个勇敢的叛逆者，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高尚人格的人道主义者。 相形之下，在对乡土生活的具体描写过程中，大陆作家的文化观念则显得保守一些，更多地表现了对传统乡土习俗的玩味，对田园牧歌情调的渲染，而较少呈现文化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矛盾，更几乎没有许达然式的“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哪里?”（《远近》）属于生命本体层面上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贾平凹散文颇具代表性。20余年来，贾平凹写出了大量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散文，其中以商州乡土文化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了近一半。在以“商州三录”为代表的商州系列散文中，贾平凹对这一特定地域的乡土文化、风俗民情作了全方位的观照。他从山水地理写到人文环境，从山神庙宇写到民居建筑，从吃酒喝茶写到卜卦算命，从婚嫁丧葬写到卖艺唱戏，从风土习俗写到伦理道德，作品呈现出清纯、自然的田园牧歌情调，散发着重情适性的古秦地文化的余韵。从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来分析，贾平凹是个较为传统的作家，他的散文充溢着浓重的传统文化气息。在对乡土风物、寻常百姓的审美观照过程中，贾平凹往往以自然、平易、质朴的笔墨呈现山水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除了商州系列散文外，贾平凹还创作了陕北风情系列散文和关中风情系列散文，全面展示黄土高原和八百里秦川的风土民情，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秦地风俗画卷。 汪曾祺也有着浓烈的乡土文化情怀。80年代起，他写下了大量的忆旧怀人、纪游访古、谈论人性、描摹世态人情的散文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状写故乡的风俗民情的。汪曾祺的故乡是苏北高邮，境内水网密布，物产丰饶，且人文气息浓厚:“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②《城隍·土地·灶王爷》叙述了家乡城隍庙的历史、土地祠的变迁和祭灶的礼俗。《故乡的元宵》写的是故乡元宵节的习俗。《故乡的食物》描绘了故乡的种种土特产。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一个长期飘泊异乡的游子对文化乡土的深切怀恋，汪曾祺以充满诗意的心态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乡土的交融，营造出空灵澄静的艺术境界。 对于周涛而言，新疆并不是他的故乡。他生于山西，幼时在北京就学，少年时才随父迁居新疆。然而长期的边地生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把新疆当成自己精神的原乡。深受西部文化熏陶和同化的周涛甚至常常站在西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来审视汉族文化对西部的山川和其间生存的生命抱有极大的热情，鲜活地呈现出西部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充满激情近乎偏执的描写中，充分展露了自己的文化乡土情怀。周涛以辽阔西部为背景，其艺术视点集中于巩乃斯草原和巩乃斯河。他热情地描写和讴歌巩乃斯活的精灵——马，在雄浑的马蹄声中体验着生命的崇高伟大。“我就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驰的诗韵。油画般的辽阔草原、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熊熊篝火边的通宵马经、毡房里悠长喑哑的长歌在烈马苍凉的嘶鸣中展开，醉酒的青年哈萨克在群犬的追逐中纵马狂奔，东倒西歪地俯身鞭打猛犬，这一切，使我蓦然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时潜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忧郁……”（《巩乃斯的马》）这些诗性语言抒写出作者对充满野性力量的生命的崇拜。《巩乃斯的马》、《饮马》、《高榻》、《白马夕阳》等篇对马作了多方面的描写，着力表现了马身上所蕴藏着的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马文化”正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周涛由马进而写到马背上的骑手，表现他们的文化观念和生命意识。强悍的生命原动力，旺盛的生命意志，与那个充满活力的苍茫世界紧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作者热烈神往的文化原乡。 在两岸散文家中，象周涛这样将非故乡当作文化原乡，不倦地加以讴歌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二文化反思散文 随着文化启蒙意识的全面觉醒，20世纪中国散文走出了软性的审美空间，勃现着丰盈的理性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散文家从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化要求出发，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抨击和批判种种落后丑恶的文化现象，他们的散文具有文化反思散文的鲜明特质。这种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意识在当代海峡两岸散文中依然存在，而在柏杨、李敖、郭枫、龙应台和巴金、张承志、张炜、梁晓声等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或以启蒙主义话语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加以重新审视，或以自由主义话语纵横于时代和社会之间，或以理想主义话语批判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实世界，或以人本主义话语关注人文精神，关怀人类的终极命运。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过程中，柏杨表现出勇猛决绝的批判态度。他的杂文继承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病态部分及其给民族造成的种种丑陋性格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柏杨把中国传统文化喻为酱缸文化，并对最具酱缸文化特色的官场文化，以及造就酱缸文化的儒家思想，细加剖析，行文汪洋恣肆，笔墨辛辣尖锐。他还通过研究历史，深入挖掘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人生文学与历史》、《中国人与酱缸》诸篇揭露了中国人“窝里斗”，不知认错，没有包容性，绝对的自卑和绝对的自傲，缺乏平等观念，明哲保身，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等等丑陋的形象，看似过于尖刻，但正是在这种讽刺和抨击中表现了作者敢于亮出疮疤决心改正的勇气，深刻的自省意识，以及愤世嫉俗的社会文化情怀。相形之下，曾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在中西文化研究方面有着精深造诣的李敖的文化态度更为偏激。他痛斥传统，对封建文化予以猛烈攻击:“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象的。”③李敖宣称要集中火力摧毁中国的封建主义，从制度到文化到观念，对中国文化来一个大改造。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广泛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他将杂文的战斗作风和文化批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他并不抹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认为那是“一种优秀的、高贵的道德品质”，但它“并非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因此他主张“全盘西化”，用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文化。李敖曾对他所谓的“全盘西化”有过说明:“西方文化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就是表现得怎么坏，仍然比我们胜一筹。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并非百分之百，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就这个观点来说，从传统而来的东西如果可以保留，我们就应该保留。”④李敖的杂文无论是鞭挞落后的封建文化还是批判国民劣根性，无论是揭露当局的专制统治还是抨击时弊，都显示出直率犀利、豪放不羁的风格。他的狂狷孤傲、特立独行，成为文化批判派的又一典范。 与柏杨、李敖勇猛的战斗风格有着显著的区别，巴金对封建文化的揭露和抨击显得较为内敛深沉。巴金从小生长在封建大家庭中，对封建文化的专制性有着深切的感受。而在十年浩劫中，他更为强烈地体验了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害。因此当他重新获得创作权利的时候，写的最多的便是关于“文革”的思考:“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⑤在5卷本《随想录》中，巴金锁定“文革”，对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下的这场浩劫作了深刻揭露，写出了“文革”期间发生在自己身上及周围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噩梦。他勇于解剖自己，并由此深挖下去，全力排出“十年创伤的脓血”。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十年浩劫这场民族大灾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找出它之所以产生及危害如此酷烈的原因，以警示后人。巴金以一个文化批判者的锐利目光，对肆虐于“文革”期间的诸种封建主义毒素细加剖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他的《随想录》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浪潮中一个有力的声音。 在一些作家将文化批判的视线聚焦传统文化的同时，另一些作家则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置身于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空间逐渐萎缩的时代，两岸散文家抱着济世的目的，对现实进行严峻的批判。就台湾文坛而言，郭枫、许达然、王鼎钧、高人鹏、亮轩等散文家都有这方面的力作，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当推郭枫。郭枫是一位深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堂·吉诃德（DonQuixote）的热情拥抱文学，以清教徒一般的信仰面对人生”⑥。他以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剖析时代、社会和文化，透视现代都市社会的种种人事，深刻地写出了不正常的社会结构、不协调的社会关系和不健全的社会人生。《拔掉虚伪的根》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认为它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人们只有“拔掉虚伪的烂根，以真诚相见，以爱心相得”，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有这样的一座城》则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从更为开放的视野抨击资本主义文明，揭露了纸醉金迷的都市浮华人生。作者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描写了一座建筑在海滩浮沙上的城市种种疯狂的情状，忧愤深广地揭示了被资本主义文明异化了的荒谬的现实世界，显示出强烈的反叛精神。郭枫的散文张扬坚强执着的生命意志，勃现着昂扬奋发的入世精神，在日益浮华的台湾文坛独标一帜。 在大陆文坛，当社会为一种普遍的实利风气和商业文化所包围，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日趋萎缩，人文精神日趋失落的时候，同样有一批作家挺身而出，对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批判。在张承志、张炜、梁晓声、王英琦等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一再听到了诸如理想、信念、道德、良心、正义、崇高、英雄一类的话语。其中，张承志在90年代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捍卫理想、抗拒世俗、呼唤正义、拥抱崇高的精神象征。在《以笔为旗》一文中，他发出战斗的呐喊:“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成我的战旗。”⑦《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等作品都充满着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焦虑，倾吐着伤痛和愤怒，提出要用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对现实世界进行脱胎换骨般的改造。当金钱的欲潮汹涌袭来之时，张承志以对理想的执着捍卫显示出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象评论者所指出的:“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从他的作品中，你能读到一股很硬气的生命脉流的搏动;你能感受到一颗骚动激烈甚至是残酷的心灵冲突;你能悟出他狷介桀骜的性格背后的孤独的坚执:你能回味出他无情反讽负面的古道热肠。”⑧，然而，在张承志誓与世俗血战到底的英雄本色背后也存在着一些近乎病态的东西。张承态对世俗的抨击基本上停留于抽象的层面，他并不是一个务实的批评家，更缺乏鲁迅那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使他对现实的文化批判不时为咆哮怒吼甚至辱骂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攻击力和批判力。 在海峡两岸写作文化反思散文的作家中，龙应台可算是一个异数。历来女作家的笔触多温厚细腻，少阳刚之气，多感性，少理性，尤其少有人写尖锐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龙应台主要以杂文文体针砭时弊，暴露现代社会的积习痼疾，痛陈事实，揭出病根，表现了对台湾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强烈关注。龙应台的杂文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应，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固然是由于她所涉及的都是民众普通关心的问题，诸如教育问题、环保问题、法制问题、政治问题、中西文化与国民心态问题等等。而更重要的是，龙应台以求真的态度毫不留情地抨击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在环境污染、世情冷漠、文明沦丧的世界烧起一把“野火”，作品发挥了匕首与投枪的作用。龙应台采取的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鲜明地凸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公民的责任感。这种不受制于强权、不屈从于私欲的“在野”之声，对于那些在自我吹嘘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的台湾民众，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余秋雨的出现，使世纪末文化散文的创作出现了新气象。与先前的文化散文不同，余秋雨的散文公开以“文化”来标榜，声称要“从中国历史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作一次“文化苦旅”。余秋雨自觉地运用散文的形式来反思中国文化，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进而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历史、文化、山川、古迹、人物，在余秋雨的散文中都是令人深感沉重的话题。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散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余秋雨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化的艰难跋涉的足迹。正象作者自己所说的，他所关注的山水“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文化苦旅·自序》）。在“访古”、“谈古”的过程中，余秋雨深入探索了民族传统文化，抒写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感慨与反思。在面对传统文化失落、现代文明亟需拯救的问题时，余秋雨与张承志的文化立场是基本一致的，都怀抱着忧国忧民的态度。但张承志显得十分偏激，他要向整个文坛乃至社会宣战;而余秋雨则要温和、宽容得多。当人们在追逐金钱与享乐时，余秋雨没有愤世嫉俗，而是忧心忡忡地为社会道德沦丧、人性堕落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与贾平凹相比，同样是关怀文化，省思文化，余秋雨是从“文人”的角度切入的，他通过对传统文人命运和精神历程的剖析，来表达对文化的关怀，这明显地带有“精英文化”的意味:而作为平民作家的贾平凹则从“民间”的立场出发，他的文化关怀意识是属于平民的。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散文在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 三宗教文化散文 宗教与文学向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学曾先后两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们分别为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⑨。闻一多把宗教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学外来影响的主要部分，这道出了宗教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力。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宗教文化仍然发挥着有力的影响。而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当代文学的宗教意识要强于大陆当代文学，随着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大陆文学中的宗教意识才得以全面复苏。 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阻隔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但超越政治之上的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却是谁也阻拦不了的。尤其是随着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现代人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困境，这时宗教便成为一部分人精神的避风港。这在台湾散文家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佛教文化散文创作方面较为活跃的台湾散文家有林清玄、林新居、黄靖雅等。他们都深受佛学熏陶，往往自称佛家弟子，其散文创作每每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阐释佛理。这与现代作家借助佛理来观察人生、感悟生命的创作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台湾佛教文化散文提倡充分地享受人生，主张“以喜悦的心来求悟”，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这种入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它植根于台湾社会，贴近现实生活，对于身处物化潮流中心灵疲惫、精神压抑的人们来说，仿佛是一剂清凉的精神解毒剂。主体价值失落，精神家园荒芜，这是现代人在日益膨胀的物欲刺激下普遍的精神特征。面对这一困境，佛教文化散文作家主张回归自然，心系菩提，以东方的诗性文化荡涤心灵的尘埃。林新居用“风”、“花”、“雪”、“月”四个意象主编了一套“一味禅”丛书，使生活在喧嚣中的现代人领略智慧的清风和丰盈的禅趣。第二，台湾佛教文化散文具有明显的商品化倾向。它面向大众，按照市场规律大量写作和出版，从而成为现代资讯社会中的一道文化快餐。林清玄醉心于佛经新诠，出版了《紫色菩提》、《凤眼菩提》、《星月菩提》、《如意菩提》、《清凉菩提》等菩提系列散文集，这些作品往往借助于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弘扬人间佛教精神，笼罩着冲淡祥和、宁静肃穆的宗教氛围。 台湾当局自50年代起，为了维持生存，大量引进外资，向西方世界打开市场。伴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一起涌入，台湾社会出现了西化浪潮。而在西方文化观念中，基督教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台湾社会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在散文创作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一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散文家通过创作，主张用宽恕、顺从、忍耐、受苦来消除社会罪恶，用博爱、仁慈来改造社会、救助弱者，他们的作品普遍洋溢着一种“爱”的精神。 琦君早年毕业于教会大学，深受基督教影响，服膺博爱、宽恕的精神，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同时，由于家庭的影响，她又笃信我佛，善于“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在创作中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弘扬博爱的精神，注重人格道德力量，呈现出乐观豁达的人生观。她以一颗纯真、博大的爱心热烈地拥抱人生，在对生活的细心感受中体味和领悟生活的真谛，营造出一个色彩柔和、气氛温馨的艺术世界。从《外祖父的白胡须》、《髻》、《倒帐》等作品中，既能看到温柔敦厚文学传统的影响，又可看出宗教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使琦君散文形成了谐而不谑、哀而不伤、温婉柔美的美学风格。张秀亚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便加入天主教，她常以“爱心”去洞照人生，在散文中筑起一座美好温馨的爱的小巢，去抵御现实世界中黑暗、丑恶的东西。尽管有些作品流于对教义的诠释，但更多的则以积极的入世姿态思考人生问题，字里行间蕴藏着哲理，表现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与张秀亚一样，张晓风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回答别人提出的有关其创作主题的问题时，她说:“我心里面有什么，涌出来就是什么。像T·S·艾略特，他的每一篇诗，每一曲戏都充满‘基督教’。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是‘基督教’。”⑩爱国主义思想和基督徒的宗教情怀正是张晓风散文的两大主题。当她抒发爱国情感时，她祈求上帝赐予她更多:“我的主，求你允许我的耳得以重闻东北原始森林的松涛，求你允许我的眼得以瞻仰穆如帝王的五岳，求你允许我的双掌得以亲吻河套平原微润的土膏，求你允许我的肌肤得沐苏堤二月的柳风。求你允许我们生则撑起五湖三江之上的湛湛青天，死则葬于白杨环生的安恬的祖茔。”（《祷词》）由于崇敬和信仰上帝，张晓风的散文肯定生命，讴歌人生，追求生命的内在张力，充满着浓郁的生命意识，呈现出亦秀亦豪、壮阔深沉的艺术风格。 70年代末，中国大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期受压抑的宗教生活重新活跃起来。为了获得一份感情寄托，为了新的精神追求，不少人走向宗教。社会风尚的这一变化使新时期文学中的宗教意蕴大大加强。 史铁生在21岁时双腿瘫痪。这一厄运不仅使其肉体承受极大痛苦，更使他的精神遭受重创。面对苦难，他陷入形而上的思考之中，一方面渴望在精神上超越苦难超越困境，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永不停止的超越中获得;另一方面又着实感到主体对命运的无从把握，由此产生深重的迷茫和悲伤。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后，史铁生发现了人的许多与生俱来的根本困境。他将自我与人类的困境联系起来，并从人本的困境出发，在沉思中皈依了自己从基督教和佛教中提炼出来的宗教精神。在《宿命的写作》一文中，史铁生说得很直接明白:“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但承认宿命的强大并不等于放弃主体清醒的生命意识，史铁生没有停止对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诸如对死的默想，对生的沉思，对事业的展望，对平等的追寻，对爱情的渴求，对写作的执着，无不通过笔端鲜活地呈现出来。史铁生仿佛是苦行的僧侣，又似乎像受难的基督，他将自己的苦难与人类的苦难熔入一炉，锻造出启示着上苍隐秘的崭新灵魂。史铁生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宗教精神使他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中占据了独特地位。 如果说史铁生与宗教还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话，张承志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的大量散文随笔实际上已越出“美文”的疆界而成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张承志以孤绝的姿态成为“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如此固守自己的理想和宗教信仰的作家在海峡两岸都是罕见的。 与张承志散文狂热的宗教情绪适成鲜明对照，浸润着禅宗文化意蕴的贾平凹散文则呈现出虚无恬淡、清静空幽的风格。贾平凹受到佛教和老庄的影响，以“静虚村”作为书房名，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达摩面壁图》，且伴以洞箫、宝剑、丑石等物。他“喜欢静静地坐，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静虚村记》），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他的散文喜欢捕捉和营造月、云、水、竹、夜等偏于阴柔的意象，以感悟的方式寻找主客体间的和谐，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宁静致远、淡泊超脱的人生观。面对自然客体，贾平凹独自品味着天地感应、神人冥合的境界，在静观默察中寻求禅理、禅趣。贾平凹还在散文中追求一颗“平常心”，他认为“平常心是参禅用语，如果引进散文创作必然会有新的境界”（《黄宏地散文集序》）。作为一种创作态度，“平常心”使贾平凹常能以“静虚”的情绪面对山水万物，以禅宗的精神看待世态人情，以道家的观念阐述哲理。贾平凹的一部分散文因而成为一种融合着老庄思想的禅体美文。从总体上来看，两岸文化散文虽然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对文坛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两者有着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即取材广泛，凡人类社会一切文化现象无不进入作家的视野，并获得多方面的显示，而尤集中于表现和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当代海峡两岸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重大差异，但都存在着物欲横流、精神空间日益萎缩的社会问题。文化散文作者或将触须伸入大地，到民间探寻精神出路;或秉承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人文精神:或以冷峻的理性批判精神，指出危险揭破危机;或以宗教精神对现实社会进行清洁工作。因此，当代海峡两岸文化散文内蕴丰厚，元气充沛，在日渐世俗化、物欲化的时代，表现出对人文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而使散文走山了狭窄的感性空间而具有了旺盛的艺术活力。 注释 ①转引自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文集·散文卷》，第27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李敖:《十三年和十三月》，《传统下的独白》，第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④李敖:《千秋评论》，第60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⑤巴金:《随想录》，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⑥叶笛语，见《九月的眸光》扉页，台南新风出版社1971年版。 ⑦见《无援的思想》，第10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⑧王英琦:《无需援助的思想》，《中国作家》1994年第4期。 ⑨《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转引自杨剑龙著《旷野的呼声》，第24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