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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当代文坛上创造出“自己的天空”[1](第500页)的李碧华是一位很独特的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多从传奇、历史故事取材,在传奇性的书写中传达自己的情感把握和价值取向。她笔下的人物常常有一种跨越生死惊世骇俗的追求和抗争,因此被评论界认为是“自由穿梭在现实和灵界之间”[2]的精灵,尤其以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活和突出。本文将主要从李碧华的八部长篇小说《胭脂扣》、《生死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诱僧》、《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秦俑》、《霸王别姬》和《青蛇》入手,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特征作一番考察和梳理,并探讨形成其特征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形象在李碧华创作和当代文学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 李碧华喜欢写女人,而且特别喜欢写所谓的“坏女人”,所以从《胭脂扣》到《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再到《生死桥》等,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婊子就是戏子”[3](第264页)。李碧华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觉得好女人只有一种姿态———通常是很柔顺的样子,坏女人却有很多面,她可以阴柔,也可以讨巧……探讨她们复杂的心理,这过程本身就像推理剧,案中有案。”[3](第264页)李碧华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表达她对所谓的“坏女人”的偏爱,但我觉得原因不仅如此。西方女权主义曾经指出19世纪男性作家塑造的多是天使型人物,没有自我,甘愿为男性奉献或牺牲,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一旦有了自己的个性光彩就成了妖妇,就要像《简爱》里的疯女人一样被关起来。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李碧华也许正是试图通过这种“坏女人”的变形来颠覆男性眼中欲望化的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其笔下的这一系列“坏女人”形象,绝非大奸大恶、十恶不赦之流,只是由于不符合封建传统“贤良淑德”的女性品德要求而被迫纳入“坏女人”的行列。她们或因为另类的抗争而背上千古骂名,或因为不甘受蹂躏而惨遭扼杀。李碧华常常以这样独特的情感把握和艺术创造,让这些被历史遗弃或湮灭的女子喊出了自己不屈的声音,展现出生命的奇异色彩,由此构成了当代文坛人物画廊中一道璀璨亮丽的独特风景线。纵观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体现出如下特征: 1、不顾一切的痴情女子: 李碧华擅长写情。她笔下的情总是充满了浪漫、激越、凄艳的色调,而她笔下的女主角,也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般的痴情人物。她们总是以其不顾一切的生命追求演绎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让人看了血脉贲张心潮奔涌。例如在《胭脂扣》中,女鬼如花不顾阴阳两隔,五十年不渝地苦苦追寻爱情,甚至减寿十年也心甘情愿,其超越生死的“痴情”具有一种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在《诱僧》中,红萼公主的痴情同样是超越生死的。她不顾一切追随爱人石彦生亡命天涯,最终不惜以死殉情。还有不惜千年的道行去冒生死违天命,千年的修炼只为了一场杏花春雨的邂逅的痴情白蛇(《青蛇》);为了痴心相许的唐怀玉,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以死来祭奠爱情的丹丹(《生死桥》);甚至还有那个曾经横行一时,竟也会为了心底那一点柔情而甘冒引火烧身、前途尽毁的危险的女司令川岛芳子(《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总之,在李碧华的女性人物画廊里,几乎都是一些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的刚烈女子。也许,李碧华塑造了这么多的痴情女子,只是为了追寻心中的美好梦想,希望在物欲泛滥情感疏离的现代社会唤回一种执著的真情。李碧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4]这些女子对于爱情的那一份超越生死的执著与坚持,确实展现出其另类生命中动人心魄的奇异色彩。 2、不肯认命的叛逆心灵: 李碧华笔下的女子们大多是那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物类型。她们或者出身卑微苦苦挣扎,或者命运多蹇沉沦苦海,但这些女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绝不认命。她们不愿逆来顺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不满足于悲哀的现状,不安分于平庸乏味的底层生活。她们是一群有欲望有追求有期待的叛逆女子,相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颠覆现状改变命运,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以不顾一切拼死一闯。于是,《青蛇》中原本应该平静地生活在西湖底的白蛇终于不甘寂寞,固执地来到人间追寻爱情,只为能遇到一个“眉目清朗,纯朴,虔诚”的少年,了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夙愿。《生死桥》中的丹丹则为了心中那一份莫名的爱情渴望,只身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爱情遭到重挫之后,她仍然不甘退却,而是凭借非凡的毅力与勇气,硬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成为闻名上海滩的“土布皇后”。《胭脂扣》中的女鬼如花,本可忘却过去,顺利转世投胎,却为了前世那份生死相许的承诺和超越时空的爱情幻想,不惜折寿以换取阳世十天,追寻前世不了的姻缘。正是这种不认命感不安分感不满足感和叛逆精神使得李碧华笔下的女性成了一群奇女子,她们以独特的追求和叛逆书写了自己不屈不挠有血有肉的奇异人生,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命感悟和审美经验。 3、敢作敢为的抗争意识: 敢作敢为的抗争意识可以说是李碧华笔下女性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李碧华小说中的女子几乎都在反抗,哪怕力量悬殊弱不胜强也绝不退缩,哪怕付出尊严和生命的代价也不会言败,哪怕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抗争意识,使这些女子少了传统女性那种楚楚可怜、惹人爱怜的柔弱,多了一份坚强与独立的男子气概。而且,在这种奋不顾身的顽强抗争中,她们一个个展现出其鲜活生动撼人心魄的性格特征,如青蛇的泼辣、红萼的执著、朱莉莉的放任、潘金莲的复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青蛇》中,青蛇不顾一切去追求属于姐姐的许仙,可是当她发现许仙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之后,她又爱上了强硬的法海。当她察觉到男人都是不可相信的时候,没有因失望而自怨自艾或饮恨吞声,而是悲愤地奋起抗争,甚至不惜手刃曾经爱过但却伤害了自己和姐姐的男人。在这里,青蛇大义凛然,性格极其鲜明。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在轮转台下大叫:“我要报仇!”她拨翻孟婆汤,冲进轮转台,“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坑害过自己的男人,一个一个揪出来算账”[5](第9页),为死不瞑目的自己讨个公道。尽管她的转世之身还是无法得到如愿的爱情,但她依然无怨无悔继续抗争。丹丹、红萼、如花等人也都是这样,为赢得理想爱情而不懈抗争。虽然她们常常身不由己,她们的反抗也不一定会有效果,她们的结局也往往是悲惨的,但是她们却在反抗中逐渐地觉醒了,认清了社会现实也证明了自己。总之,李碧华刻意塑造出这些具有强烈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正是努力说明,哪怕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女子,在强势男权社会的大环境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制服被扼杀的,那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让她们的形象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熠熠发光,充满了理想的色彩,也体现出作家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 二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李碧华以其怪异甚至有点“变态”的女性形象向传统认定的角色叫板,首先体现出了其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首先,从《胭脂扣》开始,李碧华的作品就一直在探讨女人、爱情与命运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种探讨,追寻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在哪儿?李碧华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的命运至今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女性依旧在用青春和生命不断演绎着前世今生被男性强权所压抑所吞噬的惨烈悲剧。于是她一方面赋予处在挣扎中的“坏女人”以执著而叛逆的个性,弘扬一种永恒的女性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向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封建男权开火,暴露其“吃女人”的深沉本质,锋芒直指整个男权社会,亮出了自己鲜明的女性主义旗帜。我们可以看到,在李碧华笔下的人物世界中,女子是绝对的主角。她们或多情勇敢,具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或叛逆怪异,绝不向男权社会屈服。与之相反,她笔下的男主角则是另外一种形象,借《青蛇》中的白蛇之口我们可略见一斑: 那是一种———叫女人伤心的同类……苏小小的男人,叫她长怒十字街;杨玉环的男人,因六军不发,在马嵬坡赐她白练自缢;鱼玄机的男人,使她嗟叹“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霍小玉的男人,害她痴爱怨愤,玉殒香销;王宝钏的男人,在她苦守寒窑十八年后,竟也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6](第241页) 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男人的失望和鄙夷。其笔下比比皆是怯懦、背叛和不可信任的男子,如《胭脂扣》中十二少的负义、《青蛇》中许仙对白蛇的背叛、《诱僧》中石彦生的反复无常,还有《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武松面对真爱的懦弱和虚伪。而在《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女主人公一生都生活在男人背叛之中,父亲的和情人的。我们再进一步考察李碧华笔下男主人公的表现,不管是痴情如蒙天放、英勇如石彦生、忠厚如武龙、体贴如唐怀玉,也都不过是一群懦弱而自私的男人罢了。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甚至还常常必须在女人的荫庇下才能苟活于世。李碧华无情地暴露出这些男人“美妙气质”下的利己主义心态和可怜的懦夫相。在《青蛇》中,李碧华一反“才子佳人”的固定模式,不再炮制坚实伟岸的男子汉形象,而“蓄意”刻画出许仙的委琐、疲惫、临阵逃脱、贪生怕死,乃至雌化现象———朝三暮四、水性扬花、哭哭啼啼、婆婆妈妈。在她的笔下,许仙还是一个阴险小人,他懦弱的表面下隐藏了一颗精明异常的心。他不仅早就明了白青二蛇妖身的秘密,却佯装不知,坐观其争风吃醋,而且还心安理得地享受她们奉献上来的一切。更加过分的是,他在对美如天仙的白蛇充分享用后还妄图吃里扒外,勾搭更鲜嫩的青蛇私奔,“整宗事件,他获益良多,却始终不动声色。他简直是财色兼收,坐享其成”[6](第345页)。 其次,清醒和独立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李碧华塑造这一系列坚强、独立、叛逆的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古往今来,处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都极力想摆脱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巨大枷锁。但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男权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这副枷锁异常坚牢,女性始终未能完全挣脱。同时作者还意识到,女性还未具备成熟的现代独立人格,尽管她们都渴望真正的爱情,都有对未来的美好理想,但传统的强权势力使得她们盲目无助,虽左冲右突却依然突不出层层重围,于是她们的呼声便被湮没了。正如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说的:“女人不是被动,便是不存在。”[7]女性只能被动地要求爱或被爱,而无法主动地索取爱。正因为“父权制强加给妇女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一个女人离经叛道的行为无疑将以她的生命或者她的名誉为代价”[8],所以潘金莲不仅惨死在武松刀下,被剜心掏肺,还必须背上“千古第一大淫妇”的罪名;而川岛芳子也因为命运的捉弄不得不走上争权夺利的绝路,最后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这些另类女性,历来都是人们眼中的淫妇和妖女,为传统文化所唾弃。但是李碧华却刻意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表现她们,为她们翻案、伸冤、鸣不平。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部分女性之所以走上绝路,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男权统治的社会所造成的。她的作品揭示了她们在命运的玩弄和社会的压迫下被逼上绝路的痛苦命运。以《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为例,从东珍到芳子到金璧辉,从一个粉雕玉砌天真无邪的女娃娃到冷漠娇艳、不可一世的精明女人,川岛芳子也曾经幻想过“跟心爱的情人依依相守,远走高飞”[9](第161页),可惜世事不由人,“在短短二十年中间,叱咤风云,也穷途没落,末了死于非命。像一个绚丽但惨痛的不想做的梦,身不由己,终于芳子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魔女,成为政治牺牲品”[9](第163页)。李碧华一直以一种同情和惋惜的笔调诉说着芳子的身世,一个血统高贵、貌美而骄矜的清室王女,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一步一步被逼入虚荣和权势的陷阱中去。芳子后来曾经喃喃地说:“……女人所以红,因为男人捧;女人所以坏,因为男人宠———也许没了男人,女人才会平安。”[9](第274页)这句话从芳子的口中说出,也许正寄托了作者的心声:惟有独立,惟有抗争,惟有彻底摆脱男权社会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女性才能真正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虽然在她的作品里,还没有哪个女性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地对这个男权社会予以彻底反叛和解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迫切冲破一切束缚、争取独立自由的愿望和理想,其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力透纸背。 再次,李碧华清醒的女性意识可以说与香港经济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是密不可分的。诚如李小良先生所言:“李碧华的小说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导向……就是紧扣香港当前和过去的特定历史时空和文化脉络来阅读。……更可以洞见她的作品在特定文化空间的意义和跟历史政治现实的相关性。”[10]所以我认为,李碧华塑造的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蕴含着其独特的文化隐喻。 李碧华这些作品都写于80、90年代。80年代以来的香港,是繁荣的盛世,又是不安的末世,“九七”回归前,香港经历了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与母体长期的分离,使这个东方大都市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她像一个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既有别于中国本土又不属于英国传统,内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亦有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养分。相对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叙事,香港都是被放逐的他者,任人言说。她表现出一种既处于“夹缝中”,又具有“边缘性”、“混杂性”的文化特征。正是香港社会这种独特的边缘性文化特征,给生长于其土壤中的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创作带来了重要影响,特别体现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因为一直以来,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她们被作为男性的附庸物而存在。即使经济独立,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她们在精神和情感上也始终摆脱不了依附的潜意识。因此,女性文化从来就不被当作正统文化,女性的呼声也始终得不到重视。我们可以看到,李碧华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也都是游离于历史文化的流浪者。她们超逸于时间、空间的灵魂,有意无意地暗合了香港文化的多重边缘身份,而她们的叛逆和抗争,则透露出作家对自己所处的这种边缘文化的不满足感和逆反心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女性形象正是李碧华这种文化心理的隐喻和象征,这一点也正是她有别于同时代大陆女作家的地方。如《霸王别姬》中分不清戏里和戏外,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彻底女性化了的京剧名角程蝶衣:“崇拜他倾慕他的人,都是错爱。他是谁———男人把他当作女人,女人把他当作男人。他是谁?”[3](第101页)《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中国人认定她是日本走狗,日本人把她当作侵华工具,两个国家都把她看成“异类”。《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单玉莲在“现代女性”与“明代女性”两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抉择。这些女性和“亚女性”(程蝶衣)的身份与香港的边缘性不谋而合,其中所透露的“边缘感”和“夹缝感”充满了强烈的隐喻意味。而青蛇地位的崛起,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情节剧中的毫无个性的丫头一跃成为洞悉一切、敢于抗争、举足轻重的主人公,其戏份的增多本身既隐含了香港地位的攀升,同时也巧妙地诠释了李碧华的文化逆反心理。另一方面,也许是“九七”回归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香港,也唤醒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强烈本土意识,她书写了女性寻找理想与幸福的艰辛与困难,书写了她们的彷徨与失落,其实是从艺术象征的角度向我们隐喻了香港人寻找和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艰难的历程,体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认同的关键特征。 三 如前所说,李碧华这些性格另类演绎独特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其他文学作品所无法取代的。 我认为,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以清醒的女性意识对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男权社会提出独特的挑战。 “女人是祸水”、“女人是妖怪”、“荡妇”、“女巫”等话语,是对女性本质进行文化亵渎的象征性话语符号。这种亵渎掩盖了女性原型特制的真实面目,是父权文化占取其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策略和武器,其中也隐含着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迷惑和恐惧。为此,父权文化传承从各个方位向女性伸出了触角,去进一步改造和匡正其被认定的地位和角色。于是,长久以来,作家们(不管是男作家或是身受父权文化毒害的女作家)都喜欢按照男权社会的标准去塑造一些美丽的服从的温顺的天使般的不给男人添麻烦的女性,以此来迎合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自大欲和虚荣心。正如尼采所断言的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11] 而李碧华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她笔下,“妖女是迷人的,她就像一种流动剧团的女演员,演出一部具有这种诱惑和叛逆性的戏剧,以反抗父权制结构对她的摧残,于是她成为对女人有诱惑力的叛徒……”[12]从潘金莲到川岛芳子,这些古今为世俗所不容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婊子”、“戏子”、“妖女”和“荡妇”,在李碧华的笔下,成了天生丽质而不肯安分、命运坎坷而决不屈服、敢于抗争而绝不退缩的叛逆女性,彻底颠覆了男性眼中的欲望化对象。即使是在《霸王别姬》这样男性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当中,李碧华还是把偏心的光彩给了女性。如果没有程蝶衣,菊仙应该是很出挑的,她的决断刚烈、泼辣心计无不入木三分。她是蝶衣一生的敌人,也是蝶衣的真正知己。这个美丽强悍的女人最后也是死于男人的背叛。 李碧华女性形象的另一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深刻地揭示了美丽女性在男权社会重压下的悲剧命运,给我们带来灵魂的震撼。 在强权政治、家族关系和社会分配中处于劣势的女性,其身体容貌的优势并不能帮助她们获得多少权益。即便她们叛逆、抗争,但男权势力的强大仍注定了她们没有胜者。李碧华笔下,丹丹、冬儿、红萼死了,如花带着悲戚和绝望回到阴冷的地狱,川岛芳子落魄漂流在异国他乡,潘金莲因为车祸成了植物人,白蛇被镇雷锋塔,一个个美丽的生命就这样被淹没、吞噬了。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悲剧带给我们灵魂上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李碧华的女性形象还有一个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了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另类甚至有些变态但其实本质上十分真实独特让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形象。例如手刃负心汉的异类青蛇、毅然走上复仇不归路的潘金莲、果断折寿重返阳间寻情的女鬼如花、为了爱情甘愿付出生命代价的丹丹、在男人世界中打天下的川岛芳子、跳入火海祭奠神圣初恋的冬儿……一个个叛逆的率性的超验的独特身影在我们眼前闪烁着奇光异彩。李碧华小说中的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另类女子,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形象,在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女性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注释: [1]刘登翰:《香港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2]陈熙涵:《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不做苦海明灯[N],文汇报,2002年4月16日。 [3]李碧华:《霸王别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4]张西娜:《个体户李碧华》[N],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2日。 [5]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6]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前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 [8]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9]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10]李小良:《稳定与不安———李碧华三部小说中的文化认同与性别意识》[J],现代中文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102页。 [11]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02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