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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侠女士是海内外著名的华文文学作家，她生于大陆，长在台湾，留学欧洲，定居瑞士，长时期活跃在世界华人文化圈内。她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又富于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她著作宏富，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本文仅就她以民族精神为本位的海外华人生活题材的小说进行一些见仁见智的探讨。 富于民族文化意义的浪漫诗学主题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赵淑侠海外华人题材小说创作始终如一的聚焦点与主旋律，这是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所普遍关心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主题。在２０世纪的后半叶，每个中国人魂牵梦萦、无法摆脱的是这样的历史现实：一方面，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完整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中国却是唯一的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大分裂、大动乱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苦难的往事仍象梦魔一样缠绕着人们。而现实中，香港、澳门尚未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对峙分裂的局面依然存在；同时，祖国还不富强、文化复兴远未实现。台湾虽然实现了经济腾飞，但随之而来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失重、错位乃至相互抵牾与矛盾、冲突，精神文明和民族文化失落的情形十分严重。大陆则由于长期的左倾路线干扰，经济停滞落后，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动乱，更使自己与世界潮流完全隔绝，并且对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后的近传统和有史以来的远传统进行了大破坏，造成了大倒退，当然，这只是中华文化遭受毁弃和失落的一面。另一方面要看到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正日益升值。这种升值首先是因为百多年来我国文化先驱数代知识精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反复较量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结果；再则西方在二战后看到自身文化的弊病及危机，转而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因而注目于东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更主要的是，大陆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使中华传统文化得到重新阐释、评估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世纪之交，大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更掀起了新的浪潮，两次孔子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都有我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较之大陆，台、港、澳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地域背景历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７０年代以来，台湾及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与文化界经历以“保钓”事件为起始的一系列政治浪潮与外交挫折，人民痛自反省，一度迷失低落的民族意识得以觉醒回升，文学上现代派的没落和乡土文学的崛起也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加强的表现。现在，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乃至政治家、企业家都预言未来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抱着要将东方文化发扬光大以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良好愿望，但也有极少数人因东方文化影响日增而感到不安、不甘。如９３年夏，美国政府国际战略高级智囊、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国际战略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①］一文，他认为未来世纪人类的分歧和冲突主要不在经济和意识形态，而在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具体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他危言耸听地提出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及两者的联合正愈来愈大地威胁着西方文化，因而建议美国政府要认真对待，并提出离间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策略。关于他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讨论，究竟今后的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还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东方文化的发展、升值会不会威胁西方文化，这里暂且不论，但从亨廷顿的言论中却可从又一侧面看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正在世界人民面前全面增值。 赵淑侠作为一位充满爱心和责任感、与时代呼吸与共脉搏相通、感触敏锐的作家，她以自己的作品，特别是海外华人题材小说创作，对上述这一转型期大时代的苦难和希望、中华文化的失落与增值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有力度有气势的艺术概括和深沉细致的艺术描写。她的小说既有写实主义精神，又富有浪漫诗学品格，既有丰富的历史现实内涵，又有哲学人文层次上的浪漫思潮特征，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是在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浪漫曲中鸣奏的。概括起来，她的作品能体现这种特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１．“无根一代”的浪子悲歌。她早期一些短篇如《王博士的巴黎假期》、《流浪人的歌》、《午夜的月光》、《赌域豪客》主要写的这种内容，在《我们的歌》、《赛纳河衅》等长篇中也融合有这种成份。这里面有无边的乡愁、无根的悲哀，也有寻根的痛苦和民族意识觉醒的艰难。总之，这里坦露出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弥漫着天涯何处是归途的感伤情怀。２．人的精神扭曲和民族文化失落的描写。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长篇《我们的歌》、《春江》、《赛纳河畔》中，这里，有对台湾经济腾飞中精神文化沦丧和民族文化失落的深刻思考，有对大陆“文革”对人、对文化摧残的沉痛揭示，还有对祖国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动乱、历史文化变迁的深沉追溯。其中，特别是作品中经常表现的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困惑、经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失重，更揭示出人类文明、尤其是第三世界文明历史进程中二律背反的悲剧性矛盾，正是在这种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的矛盾中，引发出作品深厚的哲理思考和无尽的浪漫情怀。３．祖国共同体的认同感。这是高于生活、高于历史的富丽动人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闪耀。赵淑侠的作品表现和赞扬了超越海峡两岸分裂的民族统一意识，作者的“根”意识已经超越了暂时的分裂现实，往往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立场考虑问题，这种认同感既回溯历史，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质的探寻中去激发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操；又指向未来，坚定地寄希望于海峡两岸跨世纪的青年一代毫无历史成见的契合与团结，作者的这种认识不仅在作品的一些具体言论中有所流露，而且体现在整体构思之中。如《赛纳河畔》写了柳少征对海峡两岸都心存怨艾却割舍不下的关切与矛盾，写了范则刚“扇着翅膀两边飞”的洒脱与愉快；还精心设计了大陆青年与台湾少女在海外遇合爱恋的情节，他们虽然暂时分离，却以古人诗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与暮暮”自勉，相约相守，坚信“浓雾后面就是黎明”，这是牵动全书的重要构思，它突出地体现了作品在理想主义光照下的浪漫诗学结构。４．“民族魂”的追寻。赵淑侠表现海外游子思想生活已经不仅仅是无根的悲哀和寻根的痛苦，而是进一步写出了主人公对民族之根的强烈认同感，对“中国心”和“民族魂”的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执着寻求，乃至浩气沛然地表现为为民族复兴而献身的闪光精神。当然，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民族魂”和“中国心”的形成离不开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贯的肯定和自信，在《赛纳河畔》中，作者直接让中华文化的人物化身和象征夏慧兰现场说法，宣讲《儒家道德与现代生活》，倡导和张扬以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至今给予弊病丛生的人类生活以丰富的智慧启迪。应该说，这正是赵淑侠作品整体形象蕴蓄着“民族魂”、跳动着“中国心”的民族文化基石。因此，她的一些小说整体构思的焦点或轴心，都不是失根的痛苦和浪迹异乡的迷茫，而是身处异惑心系祖国，对民族复兴充满信心。如有的评论者指出，《我们的歌》中”三个主要人物，尽管起点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都回归到为祖国尽力这一大目标。……在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浩然正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张扬。”［②］《赛纳河畔》后半部更是以大起大落的结构通过青年一代统一祖国的坚定愿望表达了追寻“民族魂”的执着精神。 综上所述，“浪子悲歌”、精神扭曲和文化失落，统一祖国的认同感以及“民族魂”的追寻四个方面的内容，象音乐中的四重奏一样奏响了赵淑侠海外华人题材小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表达了富有民族文化意义的浪漫诗学主题。我们之所以认为赵淑侠的作品具有浪漫诗学的特点和她的作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水乳交融，这一方面是从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上说她的作品充满着溢于言表，推动情节进展、渗透于人物性格之中的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具有浪漫的写实的特点；另一方面还应从哲学人文层次上看到她的作品中涵有探讨个体与群体、精神与物质、经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等许多关系中人的独特存在的方式的层面，也就是说她的作品中隐含着一种浪漫哲学的思路和浪漫诗学的审美观照。从对理想人性、民族性的追求－－到看到工业文明、经济腾飞中人性的扭曲、个性的沦丧、民族性的失落－－再到理想人性和民族性的复归，这种哲学人文层次的浪漫思路与她在文学上浪漫的写实的艺术观照交相融汇，成为她表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题的重要赁借。 回归、超越中的民族人物形象 早期留学生文学属于大陆新文学范畴，基本形成两种类型：一类着重抒发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悲怆的爱国情怀，以前期创造社为代表；另一类则集中批判 数典忘祖的洋奴意识，可举许地山的《二博士》和老舍的《文博士》为例。４０年代钱钟书别开生面，在《围城》中刻划了方鸿渐这个边缘人格的多余人形象。第二代留学生文学发端于６０年代的台湾，於黎华是集大成者，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探索“无根一代”寂寞的悲歌与多愁的心曲中堪称代表，而小说主人公牟天磊则为无根一代的典范形象。赵淑侠与此不同，她是在浪子悲歌的抒发、异化现实的思考和民族复兴理想的追求中，浓墨重彩地多方面地塑造民族人物形象的，这对以往的留学生文学无疑是可喜的突破与崭新的发展，甚至对当今大陆文学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无借鉴与启示。过去的大陆文学多从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背景上来塑造民族人物形象特别是民族英雄人物形象，赵淑侠这样从民族文化的题材角度进行刻划却十分罕见。无论是文学的“文化寻根”又无论是新写实小说虽然或者有将人物放入大而远的文化传统里予以描写的功绩，或者还原生活不避琐细提升了真实感，拉近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但又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它们或者在文化寻根中只注目于原始和蛮荒，陶醉于奇风异俗的文学展览，时代感不足；或者描写普通表现平凡，同时也躲避崇高抛舍理想，使读者在灰色沉闷的铺陈中难得呼吸到阳刚之气。并且，新时期“文化型”小说所写的众多富于文化意蕴的形象也少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角度来细细勾勒和具体刻划，赵淑侠作品对于弥补和克服这些不足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赵淑侠表现民族精神内容的小说人物塑造，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如《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和《赛纳河之王》中的王南强，这是以“写实的浪漫”即浪漫主义手法为主塑造成形的，这种手法的最大特点是抓住人物性格能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理想的突出特征加以强调刻划。 《我们的歌》是一曲弘扬民族精神与礼赞爱国情感的交响，江啸风就是其中响亮的音符。他身上最鲜明的就是极其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和接近狂热的理想家气质。出国前已痛心于岛内民族精神的日趋式微和音乐文化及一般社会心理的恶性西化，出来后更有感于留学生群体普遍缺乏责任感，于是，他以强烈的巨大的忧患意识自觉负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决心学成归国，献身理想，创作和推广“我们的歌”，以唤醒沉睡的民众之心，找回失落的文化之根，让沉默喑哑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鲁迅曾将有确信不自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誉为“中国的脊梁”［③］，江啸风大概当得起此语，他以平凡成就崇高，用苦干实现理想，并且，期望从传统开创未来，如同凌云对他的评价：“他的生命不是世俗生命的意义包容得了的。……他只是形体消逝了，化做一股精神，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江啸风的浩然正气促成了余织云后来的转变，也感召了过去一班留学同学和朋友同心努力，虽然概观作品对江啸风这种超越世俗价值的民族精神赋形、造血、生肌均不够充分而影响了形象的饱满与亲切，但一派正气却也感人。 短篇《赛纳河之王》忧愤深广，王南强的形象力透纸背。这个穷困潦倒落拓不羁的画家拥有一个宏大惊人的志愿：将中国画打进世界，让世人了解中国艺术精神，为此，他几乎可以忍受一切直至个人的尊严与体面，但决不出卖和放弃艺术理想，宠辱不惊淡泊明志，呕心沥血焚膏继晷，如果说无目标的忍辱是苟且，那么有抱负的忍让则为坚韧，王南强也象江啸风一样，最终用生命殉了理想。 越淑侠海外华人作品人物形象的另一种类型是柳少征、夏慧兰等，对这类形象的塑造，作家已经深入到了人物独特的文化心理层面，注意把握和表现人物人性精神世界的错综性、复杂性和丰富多彩，有浓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韵味，比较而言，可恰切地称之为“浪漫的写实”。 可以说，柳少征的形象放入中国新文学历史与众多典型并列而毫无愧色。作品中，他的性格有来自生活、符合逻辑的较大幅度的展开与发展，不仅具有稳定主导的一面，还拥有变化跃动的一面，不是共时的单面的，而是历时的复杂多样的。从纵向发展看，人物性格的根须深植在海峡两岸人民的苦难时代和深重忧患的历史变迁之中，使形象成为苦难和忧患的化身，他那种心灵相通血肉相联的家国之思、民族之情隐秘含蓄，被表现得曲折动人；从横向联结看，人物处于错综复杂的多种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的关系网中，小说不是仅仅体现理性的“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着力表现这一丰富的精神个体在情感上“只能怎样怎样”，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痛苦的心灵图谱和一份灵性贯注的智慧人生，令人信服更让人感佩。 夏慧兰是作家有意作为中华文化的某种典范来创造的，她自西而东的学术转向具有指点迷津的意味，也使她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自励自许，小说从不少侧面来渲染和烘托她源自传统文化的人格力量与伦理风范：端丽高雅的东方淑女风仪魅力四射，令人倾倒；渊博睿智的儒学修养让异邦人士感到“仰之弥高，玄奥无比”；宽厚仁爱身体力行的人格力量如春风化雨，温润人心，在小说描述中，她成了某种化身、象征以及润明一帮青年学生甚至林蕾、柳少征的人生指路明灯；同时，为了形象的丰满，小说也对这个人物的独特遭遇和情感领域进行了揭示。虽然她以儒家道德救治西方科学主义膨胀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症的新懦家方案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虽然她完美得毫无瑕疵的性格造型稍嫌理想化理念化反不如柳少征亲切平易，但却不能不承认，作为艺术形象，这是海内外华文文学不多见的回归超越中的民族文化精灵。 作家曾在散文中讨论过“现代人”的标准及表现，认为“真正有资格称‘现代人’的人，是最正视现实，知道怎样适应现代趋势，而又不为环境所左右，对现时代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去国又归乡的正明、润明或许可以算作赵淑侠首肯的“现代人”的雏形。四年过去，“不管是正明还是润明，都显得成熟、智慧、果敢而自信”，他们从苦难的小草温室的花朵经风沐雨，业已成长为乔木栋梁－－能决断有能力的青年，拘谨本份的正明变得开朗而老成，单纯任性的润明变得热情又沉着。仔细体味作家的创作期待，这些跨世纪的一代抑或就是她“从传统开创未来”的现代民族脊梁。 寻找民族艺术的精神家园 与主题和人物的民族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思想相一致，赵淑侠小说在艺术上也努力寻找民族艺术的精神家园，在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赵淑侠在她一生的创作历程中，都在努力构筑小说艺术面向世界文学、融入世界潮流的民族基点，她注重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但却是在现代化与民族化双向选择中的民族化。她创作中现代化和民族化交相融合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文学观看，赵淑侠主张通过审美、通过塑造人的灵魂赋予文学以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起到干预生活、干预社会的作用。她一方面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我笔写我心”、“要……画出自己的灵魂”，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自己的文化”，要表现“悲苦的时代，……和泰山般重的忧患”，作家对社会“有反哺报答的责任”，要以“读者为知音”，要以自己的艺术品“参与”社会生活，注重文艺的社会效应、社会价值。应该看到，赵淑侠的这种文学观有着与中国传统文艺观很深的渊源关系又融合了世界潮流的新精神。我国传统文艺观主张美与善统一、情与理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由道德走向审美，有着主情、重情的传统。换句话说，传统文学观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强调文学为伦理道德服务，又关注文学的情感审美体验，显然，这种文艺观从具体内容到思维方式都与赵淑侠的作品相通。但是，赵淑侠的文艺观又是经过现代精神洗礼的，她在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揭示，对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内部世界的矛盾冲突的揭示，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情感体验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揭示，充分地体现了西方近现代文艺观念的影响，那种“就算是一场火，也任他燃烧一次”和用血抹进作品的生命的深刻情感体验，纯然是现代的，即使是对社会生活矛盾和人的内心矛盾的反映，也是现代式的，与古代的“文以载道”、“诗言志”的“道”、“志”内涵绝不相同。因此，若说赵淑侠的作品和她的文艺观有着中国文化的“和谐”，那也是一种在分裂、对峙前提下近现代意义上的更高层次的和谐。 从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上看，众所公认的赵淑侠作品的“浪漫写实”特征也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在我国古代，既有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关注社会人生的“美刺”或“讽喻”为特征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放眼宇宙、邀游鬼神、放浪山水世界的以出世不羁为特征的浪漫主义传统，还有将儒道思想熔为一炉、将现实功利特征与激越情感、浪漫想象融为一体的屈骚的浪漫主义。我以为，赵淑侠的“浪漫写实”创作方法特征与屈骚浪漫主义传统有更多的内在联系。屈骚浪漫主义绝少道家出世、玩世的思想，对所谓“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生态度是强烈反对的，它始终坚持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而且它还将这种入世主义转化为对真美善的诚挚热爱，转化为对伪丑恶的强烈憎恨，转化为对美的善的事物“九死其犹未悔”执着追求的韧性献身精神，这些特征都是赵淑侠的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因中国的贫弱、落后以及动乱的生活而引发的浓重的忧患意识，那种对祖国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那种对故国家园根深蒂固的怀恋情结，那种对庸俗的痛恨、对市侩的憎恶，那种为民族复兴执着追索的精神，都融合着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屈骚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屈骚浪漫主义又融进了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基础的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那种对个体人格独立自由的珍视，对内在情感的真率不羁的坦露，那种既宏阔磅礴又丰富细腻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都与远眺世界、放眼宇宙、主张“法天贵真”、追求“大美”和“无限美”的老庄浪漫主义相通。我以为，赵淑侠的作品也是很好地融合了这种浪漫主义的，而且在这一点上又与近代西方的浪漫主义相接近。赵淑侠作品特别是长篇构思宏阔高远、气势磅礴，人物塑造不仅有将抒情、描写、叙事与议论熔为一炉的写实，而且往往在格调上浓墨重彩、大悲大嘉、大起大落，对人物性格最为突出之点加以强调性刻划，显现出浪漫主义的神采风韵。如一些长篇都有性格鲜明显豁的几个人物的强烈对照，《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余织云、何绍祥的对照便是高于生活、翱翔于生活之上的浪漫主义手法。 再从美的类型和诗学品格来看，与“浪漫的写实”的艺术方法相一致，赵淑侠小说的主导美学风格类型也是在民族化与现代化双向选择中将东方的壮美与西方的崇高综合交融。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赵淑侠作品中的“共同灵魂”是：“中华民族自产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阳刚之气与进取精神”，公认她的一些作品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并认为“正是这种浩气，赵淑侠的几部长篇小说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巴黎的华文报纸连载时，掀起了读者心域中的‘赵淑侠旋风’”，“浩气凝固成有强烈‘民族主义’信仰的‘乐山大佛’”［④］，“时时发出金石之声，达到令人叹服的程度”［⑤］。如《赛纳河之王》所表现的感情的强烈、观念的奇特和行为的怪诞，那种脱出俗流、痛恨庸俗、憎恶市侩的彻悟状态，都使其达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精神境界。当然，这只是赵淑侠作品的主导风格，而这种主导风格近乎西方的崇高，同时更与中国传统浪漫主义特有的大美、壮美和阳刚之美有相近之处，正如清代姚鼐所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⑥］。西方近代意义的崇高，从博克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对这一美的类型的阐释，都认为是主体受到无限力量的压迫，又在这压迫之中意识到了自身力量渺小的结果，其中往往伴随着恐怖、畏惧和神秘意味的体验。如博克说：“无论在哪种状态下，恐怖的确都是崇高的主要原则”，“由于一种对痛苦或死亡的担忧……可怕的对象，同时也就是崇高的对象”，“在所有危险中，茫茫无边的黑夜和对妖魔鬼怪的许多奇思异想都会增大我们的恐怖和畏惧”［⑦］。中国传统浪漫主义的大美、壮美与西方的崇高近似，但很少上述恐怖、痛感和神秘意味的东西。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从“道法自然”的道家到呼唤个性解放、追求现世欢乐的明代浪漫洪流，他们寻求着符合自然又超赵自然的自由审美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雄奇奔放、傲岸不羁、热情绚丽的壮美风格。楚骚传统的浪漫主义，“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珍视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憎恨人世的丑恶黑暗，在美的类型和风格上呈现出“惊采绝艳”的壮美特色。赵淑侠的小说在揭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无序状态时，引进了与美相对立的丑的概念，引进了美所遭受的不幸，苦难和死亡、悲剧的概念，揭示了人与外界、人与自身的矛盾冲突，因此基本上属于近代崇高的范畴，但她所有的作品中却看不到恐怖、畏惧与神秘的宗教意味，她作品的刚阳之气豪放风格明显地与中国传统的那种奋发昂扬并明朗地肯定着人的自由和伟大的美相联系。当然，这里必须再一次提到，崇高与壮美的交融只是赵淑侠作品的主导倾向，并不是她诗学风格的全体，正因为她在艺术方法上是“浪漫的写实”，因此在美的类型和艺术个性上，她的作品是崇高与悲剧、阳刚与阴柔胶结在一起的。也如有的评论家指出，她的作品洋溢着女作家特有的青春美和朴素美，怨而不怒、漫婉徐缓、典雅清新的另一种风格与磅礴的阳刚之气、浓情泼墨的大手笔交融在一起，赋予她的作品以立体感的美。 总之，本文是从赵淑侠小说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民族精神内涵民族艺术特色的角度来立论展开的，赵淑侠作为一位孜孜于创作、有着丰富人生阅历、渊博学识和精湛的艺术修养的海内外著名作家，她在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纵横交错的关系上，都是从立足当代现实的本民族的特色情形出发，从作家艺术创造个性出发，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正如鲁迅早在２０世纪初叶期望并指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方能“致之深邃”，赵淑侠的小说创作也正是在中西方文化大潮激荡、交汇的背景下，经过民族化和现代化双向交织发展的进程而建构起自己的现代民族文化品格的。 注释： ① 《外交事务》１９９３年夏季号，译文载《二十一世纪》第１９期。 ② 陈贤茂：《赵淑侠小说创作论》，《华文文学》９２年第２期。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６卷。 ④ 祖慰：《文学女人的精神微雕－－读赵淑侠‘文学女人’散文系列》，见赵淑侠《文学女人的情关》，台北九歌出版社９２年１１月版。 ⑤ 《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王玉娥、张恒春、武治纯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 ⑥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海愚诗钞序〉》。 ⑦ 《论崇高》。《美学论丛》第１０期，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04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