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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 娜 参加讨论

    2005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显现出有意味的变化:整体上论文发表数量减少,但在“日据时期文学”和“战后台湾文学现象与作家个案”等领域,都产生了富有新意和一定水准的研究成果;两岸文学研究的交流,在“日益频繁”之外展现“深入对话”的姿态;几代研究者对本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回顾和反省,尤其预示了台湾文学研究在沉淀之后发展的潜力。
    一、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
    近年来大陆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是与台湾研究界同步对话的一个重要标识。刘勇、杨志的《论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民族认同问题》,主要以吴浊流、钟理和、王昶雄为对象,指出了以往大陆研究者所回避的“孤儿意识”的复杂性,包括对中国大陆的批评、民族认同的矛盾犹疑等。他们认为,与赖和、杨逵等揭露殖民地警察统治、土地掠夺等“外在殖民暴力”不同,吴浊流等人的“孤儿意识”、民族认同痛苦,反映了“内在殖民暴力”,是应当正视、加以历史性分析和理解的殖民创伤。这篇文章触及了以往大陆对日据时期文学研究的“政治性”盲点,是可贵的。但对“孤儿意识”和“内在殖民创伤”中蕴涵的多重矛盾未能展开更细致的辨析,比如,意识到了《奔流》中台湾知识分子理性与情感挣扎的痛苦,却未能进一步认识、分析“皇民性”与“近代性”混杂而对台湾人造成的精神压力。
    计璧瑞的《遵从殖民者的逻辑———论日据台湾的皇民文学》,选取“皇民意识”最为突出的陈火泉的《道》、周金波的《水癌》和《志愿兵》为对象,分析皇民文学作者“类殖民者”思维的特征与内在悖谬,并从殖民双方的社会关系演变来说明“为什么在日据晚期、殖民体制行将崩溃的时刻会出现完全遵从殖民者意志、自觉否定原有身份的文化想像”的皇民文学。她提出,此研究并非要对“皇民文学”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及是非判断和道德评价,而是重点考察小说透露的被殖民者归顺殖民者、追求“类殖民者”身份的心灵扭曲。因为它们恰是殖民社会晚期文化想像的特殊现象,尤其能够说明殖民意识对被殖民者思维的宰制,切入台湾的现实。她认为,当下“皇民文学”成为台湾“本土化”文学论述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却并非为了“去殖民”,而是呼吁“同情、理解”“皇民文学”,将其正面化,以屈辱的被殖民历史经验作为资源,强调与祖国的差异,实现文学的“去中国化”。尽管“皇民文学”在此作为工具被使用,但同时也表明殖民意识形态并没有失去市场,仍然掌控着一部分被殖民者及其后人的头脑和心灵。它和周金波现象一起,从反面控诉了殖民主义戗害人心的罪恶,但更重要的是说明:意识形态的“去殖民”远比社会组织、经济结构等领域对殖民主义的清算更艰难,它是前殖民地民众在后殖民时期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蒋朗朗《台湾日据时期小说文本精神内涵的解读———以受难感为例》,分析日据时期台湾小说“受难感”在不同阶段、不同语言创作中的表现层次与差异,其思考前提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者以小说为追求自由,构建认知的重要言说方式,不仅直接将整个日据时代台湾人遭遇的被异族统治的现实感受通过话语的形式精确地予以传达,更重要的以话语讲述的过程体现对殖民地台湾‘历史’的思考。这不仅是话语层面的实践,它也是小说写作者参与当下的重要‘利器’。”在此意识之下,蒋文分析日据前期主要以中文创作中的“受难感”,包括了控诉殖民地警察暴力、经济压榨、“法”的不公、殖民地资本主义与“阶层”分化以及对传统的批判认知等不同层面。他认为:“在早期的中文小说里,被讲述的痛苦主要集中于人物的凄惨遭遇和命运,并且侧重于外在的可以明显知察的现实物质世界。而日文写作的小说中,虽然延续了写实的策略,但却出现了许多内在焦灼、思虑不安,精神受到煎熬的讲述,其意义非比寻常……既表明30年代中期后,殖民统治加剧,战时体制推动,殖民地社会对立基本问题的显现在形式上更趋向深层,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和危机明显突出,也喻示了日据时期使用语言与想象自身的特殊性。中文写作形式本身不言自明的民族姿态,在以日文写作的知识者那里,都要以格外清醒的意识来关注,所谓‘首’与‘体’的分离,已经(成为)内心焦虑,而成长过程中心理的‘双乡’则加剧了这种痛苦,于是‘我是谁’以及‘孤儿意识’成了这种精神苦痛的核心。”蒋文以“受难感”为例的分析立足大量文本细读,对“以往大陆对台湾日据文学研究不大深究文本使用语言的问题,即便提及也是语焉不详,从而造成对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遗忘”,有明确的反拨努力。
    朱双一《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则以以往更少关注的在台日本作家的创作为对象,选取了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三部代表性长篇。他认为,《纵贯铁》宣扬北白川宫率军征台的“功绩”,史载台湾军民的殊死抵抗被写成“土匪”式骚扰,而日军的屠城式大规模烧杀行径则被淡化或合理化;《移民村》宣扬日本人的毅力、信念、真诚品行和科学精神,赋予日本对台湾的“移民”(殖民)以正当性;《陈夫人》具有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对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甚至写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但仍带有殖民文学的明显印痕:对中国(台湾)文化的“误读”以及宣扬日本人带给台湾“现代化”的理念。作者认为,它们不同程度地都是日本对台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
    有关日据时期作家(人物)的个案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有开拓意味的文章。如蒋晓波《“国粹”与“种姓”:章太炎与连雅堂“语文”思想之比较》,在20世纪初期文化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比较了章太炎与连雅堂的语文思想,指出了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语文思想与连雅堂“发扬种姓”、“继绝存亡”的文学观的相同思想背景,并结合大陆与台湾语文运动的具体语境分析了章、连二人与大陆及台湾新语文运动的互动关系。张羽《试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坛的“幻影之人”翁闹———与郁达夫比较》,将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翁闹和郁达夫做比较研究,揭示二者与日本文化的密切联系,探讨在日本特定场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情态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日本形象”;另一方面,揭示翁闹作为弱势族群和被殖民地作家无所皈依的创作心理,由此而产生的颓废意识和情绪书写,认为翁闹的文学创作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台湾文学的另类叙事。
    朱立立、刘登翰的《论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提出杨逵文学中体现的左翼思想,带有整合阶级意识和民族抗争意识的性质。此外的日据作家个案研究,还有钱果长《鲁迅钟理和比较论》、刘红林《吕赫若小说中的审父意识》、李诠林《吕赫若小说文本的文化隐喻功能》等。
    二、战后台湾文学现象、
    作家个案与文类研究
    对战后台湾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开始打破以往“现代”、“乡土”或者50年代“反共”、60年代“现代”……等概括、线性模式,出现从文学史细节、报刊、主题衍变等角度出发的研究。
    朱双一在《与“本土八股”的对抗和超越———蓝博洲作品的另一种意义》中,以蓝博洲为代表的对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文学书写,对照近年来出现的“本土八股”现象,肯定蓝创作立足于田野调查、探寻历史真相与左翼理想的意义,并批评了以“本土”为“政治正确”的极端政治化、概念化的“本土八股”文学。此文涉及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文学,认为“相当大部分”为“本土八股”的“实例”,则可能忽略了台湾“二二八”文学复杂的样貌,也就简单化了在“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书写中蕴含的同等而非对立的文学史意义。“二二八事件”至今影响着台湾社会的族群情感与认同政治问题,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二二八”文学现象。李娜的《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学》,以不同身份、处境的创作者在不同时代有关“二二八”的书写为对象,一方面进行文本细读,一方面借此观察近半个世纪来台湾各种思想、文化、政治力量的对照与消长,分析文学如何见证并消解狭隘的政治操作。该文提出了1990年代“二二八”文学的转折意义:不同于此前单一叙述伦理的作品,不仅突破了“伤痕传统”,也突破了对立结构的“记忆交锋”。是以一种文学题材的衍变寻访近现代台湾知识者思想脉络的方法尝试。
    蒋晓波《台湾的现代性“怨恨修辞”》选取陈文騄的诗、《亚细亚的孤儿》、《悲情城市》三部作品分析台湾的现代性语境,是考虑了其所代表的三个时段“乙未割台”、“日据时期”、“二二八事件”在“本土历史”上的意义,即,注重文学书写的“意识形态功能”。
    可以看到,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中蕴藏与台湾社会现实、两岸关系关注这一“传统”上,出现了更具开拓性和包容性的思路,即以细部的学术辨析,而非“政治正确”进行对话。
    在战后作家个案研究上,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1、虽则仍集中于少数在大陆知名的作家,如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等人身上,且不乏简单、重复性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质素,如东亚视野下的重新认知、对作家“流动经验”的重视、对跨文学意义(文化的、政治的)的观察等等。如刘登翰的《施叔青:香港经验和台湾叙事———兼说世界华文创作中的“施叔青现象”》、赵小琪的《余光中诗歌二极对应结构论》等。白先勇近年来致力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与推广,得到了两岸人文艺术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和支持。大陆八大高校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与了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的研讨,并发为专辑,论者或则以“青春版”之“青春意蕴”、对古典文本中“我心”的深刻理解与精妙呈现、剧本改编透露的艺术个性的阐发,或则以对此绝妙弦歌之中“雅意”的诚挚体察,向古典艺术与现代人文致敬,也于此省察吁求:反思我们的美学教育,反思百年来我们对待人文传统的态度。由白先勇的人文艺术关怀而展开的两岸交流,凝聚了为中国文化疗伤、国人精神自我疗救的意识,或也是台湾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
    2、出现对当代台湾一些重要而以往没有、或甚少涉及的作家的研究,如李永平、蓝博洲、舞鹤等。其中,朱立立《漫游·时间寓言·语言乌托邦———解读<海东青>的多种方法》,以李永平的长篇小说《海东青》———这一曾因其意识形态色彩和野心宏大的汉字美学,而被大陆研究者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为对象,分析了“生于南洋定居台湾的华人知识分子有意味的都市漫游”,认为它“绘制并解构世纪末台北政治生态和道德乱象,其文字乌托邦的美学构架隐含着浓郁激越的警世和批判意识……剥除它过于明显的寓言指涉,它与浪漫派精神息息相通,从一个层面见证了华人知识分子二十世纪精神漂泊之路的漫长和艰难。”该文展示了很强的文本细读能力,而且以对台湾现代派文学蕴涵的“知识者的精神史”的关注,达致某种史学论述的意义。李娜的《舞鹤在世纪末台湾》以当代台湾作家舞鹤为对象,同样立足文本细读,并以此切入现代台湾文学、文化的若干重要问题,如解严前后的反体制文学、台湾现代性情境的文学反思、汉族作家的原住民书写、同性恋亚文化与文学书写等等。在此之中,阐发台湾作家与现代台湾之间的“互为书写”,寻求其历史与精神关联。
    在散文研究中,出现对以往甚少关注的“自然写作”的关注,如王育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中的自然书写》,从“乡情体现”、“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生态意识与生态美”三方面,分析自然书写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而在内地刊物上发表的台湾学者陈大为的《台湾自然写作的读者意识》,从书写者的阅读心理预设的角度出发,分析自然写作的形态,恰可与此形成比照阅读。
    在戏剧研究方面,近年来开始对当代台湾甚为活跃的小剧场(实验剧场)有了介绍和初步研究。如王晓红《台湾当代剧场与社会禁忌》,分析台湾当代剧场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禁忌的策略,都具有对不合理政治体制的批判意义。胡星亮的《转型:从写实传统到现代主义———论1960到70年代台湾话剧的发展》则以战后台湾重要的戏剧家姚一苇为例,探讨其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并融合民族戏曲传统,为其时的台湾话剧注入活力。
    比较起来,对诗歌的研究薄弱,甚少有深度或新意的文章,也折射了台湾研究中的常见弊病。如新理论的盲目运用,有论者以“后现代主义美学”论台湾诗人,关注的不是诗人从何、为何写出这样的诗,而是诗人的诗如何证明、反映了某理论之“发现”。有的论者描述诗社之间与诗社内部之关系,多用战争术语,诗坛如战场,诗人如战士,而其间的隔岸“猜想”与方便“概括”,亦是台湾文学研究通常可见的问题。
    三、台湾文学研究的反省
    如果以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杂志开始引进、介绍台湾作家作品算起,台湾文学研究迄今已20余年,积累一定成果,“学科”形态初具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不乏回顾、整理性的研究,而2005年几代研究者有关本学科研究的反省,既有多元视角、也渐能直面“弊端”。
    袁勇麟《言说的疆域———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选取了刘登翰主编《台湾文学史》、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黎湘萍著《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以及朱立立著《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一种解读》四部台湾文学研究著作,分析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位移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变动。他认为,前两本著作体现了基于国族政治文化的整体视野观照,“研究者将台湾文学的各个零散部分整合于“中国文化”的大叙事内,形成了集中凝聚的历史叙事特征。”而黎著和朱著则体现了理论视野的微观建构,黎著明确将叙事重心放在“知识者”“叙事”与“想像”的文化精神层面上,但这里的“知识者”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群体概念,可以说是对整个台湾文化精神的探索。朱著的微观视角更为集中,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也构成了不同于其他台湾文学历史的一个主要叙事特征。作者认为,“以微观理论视野观察的文学史,其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和透视对象的方法。”
    颜敏的《大陆对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接受心理———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例》则从“接受者”这一角度,回顾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进入大陆视野的历史过程,研究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接受者”,“经历了从关注相似性到理解相异性的过程,他们以‘身份’问题为焦点的研究折射出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此文的观察为一初步尝试,提示了反思台湾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个可能、必要的面向。
    2005年年末台湾《文讯》杂志邀请大陆9位涵括老、中、青三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做了《台湾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现况》的专辑,同时刊出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吕正惠、施淑、林载爵、应凤凰等人对谈的座谈会记录。可以说,既是一次集中对台湾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又是一个包孕此后研究丰富面向的有效对话。这一对话,不仅在两岸研究者之间,也在大陆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之间。
    刘登翰《萎缩,和萎缩背后的突破———对当前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点观察》,认为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已经走过了它的“发烧期”,但表面的“萎缩”预示着转折和突破。对史料和实证研究的重视,西方理论素养的吸收,以及新生代学者知识结构的变化,使得研究倾向“整合性研究和开放性视野”,“特别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共同地表现为一种多科综合而边界模糊的文化诗学的走向”。黎湘萍的《跨越疆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出路?》回顾大陆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历程,指出 “台湾文学研究‘界’被划分了出来,专业性、学科性比以前强化,但也因为有了一个‘界’,它很容易进入一种机械的、褊狭的知识生产的状况。”他认为,台湾文学研究面临“瓶颈”,即:原本应该具有巨大思想活力的这一领域,最缺乏的,乃是与世界各地各种人文学科对话的能力。由此,提出突破学科及地域疆界的问题。学科化的弊端表现在排他性(因急欲立一名目而切断本来与其他学科相关的联系)、体制化(研究目的日益政治化或麻木化,没有问题意识,而只是盲目做论文生产)、孤立化(科目越分越细,文学研究毫无趣味可言)等等。突破学科疆界,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效、有益的对话,方能充分挖掘台湾文学所蕴藏的审美的、艺术的、文学的文化道德资源。地域疆界的跨越则指世界各地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应联合起来,交流和共用彼此的研究心得和成果,为此,他提出,有必要创办一份“跨界”的学术刊物,建立深入和充分交流的平台。朱立立《多元视域的形成———我看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指出“宏观的文学史书写开始被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替代,个人化的研究特色逐渐呈现,世代更替与批评范式的转变正在发生”,展示了“多元视域”的初步形成。她具体从“区域研究”、“语言转换”、“文学制度、报刊与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做了观察,同时指出“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东亚视域’显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文学制度与思潮也是以往台湾文学研究比较欠缺的。”樊洛平《台湾文学研究的新气象》以新世纪大陆学界的台湾文学研究著作为观察对象,认为“大致呈现出文化学的多向思考、专题性的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持续发展这三种层面”。朱双一《从博士论文看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新进展》,认为近年来的台湾文学博士论文出现了“由宏观叙事到微观叙事”、“渐能与台湾学界对接”、“比较文学的出现”的特点,展示了“更将学术化,更具理论的穿透力”的前景。并且提出,“大陆学界的长处在于具有较宽阔的视野和庞大理论队伍的支撑,台湾学界的长处在于资料的掌握和细腻翔实的文风”,取长补短方能做出独特建树。曹惠民《触摸历史的“细部”》则以朱立立的研究为个案,探讨新生代学者的特点,认为“‘注目细部’与‘放眼整体’,不仅构成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两代人的必要互补,也为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两性互动与激发,形成了正面的推助”。计璧瑞《诱惑、期待与挑战并存》则以个人从事日据台湾新文学研究的心得,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历史现场的还原”上的“双重的现场感缺失”(时间上缺乏成为台湾文化传统一部分的殖民经验及其当今遗存的切身感知;地理的区隔可能引发某种陌生化的感受)。2,关于研究的“文化立场”,非“政治立场”,即不强调两岸政治理念的差异和对立,而以理解之同情,去阐释民族一部分的特殊命运,以获得更具包容性的视野。3,指出在文化研究日益兴盛的当代,对日据时期文学的研究也存在忽略艺术层面探讨、放逐文学之美和审美经验的倾向。
    四、学术会议、论著出版与硕、博士论文
    2005年8月底,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召开,在这个以“东亚现代文学”为对象、汇聚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多方学者的研讨会上,台湾文学成为东亚诸多议题的交集地。大陆学者黄万华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纳入现代中国的整体背景中,探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背景下的战时日占区文学和流亡文学”;计璧瑞《冲突下的民族主义形态》以《里程碑》和《无花果》这两部回忆与记录日据时期台湾知识者生存挣扎及精神困惑的有代表性的自传体文本,探讨殖民社会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冲突及家国认同问题,而台湾学者施淑从“国语·国民·国体”三个层面,剖析日据时代台湾人的精神变貌;柳书琴以战争时期台湾汉文文艺杂志《风月报》为例,分析“新东亚”共同体的歧义演释;日本学者丸川哲史从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分析战后台湾知识分子面临的“去殖民地化”与“祖国化”两大课题,等等,达致“东亚现代文学”视野下台湾文学研究的深入探讨。同时,就国内学界生态来说,也成功地初步展开“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之间的对话。某种意义上,这个会议也是台湾文学研究跨越地区界限、学科界限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台湾文学研究并非封闭一隅,而是一个可链接各方学术时空的、有充沛活力的发散性地带。
    2005年8月,中国作协在长春召开了“詹澈、蓝博洲作品研讨会”,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对作家蓝博洲和诗人詹澈的创作做了多方面的研讨。蓝博洲的报告文学,建立在50年代白色恐怖史和台湾民众史的调查之上;詹澈的诗,来自他对农村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实际感受。研究者指出,这样根源现实参与、执着于社会公义的写作,在两岸文艺界都是极为可贵的。
    2005年11月,台湾佛光社会学院文学系主办的“第二届两岸现代文学发展与思潮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大陆有9位学者参与。研讨会围绕两岸现代文学创作特色以及所反映的人文思潮、两岸重要作家研究、两岸女性小说发展、外来思潮对两岸现代文学的影响、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评论等议题,以两岸学者互评的方式,展开对话。大陆学者提交的论文,如曹惠民《台湾“同志书写”的性别想像》、黎湘萍《两种现代性?———冷战初期的两岸小说初论》、计璧瑞的《承继与延展———从<赖索>到<躁郁的国家>》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与台湾本地的文学写作与研究发生愈来愈密切、深入的“对话”关系,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过程中,除了愈益频繁的会议研讨、项目合作之外,两岸一些刊物,如台湾的《文讯》,大陆的《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福建艺术》等,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2005年出版的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专著,有朱双一《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曹惠民《他者的声音———曹惠民台港华文文学论集》,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等。朱双一专著辑一“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涉及了日据前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以及吕赫若、杨逵、西川满的创作研究等;辑二“光复初期台湾文学”主要为光复初期报刊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和平日报》副刊、欧坦生与《文艺春秋》、新加坡《南侨日报》的台湾书写等;辑三“当代台湾文学”则收录有关台湾乡土文学、文学思潮变迁、当代台湾诗论演变、《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脉流等文章。本书展现了近年来朱双一研究的关注面向,一方面重视史料的实证研究,在两岸史料的互通和互补上尤有心得,并从史料背后追寻文学发展的渊源与脉络,这一史料研究的功夫,正是当下大陆的台湾研究所欠缺、尤应重视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当下台湾脉动的重视,关注台湾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新状况。曹惠民专著“第二辑”收录了关于台湾文学的研究论文7篇,涉及台湾女性写作叙述主体的建立、通俗小说生态的比较考察,以及郑愁予、张晓风、席慕蓉、李昂与苏青比较研究等。樊洛平专著是对台湾女性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叙述其发生、成长、发展、高潮、分流的演变脉络,并从两岸视角、社会历史背景、男性价值体系反观,以及女性文本世界等方面加以分析,意图呈现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全貌。
    2005年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硕士论文,值得注意的有汕头大学中文系刘建华的《携痛飞翔———台湾当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建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李晨的《生命书写的实践———朱天文作品及其文学经验研究》。李晨的论文从朱天文的创作成长历程出发,结合台湾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以朱天文的散文、小说及电影剧本等文学创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朱天文讲述台湾“悲情史”的叙事方式和在张爱玲影响下形成的阴性书写方式,并通过将朱天文代表作品与王安忆、李碧华同类型、同主题作品相比照,透视出以朱天文为代表的一代台湾作家异于大陆、香港等地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博士论文有复旦大学中文系孙燕华的《当代台湾自然写作初探》。作为在大陆尚未形成书写文类,而在台湾已经过几十年发展的“自然写作”,其价值有待探讨认知,该论文对此做了有意义的尝试。
    台湾文学研究起步至今,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一度因政治关系成为“热点”,而其丰富的美学、文化与思想价值,在热度退却之后得到了更深入的认知和挖掘。2005年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但学科在史料基础建设上的薄弱、视野与理论的局限、新生代研究人才的匮乏等,都是制约其发展、短时间内或难突破的因素。
    此外,2005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逐渐显示共识,台湾文学研究不必局限于“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之争,而应展开与其他学科———如中国现代文学、东亚现代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跨越地域与学科疆界的对话,有意识地开掘其在文学、历史与思想交汇领域的丰富蕴藏。本年度充分展开的对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反思,不仅涉及“瓶颈”的追问、理论的前瞻,且返回“为何研究台湾文学”这一原点,从根本上思考这一学科存在的依据与人文价值。保持对学科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反思能力,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2005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与反省,或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韩国)2005年创刊号。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现代文学丛刊》2005年第3期。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河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文艺评论》2005年第2期。
    《华文文学》2005年第5期,《牡丹还魂———青春版<牡丹亭>讨论专辑》。包括何西来《论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演出及其意义》、宁宗一《爱情社会学与爱情哲学》、陶慕宁《青春版<牡丹亭>三题》、邹红《白版昆曲<牡丹亭>之青春意蕴的阐释》、黎湘萍《闻弦歌而知雅意———从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文艺复兴》等文章。
    《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香港文学》2005年第3期。
    《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
    《华文文学》2005年第1期。
    《戏剧》2005年第1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2期。
    《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期。
    《文讯》(台湾)2005年第12期。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原载:《华文文学》2007年02期
    
    原载:《华文文学》2007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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