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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的时候，毛尖在我们心目中就代表传说中的黑白两道。迄今为止，毛尖的文化批评作品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电影评论，一类倾向于社会批评，面向多元。二者择其一的话，她的影评人身份更加为人所熟悉。2003年出版的《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是一本风格独异的电影评论合集，概括地说来，它以文体自身的美学修为为载体，建立起了一套关于电影美学的表达方法，甚至，当文字的通感作用发挥到极致时，毛尖的影评本身足以成为电影作品新一种存在形式。而通达感官的精灵文字已然成为“毛尖”的一道标签，无论是在面对有形文本，还是更为宏大无形的社会素材的时候。 当所要评价的文字对象饱含了一种你自身的才能无法企及的强大能量时，整个过程很可能沦为徒劳和自我嘲弄，而这正是眼下我的感受。《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定位为“电影笔记”，不管是从行文角度，还是结集形式角度，它都无法被看做一部系统的电影史，但是，它以一种局部放大的思维方式，镁光灯般照亮20世纪电影的诱人图景；书名应和波德莱尔“恶之花”之意，篇目涉及对象多为欧美电影，亦包括若干针对中国电影的讨论。就篇目的内容特征以及分布特征而言，《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有一种地图式的功效，不单因为它钩结天南地北串联而成的庞大视觉网络，也源于各个篇目本身的物质性和指向清晰的符号性。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的罪与美首先表现在文章的标题上，譬如：《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为什么乌玛不可以抽一支烟？》、《倾国倾城的男人》、《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立即做爱———库比利克的最后岁月》、《裸体的纽约》、《“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等等。标题假设的悬疑色彩和冲突关系富于强烈的情节性，主题的物化特征则在具体文字中进一步升华为符号层面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显露最终将以极富现象学意味的方式指向自身。 银幕经验中最直观的呈现就是物质本身。而毛尖所关注的，往往正是物质呈现所对应的、或者说它本身即等同于的某种文化功能。在《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一文的开篇处，毛尖通过对电影的物质主题的挪用和重组达成了一种视觉化的价值判定：“‘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分别是三部影片的片名，它们在电影世界里共享‘经典先锋电影’这个伟大又可怜的事实。……这三部影片的名字已在语义学上互相作了诠释：虽然它们都已然如同‘帝国大厦’一样屹立在世界电影史里，但是它们都像‘屁股’的身份一样尴尬，所以注定了‘高度孤独’！”[1]文章通篇可以概括为关于“高度”的言说，在层次上囊括了镜头物象、导演视角、作品地位乃至观众立场在内，统统经由兼具具象化和抽象化特征的“高度”得以表现，并且形成辩证的相互对照关系。所以说，毛尖对于物象的罗列和意义篡改，绝非轻薄隐喻的俏皮话，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可以引导出一种电影评论的方法论：视觉符号被文字化的同时保存了原初的物质性，评论者进而对符号进行了重新组合和放大，并且再度以视觉化的效果将其意义化；由于不同符号之间关系的重构，这种意义的最终呈现是富于生产性的。 在篇幅不长的《为什么乌玛不可以抽一支烟？》中，毛尖采取了非常慧黠的视角，选择电影海报这一中间媒介进行发散。批评的核心在于《低俗小说》海报的物质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修正和篡改，所要强调的是，虽然乌玛·瑟曼手边的枪有时会变得不清不楚，但毕竟存在，而她指间的香烟却不见了，“不管香烟多么有杀伤力，它在实践中是敌不过一支枪的。不过，我要说明的是，一支烟确实比一支枪更危险，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理由是，海报中的香烟很容易成为‘信息货币’，而一把枪则至多成为黑色图腾，因为香烟是更容易到手的东西，所以‘抽一支烟’也就很容易被仿效被年轻人消费，尤其是在一个意识形态变成图像形态的时代，一个图像不断渗透节节胜利的年代。”[2]在这段评论中，电影海报在商业宣传和社会传播之间的焦点位置被凸现出来，同时被放大的是海报的物质呈现的动态选择过程，而在我们日常的信息获取中，这一运动过程往往是隐形的。“枪在我们有限的历史和人生里，还清清楚楚地指涉着‘坏’、‘危险’和‘禁用品’。可是‘烟’的语义和道德就暧昧了，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既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公共场合，并登堂入室，也可以被大加鞭挞。所以，禁止乌玛抽烟在图像层面上，也是禁止了枪的危险、黑色女人的色情和低级小说的语义向香烟传递”[3]，文章在物质层面上拆分了海报，继而又将各个部件串联成语义上可以相互转化演变的能指，而标题中那个悬置式的问号似乎也同文章内外未完成的物质符号之社会语义转换过程达成某种一致。 读毛尖的影评往往令我们赞叹她对于视觉性和动作性的强大感知能力，换句话说，她的文字本身也具备一种镜头效果和运动节奏，因此可以快速为电影号脉，并且随之发生共振———这无疑是毛尖的前提性优势。有时候，她惊鸿一瞥式的提纲挈领很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意思，令人惊喜。比如《“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一文的开头是这样一段话“：有三部经典的恐怖片都是以P开头的，它们是Phantom of the Opera（《剧院魅影》，1925）、Peeping Tom（《偷窥的人》，1959）和Psycho（《惊魂记》，1960）。而这三个词———phantom（鬼魅）、peep（偷窥）、psycho（精神病患者）———刚好代表了三种类型的恐怖。”[4]倘若要依据论文式的严密推理进行推敲的话，毛尖式的判断恐怕会显得有点操之过急，其实我们在意识上是很模糊的，那三个P和“恐怖”之间是否真的具有符号上的关联性，而“三种类型”是否是彼此清晰分立的，还是其实互有重叠。不过，难以抵挡的是评论者为我们建立起来的一种美学式的进入方式。而在具体的批评进程中，评论者也成功地实现了在内容和内部逻辑上与形式达成某种照映关系。我们看到，从“鬼魅”到“偷窥”，再到“精神病患者”，评论者对三种类型作出递进式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恐惧之情由外部异物引起，逐渐“向内转”。而在文章的结尾处，我们似乎觉察到，那个被共享的“P”确实存在。“P”的意义其实早已在文章的题目中透露出来“：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用文章中的话来说“，摧毁最心爱的东西”几乎成了一半恐怖片的恐怖力量[5]。我们或许可以把评论最终导向的这种在恐怖片里通用的“爱的摧毁”理解为“P”可能衍生出来的符号意义。当然，我的这种解读太过于后设性了，而且充满了过度阐释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应当看到的是，毛尖强烈的个人风格赋予她的评论创作一种形式上的美学价值，其中包含了不可小觑的阐释余地。如果说毛尖的评论在修辞性方面大于说理性，那并非是一种误解，《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称得上是印象派写作，而且，毛尖不惜重墨赋予电影史诗般的光芒。在《电影为什么这么“红”？》中，“红”以上帝般的姿态串联起电影史上的一系列寓言：“红”是百合子留给沟口健二的伤痕，而这个女人的影子从此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沟口的电影中；“红”是拉摩里斯的《红气球》，而气球飘忽的身影“一方面表明它是一只真正的气球”，“一方面也表明了它是梦幻之物”[6]；安东尼奥尼的“红色”“集合了肮脏，集合了淫荡，集合了被污染的天空、大地和人心”[7]；《教父》里昏暗中的马龙·白兰度胸前的红玫瑰“声色不动但偃熄烽火”[8]；《秋天奏鸣曲》里英格丽·褒曼的“红裙子”“以强悍的殖民方式伤害了周围的环境和人心”[9]……在毛尖的放大镜下“，红”成为电影阅读史的一个烙印。某种程度说来，与其说毛尖评述电影，不如说她在为读者制造和强化一种视觉记忆。而这种视觉记忆，如果时机得当，对象适合，有机会系统化地上升成为对上一个世纪的银幕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体认。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体现出一种文化研究的经验之谈，行文间涉及各种视觉文化的研究话题，譬如“凝视”、“恋物”、“性别”、“景观社会”等等，都算得上现当代领域名列前茅的“罪孽天使”。不过，作者放弃了对视觉理论的深究，转而以一种诗性语言简约地带到为止，这一点，不知道算是读者的幸运，还是遗憾。希区柯克的电影引申出一个问题，叫“麦格芬”（McGuffin），很多研究者都对此作过讨论，《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里也提到过。简单地说“，麦格芬”指的是这样一个客体：它可以“起作用”，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它的存在是被告知的，但它的意义所指只是自身，真实内容究竟如何无关紧要，从整个事件的脉络看来，“麦格芬”既处于行动的中心，又完全不相关，它是个“托词”。作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理论在《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里，有时候也显得像一个“麦格芬”：一方面，围绕它可以生发出无数关于银幕的色香欲，一方面，在实际的文本操作中，它承担的常常只是语词上的中介功能，或者形式上的提领效果，而它的阐释之旅，常常仅在字面本身的显露之初就被截断。当然，理论在影评中不能尽其所用并不一定就是缺陷，何况，就经验角度，我们不难想象说理和修辞之间可能的冲突关系，而评论者二者择其一，从评论创作的美学追求出发，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算是一个起点，不过，毛尖的下一站，却绝对不是它的续集。这几年，毛尖把批评的重心从电影评论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批评，这一转型不仅是内容上的，也是美学风格上的，最显著的一点在于，面对不同的对象，她似乎正在有意地克服或者缩小一种文字的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在《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的电影评论中，是始终存在的。在毛尖近期的文字里，我们更能感受到感情的冲动，讲得俗套一点，“罪与美”靠近“情爱”，对比之下，在处理社会话题时“，爱情”的分量加重了。如果硬要给这一转变上个套的话，或可以把毛尖在社会批评领域的实践看作一种对“日常生活美学”的探索和追求。毛尖的社会观察，不以大口径的强势姿态示人，有时候淳朴得近乎本能；素材经常发源于热腾腾的生活经验，街头巷尾，家长里短，于是文章标题也发生基本色调的变化，大多撇清了《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的符号性和戏剧感，变得好像口耳相传的民间小故事，放诸四海而皆准。翻看毛尖的新作《乱来》，其中出彩的部分，恐怕正是作者对一系列小人物、小事件的勾勒和妙评：《上海的秋天》、《民间爱情》、《发廊姑娘》、《楼上的小孩》、《让生活更美好》、《买双丝袜吧》，等等等等，每当这时，就让人忍不住感慨，毛尖毕竟是毛尖！她的文字天才，能伸能缩，简直是全能的。《乱来》里的那些民间影像，好像讲故事，念一句，评一句，不需要另开版面说理，毛尖自己则甘心充当时隐时现的旁白。在这样的语境下，理论连充当“麦格芬”的机会也没有了，而最终的文字输出结果就是，一方面不及《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浓墨重彩，一方面倒好像更加抒情。《上海的秋天》讲的是“围观”，请允许我作大段引用： 等到大家都自给自足以后，街上围观的事情变得百年一遇了。因此，中午出门，看到宜山路上里里外外围了约三层人，血液马上沸腾起来，觉得今天实在是走运的。想也没想，拔腿就往人群里挤。 不看不知道呀，一男一女正撕扯在一起，有热心公益的人在外围现场解说，一个是发廊小姐，一个是发廊顾客，格种事体，大家有数咯呀！然而，还是有人不心领神会，追问着，到底啥事体？于是有中年女性回答他：问也勿要问，肯定是男的有问题！马上就有男青年在人群中反驳：难讲难讲，现在小姐老野蛮的。一男一女斗在一起，我扫了眼人群，全是渴望事态升级的眼神，更有一小男孩，四五岁模样，挤在最前沿，一边还撒着尿，这尿也是一段，一段，撒出来，发廊女尖叫一声，尿就停住，再叫，再停住。 ……这个时侯，我觉得自己真有抒情的冲动，美好的社会主义记忆涌上心头，我们曾经多么紧密地站在一起，一起麻木，一起兴奋。[10] 有时候实在不得不承认，毛尖是敢冒天下大不韪的作者，一般知识分子不愿染指的“看热闹”，被她讲得津津有味。不过，情绪基调来讲，毛尖并同其他围观群众显然不同于现代史上那群著名的麻木看客；而“看热闹”在这里也仿佛转化成一种可以重新召唤出集体感和当下感的良性事件。我想，这也是毛尖的新尝试———当她用热情甚至是爱慕的眼光注视种种市井生活的时候，她希望做到的，恐怕不只是赞美这种生活本身这么简单。市井生活带给她的，或者说，毛尖期望市井生活带给她的，可能是某种一度经历了隐藏和消沉的生命力和正义性。《乱来》也是可以煽情的，在《民间爱情》里，写到换阿姨： 顾阿姨舍不得走，然而的确是吃不消，很伤感地和我们告别，说什么时候需要帮忙，一个电话就得了，然后她跨上自行车走了，她跨自行车的动作略比平时夸张，表明她的身体还是活络的，暗暗地似也谴责我们挽留不力。 ……隔了几个星期，顾阿姨回来看宝宝，吃好晚饭，说走了，一定不让我们送，便在电梯口告了别。晚上八点，我先生回来的时候，说，门房间坐的一个女的，很像顾阿姨。我马上跑到阳台上去看，天黑了，什么都看不清。古怪的好奇心抓住了我，我坐了电梯下楼，隔着喷水池眺望门房，是的，顾阿姨没有走，她坐在门房间织绒线，保安在帮她把绒线放出来。[11] 文中的“追”似乎成为某种用来克服“距离感”的象征性动作。而毛尖自《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之后回马枪式的“追”可以说是在对一种时代的紧迫需要的回应之中发生的。毛尖的《人头马的七十年代》对最近出版的《七十年代》作出了省人以自省式的批评： ……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12] 《人头马的七十年代》可谓70年代生人毛尖借题发挥完成的一次自我剖白———“多数人的经验”以及从中可能提携出来的对复杂现实的洞察，这正是如今的毛尖的追寻所在。 作为一个经验读者，有足够理据认为：毛尖的批评风格依然是浪漫化的。而且，跟严峻的现实相比较，她的话语仍然显得温柔而细小。其实，文字的背后，毛尖的意义恐怕更在于她是如何凭借一种“自觉”出入于文本和学术内外，并倾尽一己之力为之言说。当然，影评人毛尖从未放弃过电影研究，不过，目下，她已经把主要阵地转向中国电影，这也许同样与“追”的紧迫感不无关联。 注释: [1]毛尖：《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见《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毛尖：《为什么乌玛不可以抽一支烟？》，见《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毛尖：《“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见《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179、1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7][8][9]毛尖：《电影为什么这么“红”？》，见《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197、199、200、2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毛尖：《上海的秋天》，见《乱来》，41页，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12]毛尖：《民间爱情》，见《乱来》，30—31页，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13]毛尖：《人头马的七十年代》，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 作者简介：罗萌，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