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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文学最重要的母题。路遥在描写青年知识者的人生奋斗和命运归宿时，总要写到他们的爱情。路遥小说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爱情描写。路遥写这些农村出身的青年知识者的爱情，有一个基本的模式，那就是，与他们发生爱情的，一定有城市知识女性，且多半是他们的高中同学，最典型的是高加林与黄亚萍（《人生》），孙少平与田晓霞（《平凡的世界》）。有的没有发展为情爱关系，只是情感纠葛，但也会是城乡缘，如马建强与吴亚玲（《在困难的日子里》），高广厚与卢若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苦出身的农村青年，赢得了家境好的城里姑娘的欣赏或爱。这些异性情感纠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往往是以三角恋的关系出现。最后，这些爱或情，都带有悲剧色彩。 路遥热衷于城乡恋，与他自己的爱情经历有关系。乡村出身的路遥，年青时在县城里先后两次追求的姑娘，都是北京知青，最后与之结婚的是第二次追的北京知青[1]。我们无须猜测这位陕北青年当年追求北京姑娘的情爱心理，只要看看他在小说里设置的一对对城乡之恋，而且总是让主人公以超越其出身的气质、才情和奋斗精神吸引了城里的优秀女性，就知道路遥是如何把异性之爱看做人生的证明，用跨越社会阶层的性际沟通来表达对生命平等的诉求，用爱情的悲剧美感来抚慰备尝艰辛的人生。路遥小说的爱情描写还寄托了对女性的道德理想和人格期待。这种理想的表达，体现了浸润过黄土文化而又受到现代文化熏陶的作家路遥的复杂的女性观。 一、城乡关系中的爱情 路遥小说中的优秀农家子弟，靠着学习上的天分，在进入城市新的生活环境后，首先感到困扰甚至痛苦的，是农村的经济贫困带给他们的窘迫与寒酸，具体表现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吃和穿方面。由于缺吃少穿，生活条件就与身边的同学特别是城里的同学，形成明显的差距，在开始懂得注意形象的年龄，乡村的物质贫困却通过食物的匮缺与衣着的寒碜明确地写在他们青春的身体上，昭告着经济地位的低下，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就在同学与同学之间建立起来，无形中使贫困出身的学生受到不公正的社会评价，这对于处在敏感的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是莫大的精神打击。人有自我意识就需要社会评价，这是自我认同最真实的含意。所谓自尊心受到伤害，就是社会评价因自身以外的原因而被严重降低，它是环境对象对主体价值的错误否定。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出身和经济地位，就是这些农村学生被评价时的自身以外的因素。自卑会带来过度的自尊。所谓自尊心的过度表现，就是主体强烈要求外界排除自身以外的因素，根据自身条件重新作出评价。对社会评价的期待，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人的价值实现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但是爱情无疑是最重要的形式。因为在双边的情爱关系中，通过对象被确证的正是主体自身的价值，包括作为核心价值的男人作为男人、女人作为女人的性别价值。路遥小说里的青年主人公，后来都是通过爱情来走出困扰的，异性的热烈的爱对他们自身的价值作了最好的肯定。当然，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人生困扰，因为农村出身的阴影总是伴随着恋爱过程。路遥小说的爱情模式，与农村出身的知识者的自我实现需求构成了对应关系。 在路遥的小说里，农村出身的优秀知识青年，虽然出身贫寒，经济困窘，无论在学校还是走到社会上，都处于艰难的境地，但是他们却能赢得家在城里的女同学的青睐，多半还发展为爱情，如高加林和孙少平。爱情突破了城乡的界限，其内在的力量是生命自身的魅力，即这些农村青年身上的不凡气质和抗争命运的力量。爱情的产生，首先是自然性的，其次才是社会性的，即爱情是以性的吸引为基础，接着才是对社会因素的综合考虑。高加林和孙少平能够吸引黄亚萍这样的聪明美丽而又开朗大方的干部子女，首先凭的是自身先天条件——年青英俊和非同一般的气质，即男性美。小说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如写高加林： 他……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他是英俊的，尤其是在他沉思和皱着眉头的时候，更显示出一种很有魅力的男性美。[2] 这正是他被农村姑娘刘巧珍热烈爱恋，也让城市姑娘黄亚萍动心的身体基础。在学校里黄亚萍对高加林说他有气质，其实这是对高加林的混合进了文化知识和思想才情的男性特征的赞美。虽然因为同班学习的时间不长，他俩没有发展为爱情关系，但高加林的男性魅力已经在这个城市姑娘的内心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后来高加林意外进城当了干部，并大展才情，搅起黄亚萍回忆和激起她想象的还是高加林的男性美：“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3]这种男性美是黄亚萍这个富有好奇心的城市知识女性难以抗拒的，她不顾一切地坚决同已经确定关系，而且家庭条件比高加林要好得多的另一位同班同学张克南断绝恋爱关系，而同高加林开始真正的恋爱。张克南在男性气质方面，远远比不上高加林，所以他家庭条件再好，经济地位再高，也不能赢得黄亚萍的心。 男性美是外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美具有更强的征服力。孙少平身上具有的就是这样的美。城里的干部子女田晓霞在学校里感受到他身上独特的“气质”，并拿他与她的堂哥田润生相比，明确地扬此抑彼。但田晓霞一开始只是直觉地感到孙少平气质不凡，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与孙少平建立恋爱关系，孙少平更是不敢奢望高攀田晓霞，他们实在太门不当户不对了。然而，在黄原城意外重逢后，地委书记的女儿大学生田晓霞与揽工汉孙少平在更大的社会差距上开始交往，竟然发展成十分深刻的恋情。而发生变化的契机，是晓霞被孙少平抗御苦难的男子汉性格所震撼。一次田晓霞怀着好奇心，跟来黄原的少安一起去探访住在工地的少平，意外地发现了少平的秘密，原来他住的地方是那样差，他正在经受的磨难是那么大，他身上的创伤那么严重！晓霞和少安好不容易摸到少平住的建筑中的楼房门口，他们不由自主呆住了，看到的是：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癜，伤痕累累！[4] 这伤痕累累的年轻男子的背脊，是生命意志和男性强力的血泪书写，是受难者对同情与爱的无声呼唤，它让晓霞感到无比的震惊。从孙少平的身上，田晓霞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思想性格不同流俗的田晓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对应物”，对孙少平产生爱情。获得爱情的孙少平，后来当了煤矿工人，在深深的矿井里挖煤，条件的险恶和劳动的艰苦，不亚于在黄原背石头，还时时有生命危险。大学毕业在省城当记者的晓霞，借采访机会到煤矿看望自己的恋人少平，特意随他下井，惊讶于他是怎样在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地下世界里与困难、紧张、劳累和危险搏击，再一次受到震撼，也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些生活在条件优越的环境里的人无法相比的男子汉品质。“在她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她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她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的，他许多方面都无法和优越的顾养民相比。他没有上大学。他是煤矿工人。但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她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5] 孙少平和高加林这些农民子弟，靠自身禀赋即男子汉品质打败了城里人[6]，获得了城市女性的爱情，这是对他们自身价值的最好的认可，但何尝不是对人生缺失的补偿。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排斥机制，不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既然如此，在爱情里把自己对象化，自身的优势在异性那里得到认可，受伤的心在女性的温情里得到抚慰，便是生命更深刻的体验，也是人生最难忘的记忆。由于生存地位的悬殊，孙少平经常不敢相信他一个掏碳工与一个省报记者的爱情能够成真，他不敢想象他们的结局，他甚至认定会是悲剧结局，可见他们的爱情如何超出了社会的限定。但是他仍然感到满足： 当他第一次拥抱了田晓霞，并且亲吻了她，饱饮了爱的甘露，立即觉得“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他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白白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7] 对他这样的被社会抛弃的人来说，爱是对失意人生的最后的拯救：“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啊！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8]爱情确证人生的人文功能在这里显然被扩大了，它恰恰说明被确证的主体对自己没有信心。爱情毕竟只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再说爱情就是爱情，并且千差万别，并没有太多男女结合以外的意义，即使有意义，也各不相同。路遥把爱情模式化，并赋予它比较一致的功能，这说明路遥所着力刻画的精神的强者，并没有走出社会分层给他们造成的阴影密布的心狱。孙少平真真切切地得到了田晓霞的爱，但他却暗地里自我折磨，爱的心灵一会儿飞到云端，一会儿跌进深渊，担心社会地位的差异迟早让爱情夭折。他害怕这样的结局，而提前做了脱逃的打算，以免到时候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爱越是给他无与伦比的幸福，让他心花怒放，他越觉得爱就像梦幻： 是的，梦幻。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谛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要生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唉，归根结底，他和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他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中。可是突然……[9] 他为此经常忧心忡忡，越考虑他们之间的差距，越觉得与晓霞“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晓霞“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而他自己绝不可能生活在她那个世界。现实中的孙少平很强大，再重的担子也扛得起，但在爱情中，一句话也能把他压垮。晓霞在信中提了一句报社里有年青同事（有高干家庭背景又是大学毕业的高朗）对她有好感，他感觉天塌了下来，马上陷入绝望，痛不欲生，这暴露了他脆弱的一面。恋爱心理的真实刻画，折射了社会压抑机制下底层人的生命情态。 二、农村女性的爱情悲剧 路遥写爱情，涉及城乡两个生存世界里的女性。作家处理这些爱情中的女性有一个特点，即城市女性作为乡村英俊的愿望对象突出了她们的现代性格，而农村女性则被塑造成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10]。这里略加考察，前者仍以黄亚萍、田晓霞为例，后者以刘巧珍为中心。 《人生》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的爱情，具体写两类女性，即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与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知识青年的情感纠葛。轴心人物是高加林，与她发生纠葛的分别是农村女性刘巧珍和城市女性黄亚萍。这是一个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在这里有象征意味，寓含了城乡交叉的文化地带和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冲突的复杂性，以及人生选择的困难。 高加林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主角，面临的选择首先是对人生归属的选择，也就是做一个城里人还是做一个乡里人。由这一选择便连带出对爱情的选择，即是与一个没文化的乡下女子一搭过，还是跟一个城市里的现代女性共享文化人的现代人生。对于高加林来说，他的主观愿望是明确的，虽然他原先没料到日后会跟城里的黄亚萍恋爱，但他同样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本村没读过书的刘巧珍的恋人。到城里受过现代教育，见了世面，一心向往大世界的高中毕业生，早就从心里告别了父辈们古老的乡村生活，他的梦想在远方。但他哪里知道，他自己却成了农村姑娘刘巧珍的对象，真个是他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他。人生原来处在一种相对性的关系之中，局中人对它竟浑然不觉，其中的奥义局外人也难以索解。 在《人生》里的高加林，不像在《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那样，需要女性的爱来证明自己——奔向城市在潜意识里是奔向一个梦中的女性，但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被不同阶层的女性当做了愿望对象。就他和刘巧珍的关系而言，是刘巧珍主动闯进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他利用了巧珍。从后来巧珍遭到他的抛弃也不怨恨于他可以看出，可怜的巧珍清楚，真正抛弃她的是命运，而不是她爱而不得的这个男人。 巧珍是路遥小说里最富有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她的悲剧在于她是爱情的牺牲品，在更深层次上，她是现代化进程下的传统道德的殉葬品。《人生》不是爱情小说，然而它花了那么多笔墨来写巧珍的爱情，以及她在爱情中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用以反衬高加林在人生选择上的失误和道德缺失。但由于作家在这一乡村女性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审美理想和对乡村失踞的忧思，巧珍的爱情悲剧就有了道德训诫之外的意义。同时，由于凸显了汉民族民间精神的丰富性，巧珍自身的人生悲剧更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巧珍是高家村“二能人”刘立本的第二个女儿，“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是“川道里的头梢子”，被誉为“盖满川”。唯一的缺憾是，她的有钱的父亲没有让她念书，害得她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然而这个没读过书的美丽的乡村女子，精神世界却让人想象不到的丰富。就像她“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一样，她对爱情的追求也有超越世俗的标准，而且一旦有爱便无比热烈、执著。更可贵的是，她有一颗无比美好而又善良的心。外表美和心灵美，是那么完美地在统一在她的身上，她宛然是美的化身。没有文化的确是她的缺憾，但正因为有缺憾才显出她的美，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没有文化，是生活世界里的巧珍爱情不幸的根源。但是在艺术世界里，因为没有文化，巧珍在爱情追求中才绽放出她青春生命的全部美艳： 刘立本这个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村前庄后的庄稼人只看见她外表的美，而不能理解她那绚丽的精神光彩。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她常在心里怨她父亲不供她上学。等她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不幸，她不知暗暗哭过多少回鼻子。[11] 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有文化认同，一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样有超越自我的愿望，这正是巧珍这一个性给我们的文化启示，是文学的属人本性带来的生活发现。与高加林的一心想走出农村，在事业追求中证明自己不同，意识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待在农村的巧珍，能够实现她的人生价值的只有爱情。“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而对于山村就是她的全部世界的刘巧珍来说，高加林就是这样的男人。加林不仅有“潇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形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并且，“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所以，“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爱得那样深那样专一，这个多情女子完全憧憬在迷人的爱情里：“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12]由于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给男女赋予了不同的使命，社会把所谓事业更多地交给了男人，也因此只有女性才能把全副的身心都交给爱。刘巧珍爱高加林就是传统社会遗传下来的女性心景的充分表现。这个乡村女子对爱的炽热与真诚是不容怀疑的，但她的爱既不盲目也不功利，而是明智的选择。“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但她统统拒绝了。”她要找的是真正“合她心的男人”。在她眼光所及的世界里，只有高加林是这样的人，“多年来，她内心里一直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13]。 可以看出，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含有文化崇拜的成分，文化崇拜来源于文化上的差距，也出自人格认同的需要。高加林还在城里读高中时，巧珍就偷偷地喜爱上了他。但是这是一种无望的爱，因为巧珍知道，读书的加林迟早要远走高飞，她不可能得到他。痴情的巧珍就这样被梦想和无望折磨着，而爱却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上的差距也使巧珍在所爱的人面前产生自卑感。自卑感一旦沉入潜意识，又成为寻求人格认同的能量，致使爱的欲求更加强烈，所以尽管“她的自卑感使她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她的心思和眼睛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就像城乡有别是高加林实现人生梦想的鸿沟一样，文化差距是刘巧珍实现爱情梦想的障碍。这一差距注定了她的爱情是一场悲剧，并且爱得越真挚越深沉，悲剧的色彩就越浓烈。 巧珍爱情的悲剧性首先在于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带有太强的主观性。巧珍明知他俩存在文化上的差距，但她以为靠自己的俊和对对方的爱，就可以赢得从高处跌下来的加林。殊不知作为有抱负的男性，高加林的精神世界是任什么样的爱情也填不满的，再美好的异性之爱，也不能抹去他的功名欲和功利心。高加林在沉沦中被巧珍大胆表白的爱情所感动，在不幸的时候得到了幸福，但他很快又产生“懊悔的情绪”，“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14]。他认为自己是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接受了巧珍的爱情，亲了巧珍的。他俩的爱缺乏基础，是不对等的。这样的爱，并不稳固。所以，进城之后，高加林与更有魅力的知识女性黄亚萍发生恋情就是正常的。他俩从高中同学时就相互欣赏，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性情相投，都喜欢浪漫，现在又不存在城乡差隔，更何况黄亚萍还能帮助加林实现进入大城市的梦想，因此，从思想与感情基础，到功利要求的满足，黄亚萍都比到了城里只知对爱人讲母猪下了几只小猪的刘巧珍更适合于改变身份后的高加林。在功名欲的驱使下，本来就狠心的高加林，在道德与功利之间，毅然地选择了后者，完成了巧珍被抛弃的命运。高加林抛弃巧珍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归属应该是城市而不是乡村。跟巧珍是传统美德的化身相反，黄亚萍是城市和它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化身。黄亚萍可以把高加林带去更远更大的城市，那里正是文化青年所梦想的远方。所以拥抱黄亚萍不只是爱欲的实现，也是男性占有城市的欲望的最后满足。无疑是城市、城市女人和城市现代文化合伙夺走了巧珍的最爱，因此她需要去文化化（因为文化遮住了她心上人爱美的眼睛）、去城市化（因为城市夺走了她的爱人）。她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城乡分治的体制帮助了她，每每高加林在城市的高墙上碰壁而归，她既为自己爱的人受创而痛苦，同时又欣喜若狂，因为只要断了高加林进城的路，她的爱情领域就有了安全。 巧珍爱情的悲剧性还在于巧珍的爱情同时也是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没有读过书的巧珍，她的精神世界尽管丰富，但其主要内容不过是爱的幻想，也就是一心找个中意的人，把爱献给她，用她的美貌和她的心灵。与其说是想爱别人，不如说只想被别人爱。这是一种没有自我的、失去主体性的爱，是一种先爱人之忧而忧，后爱人之乐而乐的以彻底奉献为目的的爱情。巧珍为高加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讨得他的喜欢，连穿着打扮也只为取悦于所爱的人，与旧时代的“女为悦己者容”没有区别。在两人的关系中，巧珍从来把自己置于依附性的地位，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她最高的设计也无非是“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15]只要能和加林“一搭里过”，她就实现了全部的人生愿望。以爱情为人生目的的巧珍，与以事业为人生目标的高加林，距离只能越来越远，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危机，于是巧珍只能用加倍的奉献去克服这样的危机，这是中国农村妇女失去自我主体性的悲哀。由于在爱情追求里包含有狭隘的自我认同的目的，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就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就像箭射出去以后，箭弓可以转移到别的手里，而箭头只能朝着原来的目标飞去。高加林进城后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可以背叛她，而她只能为爱而牺牲自己。高加林找到新的恋人后，她忍痛把自己的身体嫁给了她并不爱的马拴，而把心仍然留在了高加林那里。当高加林再一次遭到人生的重创，落魄还乡，她为心爱的昔日恋人的不幸而彻心彻肺地疼痛。为了加林，身为人妇的她特地赶回娘家，不仅跪求姐姐不要伤害加林，还央求姐姐一起去找姐姐的公公高明楼，并在他的面前哭求，让他安排加林再去学校教书。在巧珍的心中，只有对加林的爱，而没有自己和别的亲人。她把自己的北方女子的美丽的身心当做祭品，供在了能够证明她的美好的爱情祭坛上。在“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里，被乡土文化浸染过的路遥，无比伤感地为摇摇欲坠的乡村谱写了一曲深长的道德挽歌。 三、知识女性：爱情中的人格美 爱情中的城市女性跟农村女性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情态。黄亚萍和田晓霞（与她俩出身和性格很相近的还有吴亚玲）自小在城里长大，父母是干部，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很优越，城市和干部家庭给了她们良好的学习条件，这使她们视野开阔，性格开朗，聪明大胆，有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身上有农村女性没有的丰采。对于生活和人生中的事情，她们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由自己来决断。对于爱情，她们既相信自己的感觉，又加以理性的审视，尤其是田晓霞，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两个人一起对人生意义进行追寻的长途，是与力量相当的对手开展的一场愉快的思想博弈。如果说，囿于时代的思想格局，作家对黄亚萍的性格行为和现代爱情追求有些态度暧昧，既有赞赏，又有嘲讽，那么，对田晓霞这位出身高贵的年青知识女性，不敢有哪怕一点点的亵渎。 作为一个城市女儿和干部子女，她们在有农村学生的高中班里，如鹤立鸡群，尤其在农村同学的眼里好像仙女。即使是学习上冒尖的男生，也倾倒于她们身上神秘的魅力。而在同龄人中，她们扮演了慧眼识珠的伯乐，毫不怀出身偏见地从那些农村同学里发现了英才，有意同他们纯洁地交往并给予热心的帮助，以先行者的身份把他们带进新的知识领地。也许是家庭出身和教养的缘故，她们在高中阶段也不对异性作非分之想，而与同学保持单纯的友谊。直到走出校门一段时间后，她们才在偶然的邂逅中发现了相互倾慕的种子，早就在当初的共同探讨中埋下，知识作了连接心灵的红丝线。这就是路遥小说城乡之恋的发生过程，不能说一点也不老套，但自己重复自己多少遮蔽了故事的新意。比如《人生》里不光彩的“三角恋”，抹杀了黄亚萍追求心灵自由的正当性。又如《平凡的世界》里的“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叙事原型，掩盖了田晓霞超越世俗，摈弃门第观念，以独立意识和强大人格去撞击社会分隔的人文实践。田晓霞是路遥小说众多女性形象中最富有现代品格的艺术形象。 田晓霞的现代品格主要体现在对独立人格的尊重上。首先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她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田福军最后官至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城的市委书记。但田晓霞从不利用父亲的权力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利用父亲手中的权力谋取优越的生存位置。在黄原读大学时，父亲是市委书记了，但她隐瞒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免被庸俗包围和浪费自己的生命。在爱情上，她的选择是以双方建立平等的对话为标准，真正使爱情成为自我本质的对象化。这种要求，在她和少平还没有发展为恋爱关系时就已经提出来了：“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16]。这跟孙少平不断通过爱情来检讨人生很相似。她希望精神的独立使自己变得强大，但又不是一般的女强人，而是充满生机勃发的女性魅力。因而她与少平交往中，既让少平觉得她有头脑，有主见，但不自觉地又让坚毅的少平被女性的温情所包围所融化。 晓霞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有自己从生活的实际感受中形成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流行的价值为价值，譬如对男子汉的理解。被少平受伤的背脊震撼后，她立即联想到学校里流行的对艺术形象的可笑模仿：“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装’和表演就能显示的。”[17]这正是她能够排除世俗偏见，与一个揽工汉相恋的强大的精神基础。 其次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她和少平相爱，两人地位悬殊极大，但她从不怀优越感，不以同情、怜悯的态度对待少平，而在两人间建立起绝对平等的关系，让少平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上处于窘境，但在人格上与任何人都平等。她打破城乡等级观，与一个农家子弟建立爱情关系，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证明少平的男性魅力和生命价值，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赢得精神上的平等。在经济和文化地位落差极大的城乡恋当中，尽管亲眼见到少平的苦难处境，她为之痛心不已，但她帮助而不施舍。爱人处在社会底层的苦力群体里，她一次次去看她，甚至不顾危险，下到漆黑的矿井，送去女性的阳光，给他温暖，给他荣耀，满足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在磨难中的少平感到人生的幸福。尊重他人人格还体现在尊重他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冒险精神的女记者，在灾害向人民群众袭来时，她以职业尊严挤上省领导前去灾区指挥救灾的飞机，飞赴灾区报道灾情，在洪水中为救落水的小女孩献出了自己年青而美好的生命……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同样是悲剧结局，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悲剧：晓霞的牺牲所显现的人格美，使这一对地位悬殊而心灵相通的年青爱人的生死之恋着上了崇高的色彩，让人感到这样的爱情更具有文化价值，更富有永恒的意味。晓霞的意外殉身，或许是作家为在爱情中并不完全自信的孙少平设置的从困境中得以解脱的方式，也让怀疑这种爱情的世俗社会一睹真正的爱情所具有的精神内容，但也正是没有最终结合的爱情，使爱情的当事人彻底体味了人生之爱的全部含义和它的难以言传的美与痛。从这个意义上，晓霞的死不是少平与她爱情关系的终结，而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缔结，它是路遥心目中的城乡之恋最后的完成及其全部人生意义之所在。 注释: [1]晓雷：《男儿有泪》，收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的《路遥纪念集》，122~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一夫（马泽）、厚夫（梁向阳）还对“回乡青年”路遥当年追求北京来的“插队知青”的情爱心理进行过分析，说：“‘插队知青’与‘回乡青年’的巨大反差，强烈地刺激了回归土地的路遥与他的同类，也激起了路遥们冲决土地的束缚，改变自己命运的抗争情绪；来自城市的女知青，也自然成为幻想浪漫爱情的路遥们追求的对象。”（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前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这里的分析还没有指出这种低追高的爱情追求的深层心理原因。 [2][3][11][12][13][14][15]路遥：《人生》，见《路遥文集》第4卷，13、110、27、28、28、36、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路遥：《平凡的世界》，见《路遥文集》第3卷，344、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金秀和顾养民之间也构成了一个三角恋爱关系。考上省医学院的金秀，本来已与她哥哥的高中同学、比他先考进省医学院上学、现在已经考上了研究生、风度和学识俱佳的城市青年顾养民的恋爱，但爱情的火燃烧一些时候之后，金秀渐渐感到他们之间有某种不和谐的东西，金秀觉得太学者气的顾养民缺少男性气质，而她“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晓霞牺牲后，金秀去医院护理在煤矿井下舍己救人受伤住院的孙少平，金秀才突然发现跟她家兄妹多年来一直亲密无间的少平哥，“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她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在她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她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她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她热烈而痛苦地爱上了少平，主动向她求爱。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又上过大学，各方面条件都比当煤矿工人的孙少平优越得多的顾养民，在靠自身男性气质吸引异性方面，却比不过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见《路遥文集》第3卷，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路遥小说中的城乡三角恋，往往是农村女性比不过城市女性，而城市男青年比不过农村男青年。 [7][8][9][16][17]路遥：《平凡的世界》，见《路遥文集》第2卷，407、402、54、174、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路遥自己就把高加林在爱情选择上的变化，上升到“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在他的心目中，传统美德存在于农村女性身上。参见路遥：《面对新的生活》，载《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载：《南方文坛》 2010年第1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