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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的小说以“冷幽默”著称。那极富生活质感而又不无滑稽的语言，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却能体验到致命的痛感和沉重的气息。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双份老赵》(《作家》2011年第1期)和中篇小说《救命》(《人民文学》2011年第2期)就是对既往叙事风格的坚守和延续。一直以来，东西以审美的方式致力于人的“内心秘密”的打探，而对这种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开掘，又是以举重若轻的叙述来实现的。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说，东西采用一种“轻逸”的叙述方式，以极轻的形式表达了极重的内容，再次照亮了现代生活中潜藏的“沉重感”。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老赵和麦可可)都属于“思考型”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沉思者和追问者。在《双份老赵》中，东西把审美视点投向人的“内部现实”，而由“内部现实”折射出的，则是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人的生存现实。为了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老赵做任何事情都很细心，都会留有余地。在理财方面，尽管其女友小夏所供职的银行实力最强，但老赵还是不放心，并未听其劝告把钱全部存入这家银行。与小夏出游中，老赵的安排总是精细周到：预定房间时会要两间，随身携带针线以防衣裤破损。而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安排，最终捕获了小夏的芳心。后来的生活中，小夏发现，老赵有个习惯，无论买什么都要双份，甚至连孩子也要双胞胎，以防不测。而原因很简单：多备一份，心里才踏实。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赵竟然把家里所有的东西一分为二，悄悄转移到他购买的新房中，复制了另一个家！而当小夏拿着钥匙打开新房的那一刻，更大的意外发生了：小夏看到一个女人就像自己的孪生姐妹。当然，老赵最后的命运很凄惨，他因犯重婚罪而被捕入狱。但这个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赵的双份生活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其实，掩卷之际，我们不必大呼小叫，因为老赵就在我们身边，是熟悉的陌生人。小说以夸张的手法和轻喜剧的形式，展示出现代人的普遍心态：焦虑和不稳定感，换言之，这是一种被劫的精神现实。但显见的是，这种内心的危机感并非内心制造的幻影，而是根植于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 在当代社会，“多元”价值观普遍流行(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或者说是价值的游移和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世俗生存的需要，但无疑又是对中心主体价值体系的消解和颠覆。这种悖论构成了东西小说文本的内在张力。东西深知，在当代社会中，那种绝对的诗性情感已经式微，《救命》中的女主人公麦可可的跳楼行为，就是情感失落后作出的绝望的反抗。小说以麦可可跳楼自杀的场景开篇，给读者以惊心动魄的视觉冲击力。麦可可之所以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情感受挫，男友郑石油不和她领取结婚证。在进入阅读的当儿，我们也许会为麦可可的痴情而动容。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越来越不知所以。郑石油为什么会逃避婚姻？他是一个负心的男子，还是一个十足的骗子？这是我们的阅读期待。但东西并未把这个人物写得多么恶劣，而是让他在后来的故事中处于缺席状态。显然，在这个小说中，作者要凸现的人物不是郑石油，而是麦可可。按常理推断，郑石油一走了之，无情无义，麦可可应该对他死心了。但麦可可的神经并未就此平静下来，而是要求孙畅老师把他找回来。对她来说，郑石油回来了，就意味着爱情回来了。因为麦可可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她为爱情而生，也为爱情而死。在郑石油失踪难觅后，麦可可便有些心灰意冷。于是她把责任归结于孙畅老师，因为他没有把郑石油找回来。为了劝导麦可可活下去，更为了摆脱她的侵扰与纠缠，孙畅将同事匡老师介绍给麦可可。但麦可可并没有就此找到活着的理由，因为匡老师是欲望的符号，要求肉体先行，而麦可可则是精神的符号，她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是婚姻的必经之路。没有爱情等于没有精神信仰，麦可可的生命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所以她不断地追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主人公对自我的质疑，这种质疑显然触及到生存的本质层面。在生命历经种种挫折后，人物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这就意味着小说对生存荒诞性的照亮，也表明小说主题由此上升到现代哲学本体论的层次。在叙事中，东西没有过多依赖“现代派”的先锋手法，但这并不是说东西的创作开始向传统回归，而是相反，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拷问的意义上，这部小说依然显示出东西叙事的先锋特质。而这种思考的先锋性，最终指向的则是一个极具现代哲学意味的命题。 与爱情相比，生命对麦可可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失去了固有的神圣感与敬畏感。小说中多次写到女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尽管每次都出于不同的动机，但说到底，都是为活着寻找理由而不得所致。而麦可可每次的向死而生，皆为孙畅老师援救之故。作为人民教师，孙畅从事着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庄严而神圣，而在小说中，出于责任和良心，他充当了生命拯救者的角色。然而，这种拯救并非出于主动和自觉，而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在实施拯救的过程中，孙畅与妻子小玲一直处于困惑与矛盾之中。他们无法理解麦可可的极端行为，在他们看来麦可可的非常态行为超出了人们一般认可的标准。而此前孙畅夫妇本身过着极其庸常和平凡的生活，生活中激不起一丝涟漪。麦可可自杀事件发生后，那种久违的激情终于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死灰复燃。在我看来，正是麦可可的自杀唤起了他们内在生命激情的涌动。在这个意义上，麦可可对诗性爱情不无偏执的追求，对孙畅夫妇实现了爱的启蒙。关于这种潜在影响，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值得注意。作为对孙畅救命之恩的回报，麦可可给孙畅家送了一台钢琴。钢琴属于小众化的乐器，它是高雅的象征，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但在孙畅夫妇看来钢琴却是可有可无之物，一再表示拒绝笑纳。孙畅说：“如果琴声能当正餐，我就把餐桌扔出去。”这足以证明麦可可与孙畅夫妇之间，在生活追求上存在着难填的沟壑。由此我们要问，孙畅老师究竟能在什么意义上拯救麦可可呢？从后面的情节我们发现，倘使拯救者不在精神上实现自我改造和价值重建，则无法从根本上打消麦可可自杀的念头。在救人与自救中，人物的深度和复杂性渐渐凸现出来。小说的最后，孙畅对妻子的纵情狂吻，也是麦可可诗性精神感召下的行为，这使他们的爱情最终获得救赎。孙畅夫妇以自我瓦解的方式对麦可可的生命实施的拯救，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人类精神失落状态发出的呼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孙畅的灵魂不可避免地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自省。 如果以东西此前的创作为参照，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从思考的深度看，我认为这两部小说都应当被纳入他最好的作品之列。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作品对时代人心的尖锐的穿透性，它直接指向现代人被劫持的精神状态。东西以执拗的方式逼视我们“内心的尴尬”与精神的重负，在对当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剖析中洞穿了我们生存的本相。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