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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先生酷爱周作人的文章，读得深而细，常有新解，能启读书人心扉。三年前读过他的《解读周作人》，以为那十八万字的一本小书真是一部力作。我也喜读周氏作品，但只觉得有味，味在哪里，说不出。读了刘著，便颇能得一点意趣。比如许多人责备周作人后期作品太爱抄书，成了文抄公。《解读周作人》就在《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里有力为之一辩，辩得也确有道理。这些就能使愚钝如我者，开了些窍。我当时以为，解读周作人好像可以说是为中国新文学史里的散文小品门类，解开半壁江山。还有另外半壁，则当从解读鲁迅着手了。人们不是常说吗？周氏二兄弟统领了新文学的散文领域。二先生半壁，大先生亦是半壁。现在我手上有了刘绪源先生的新著《今文渊源》，“今文”者，不是经学的今文、古文之争里的今文，而是指新文学中的白话文，主要是散文。它们的源头在哪里？这书就是要对此有个“新解”。说起来，也是不能只由周氏二弟兄作为两支源头。我想也许这是刘绪源先生在《解读周作人》之后又作了深一层的探讨吧。 人们不能忘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是胡适先生。刘绪源先生细考了胡适个人文章中“谈话风”的风格以及它的渊源：来自《圣经》，来自儿童文学，来自讲演。胡适之文章以后，才是铺天盖地的“谈话风”在新文学里兴起。我之所见极狭陋，我觉得像刘绪源先生细剖胡适的文章，把胡适议论文字当做文艺作品来欣赏，归为一代文风的开创者，实较少，所以可以说这是有创新意义的。以前我们尊重胡适对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尊崇其主张；再者，仰视其学术成就。但是对他当时所用的文体，则较少评及。我极欣赏刘绪源把白话文称之为“文章”。既是“文章”，则必定可读可诵可赏。胡适的文章就是如此。它清浅、直白，又风趣、引人；什么深奥、复杂的道理和事件过程，一经他说，都变得易于接受，可以读得津津有味。 那么这本书就是以胡适开宗。请想，最初主张白话文的人，自己的文章不“白”，何以服众？所以胡适一生的文章都是如此。同时，或略有先后，就是周作人和鲁迅两根线。我最欣赏作者对这三位的区分。胡适的文章可称“一清如水”，这当然好。但是如果所有的文章都是“一清如水”，新文学的散文岂不单调？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新文学散文主张的也不是这种单一。自然有不同的笔调出来。首先是有周作人自觉地提出“美文”，他自己在实践上也更有成就。但周氏的散文，或曰小品，或曰书评，总之不再是胡适式的“一清如水”，相反，“涩”了起来，而且“苦”，有平淡处，与苦涩相间，平淡处也染上苦涩。“苦雨斋”、“苦茶庵”、“药堂”里出来的货，自有它的气味，苦、涩。同时有鲁迅的杂文，那是匕首和投枪，气味又不同。这两兄弟文章又自有相通之处。刘绪源总结这三者的不同，总结得很精确、精辟：胡适的“谈话风”是向着学生听众，周作人则向着与自己站在相同水平上的读者，他的朋友，招手通气；而鲁迅则是写给他的敌人看的。谈话的对象不同，谈话风就不同。后面，作者还说到那位林语堂，他的文章是先学鲁迅，后学周作人，以办“幽默”刊物而广为人知且载于文学史，他也有自己的听众，那就是“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市场”。这是林的谈话风的所向。我喜欢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着重使用和辩明“文人”和“文章”。文人应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修练成“文人”并不易，那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的程度。既是文人，写出什么题材、体材的作品都该是文章。“文章”就该可读可诵。 此著细数胡、周、鲁三根线以下的，或加上林语堂的第四根线以下的、众多追随者、仿效者。刘绪源对这些人里的许多，也作过较细的阅读和研究。所以读者完全可以把此著当做一部散文史来读。我喜欢作者直接论到现在的概念“大散文”。这是直接逼近当代的问题。前几年还在讨论，有人讨论谁是首倡者，什么作品是代表作。作者指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是风行一时，亮出“大散文”牌子，又确实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作者肯定余秋雨“对当代散文发展的贡献”。我也同意这一点。作者又从史的角度指出，余秋雨却并不能说是这一种散文形式的开创者。在余秋雨之前，已有前辈或前导者，比如黄裳先生，他的文集《榆下说书》里的《关于柳如是》和《晚明的版画》就是大散文。“而真正开创了大散文形式的，我以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绪源还说：“这是一部长篇‘论文’，但它有文采，有诗意，有‘余情’，是全完可以作为散文来读的，其生命力绝不低于《文化苦旅》；它研究的是中国审美趣味史，其独创性和学术含量，也非《文化苦旅》所可比肩。”我欣赏这种公允之论。这段历史才过去三十年，但毕竟已成历史，谈出来也算解决“历史问题”，使曾经痴迷于这两部书的读者，若有所悟地会心一笑。 (《今文渊源》/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原载：文学报2011年0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