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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都与此有关。另外一个是充满人生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表示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萧乾所说，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但是，萧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待他人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 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还是多年以前，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老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三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洁若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他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 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4年春夏之际，忽然接到萧乾给我的一封信。信不长，意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和商容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里，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 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利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萧乾对翻译工作本身评价并不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不搞创作。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因为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给人留下话柄。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对别人会如何评价自己、如何对自己进行历史定位有着强烈的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文学史著作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其心态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萧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他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和‘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传统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形势“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在大小批判会上受到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罗嗦，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感到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轻人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不安定。这就是萧乾十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恸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变化。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 ，到八十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思维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信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赢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