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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漠视政治、疏远政治，曾经是一种时髦，后来则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政治冷淡症”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学叙事的流于琐碎和浮薄。 兰摧玉折，事出有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被动地依附于政治，按照流行的政治观念和公式化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种消极的关系模式，是造成文学上“去政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种极端往往导致另一种极端。随着政治对文学过度干预的终结，极端唯美主义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将政治与文学分离开来。在纯文学论者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离文学更远的了。他们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情，或者理解为纯粹的技巧和唯美的形式。这样，文学在为自己设计安逸的生存策略的同时，也选择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 与此同时，外国的唯美主义文学理念，也给无根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价值观上的支持。哈罗德·布鲁姆的“分离主义”文学观，就引起和得到了某些中国支持者的共鸣和回应。这些学者如获至宝地把布鲁姆的“憎恨学派”当做批判的利器，用它来命名那些敢于坦率怀疑和否定的批评家。殊不知，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不仅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内的许多介入性的批评学派命名为“憎恨学派”，而且还将托尔斯泰当做这个学派的“尚未认可的先辈之一”。 布鲁姆的从文本到文本的文学观，完全排斥包括“政治”在内的关联性因素。他说，“审美与认知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他反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他甚至给出一个逻辑不通的审美判断标准：“我本人坚持认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人们会问：“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是如何体现于不同的“个体的自我”身上？所有的“自我”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如何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方法”和“标准”的差异？不同身份、信仰、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人在“审美理解”上是否会有差异？如果有，“憎恨学派”的存在不就是合理的吗？他们的见解和主张不是也可以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吗？更令人费解的是，布鲁姆否认文学的文化功能及社会影响力，甚至说出违背常识的观点：“相信文学批评会成为民主教育或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宣称自己写《西方正典》的部分目的，“就是要挑战左的和右的文化政治学，因为他们正在摧毁批评，也许随之还在摧毁文学本身。”事实上，文学自从产生以来，就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发挥着推进的作用。否认这种影响，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傲慢，而不论其原因何在，都不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文学的本质，不利于人们从“政治”等角度完整地理解文学的价值。 正像政治是人类生活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一样，政治也是文学价值构成中甚为重要的部分。一个时代，总有一部分诗和文，仅仅表现纯粹的个人感受，或者纯粹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如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夜喜雨》和王维的《山居秋暝》里，就很难找到“政治”的元素。但是，一部全面而广阔地展示一个时代生活图景的叙事作品，则不能没有政治的视野，不能没有对生活的政治维度的思考和理解，否则，其表现就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肤浅和虚假的。事实上，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也写过大量的政治诗，正是这些勇敢地介入现实、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时代人们的政治生活境况的诗，才确立了他们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使他们获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同样，鲁迅的《野草》、《故事新编》等想象性较强的作品，无疑显示着他过人的才华，但是他的伟大却主要是由《呐喊》、《彷徨》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批判性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尤其是由那些直接介入现实的杂文作品确立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无花的蔷薇》、《为了忘却的记念》、《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等直接谴责暴政和中国专制文化的作品，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恐怕就会是另一种形象。 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首先是一个关注政治的人，甚至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说：“在一个政治紊乱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为仇敌。每个成员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都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私人利益。”既然政治对人们的生活如此重要，那么以关注和表现人的境遇和命运为职志的作家，怎能丧失关注它的兴趣和热情？加西亚·马尔克斯肯定能够理解并乐意接受霍尔巴赫的观点，因为他曾这样强调政治与文学的血肉关系：“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 生活在20世纪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关注政治，谙熟从政治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时代，反映人们的包括政治在内的生活内容，那么，生活在17世纪的莎士比亚是否也是这样呢？ 阿兰·布鲁姆曾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政治问题，考察过他从政治层面塑造人物的成熟经验和伟大成就。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一点，莎士比亚就不可能写出那些伟大的戏剧。一个作家如果忽略政治，就无法全面而准确地叙述人们的生活，也无法深刻地揭示生活的真相和奥秘。“任何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以政治的变革为先决条件，它们的实现也要依靠政治力量。正是在共同生活中，人们发挥了自身的潜能；正是政权决定了共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如是说。 扮成法官的鲍西娅允许夏洛克从巴萨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但警告他不得带出一滴血。于是，夏洛克只得放弃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不带血的肉，没法割。政治就是文学的肉中之血。除非你选择的是僵死的文学，否则，你不可能割下一磅不带政治之血的文学之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5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