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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日战争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茶地进行时，文坛的主旋律也正围绕着抗战这个关键词而吟唱，曾经是左翼文学得意干将之一并以写作反映东北人民抗战题材《生死场》而登上文坛的萧红却发表了与当时主旋律背道而驰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这也是这位才情横溢的女作家最后的重要作品之一。《呼兰河传》的写作，历时将近两年。《呼兰河传》的完成，清晰地映射出了当时萧红寂寞的心境。1911年，萧红忠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母亲早逝，父亲粗暴，只有祖父的温暖和关爱让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了一丝光亮。在写作《呼兰河传》之前的三四年，萧红经历了精神父亲鲁迅的死亡、与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恋人萧军的无数次分分合合、怀孕、死婴、友人的疏离和不理解，于是，天生敏感的萧红只有一次次的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往事和故乡的回忆之中。这个主动逃离了故乡的呼兰女儿，在中国南端的孤岛上，一次次地回首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呼兰河传》实质上是萧红对自己以往创作道路的一次有意识的回眸。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家族以外的人》中的有二伯、《后花园》中的磨倌冯二成子等人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就是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呼兰就是萧红生命最初的起源，呼兰就是萧红生命中如同子宫一样值得依恋的温暖，也是她在凄凉人世最后的归宿。 一、独特细致的呼兰风情 从《萧红年谱》中我们可以得知，从1927—1942年，萧红的16岁到31岁(这也是她的黄金时代啊)，她一直处在一种漂泊的境地(自愿或者非自愿)，她在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地之间漂泊，如果平均计算，她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一年。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萧红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而这，对一个体质柔弱的女作家来说，是无奈而残酷的。更何况，在这半生当中，她的个人情感一路走来又是那样的崎岖艰辛。 理解《呼兰河传》，我们不妨看她写于1937年8月23日的散文《失眠之夜》。《失眠之夜》中，面对郎华(即萧军)兴奋地对她勾勒着回家的种种情形，萧红伤感地写道：“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也正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使她在抗日硝烟中隔了万里云山回望少年时极力否定的故乡和家庭时，笔端所不经意流露的，竟然是那样温柔而细致。可是，对一个断然拒绝着家族安排婚姻的女子来说，她是没有退路的，她将永远成为故乡和家族的耻辱和笑柄。在爱情和健康双重受伤的情形下，在故乡遥不可及的情形下，她执著写作着《呼兰河传》，这是她在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令人心疼不已的故乡成了她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 萧红在一部仅仅七章的小长篇中，并不急忙为读者经营故事，而是拿出两章的篇幅从容不迫地描述着她已经回不去了却是深深溶进了她血肉之中的呼兰风情。借着对故乡充满诗意的回忆，她一点点地感受着那个遥远却清晰具体的家园。隔着万里云山，萧红又一次地呼吸着北中国的寒风，开始着她的童年回忆：“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写故乡。略带忧愁的文字在形态上的松散却显示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她以散文的神韵来构建了小说的洋洋洒洒。“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们那后花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这个美丽的、细节化和感觉化了的空间，才是萧红真正的故乡。这是萧红永生难忘的地方，闭上眼，她缓慢而认真地写着小城的十字街、东二道街上的学堂和仿佛亘古不变的大泥坑、染缸房、扎纸铺中的纸房子；卖豆腐的、卖麻花的；满天的火烧云……萧红除了平平淡淡地为读者描述着呼兰河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还将呼兰小城在精神上的盛举一一道来，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城女儿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民俗，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对这种浓郁的民俗氛围的着意渲染，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感性而合理的背景。 萧红有着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纤细。我们在这里明显地感受到，萧红关注的绝非生活中的大事，而是生活小节、对事物的感受和反应、某一个刻骨铭心的片断。而且这种描述并不是客观事物的重现，而是笼罩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如：她写到呼兰居民看野台子戏在河滩过夜的情景时，情不自禁地评论到：“不用说这沙滩上是很雄壮的，夜里，他们每家燃了火，煮茶的煮茶，谈天的谈天，但终归是人数太少，也不过二三十辆车子。所燃起来的火，也不会火光冲天，所以多少有一些凄凉之感。夜深了，住在河边上，被河水吸着又特别的凉，人家睡起觉来都觉得冷森森的。”这里与其说是露营者的感觉或是萧红幼小心灵在彼时彼刻的实录，不如说是多年后身心疲惫的萧红凄凉心境的不自觉的流露。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对故乡并不完全是认同和赞赏，她有着完全清醒的认识。她用了将近五千字来描写的东二道街上那仿佛亘古不变的大泥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隐喻和象征，大泥坑让小城人们无所事事的日子有着一点点的波澜、一点点的谈资，其实还远远不止如此，它隐喻着呼兰小城人们那种得过且过、墨守成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心态。萧红看似不动声色的笔触又一次再现着先驱者鲁迅一再深恶痛绝的所谓的看客心理。 二、对童年的温馨回忆 回不去的萧红身心疲惫在寂寞的岛上不可抑制地想伸手抚摸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在革命如烈火般燎原烧尽一切不问世事的人和物时，一个女子远走世外所追求的片刻宁静竟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在与回忆中的故乡对话的同时她也寻到了流浪情感的最终依托。《呼兰河传》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萧红自我救赎的过程。尤其是在对祖父的描写中处处可见作者对烂漫而转瞬即逝的童年的最深切的怀念。“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这是小说第三章的开头。此后这句话一直被寂寞的小女孩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唯其如此，更能见其依恋不舍的心态。“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隔了那么多年的风尘路，寂寞的小女孩写起慈爱的祖父和须臾不离的后花园时，所有的一切越过千山万水历历在目。“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萧红细心地讲述着和祖父在繁华鲜绿的后花园中度过的每一寸的童年时光：种菜、铲地、祖父教她谷穗和狗尾巴草的区别、摘黄瓜、捉蚂炸、温煦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竟有了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这一切让多年后沧桑而疲惫的萧红依然有了一种安全感。“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而“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祖父的无限的仁爱与宽容，使幼年萧红在寂寞小城里，尽情释放着童贞的乐趣。于是就有了储藏室里的探险、后花园里的淘气、水井边赶鸭的恶作剧和清晨吚呀学诗的懵懂顽皮……这一幕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景象，竟是出自当时处于被世人疏离和误解的萧红之手。我们在字里行间，找不到自怨自艾，找不到尖酸刻薄，只有潺潺流淌的童年时光所特有的恬静安宁漂浮在文字中。 那是成年后的萧红最为留恋的时光，那是出走后的萧红最割舍不下的地方。萧红用了一种奇异的孩子的口吻絮絮叨叨地反复着脑海中的细节。在第四章中，第二节的开头写到：“我家是荒凉的”第三节：“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四节：“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五节：“我家是荒凉的。”这种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表达不清的孩子。可是，无论如何努力地模仿，作家萧红都已经远离了童年，远离了呼兰小城。《呼兰河传》之于作家萧红，更多的意义上，是心灵的一次休憩。那些沉重的、不堪直面的，都已经随着光阴的错落起伏雨打风吹而去，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作家萧红面对了更多难以妥协的人和事，因此更加留恋祖父温暖的大手和同样温暖的笑容。 三、深沉悲悯的女性意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萧红由于自身的经历，使她比同时代的作家更能意识到女性的悲哀。她因为是女孩而被父母有意无意地疏忽；也因为是女性，她的情感生活一直处于一种窘迫与尴尬的夹缝；因为是女性，她一次次的饱尝怀孕和生产的痛苦。这一切使她发出这样的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不仅仅是指肉体的伤害，更是指精神层面的创伤。也正因为如此，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无处不在的女性意识。 殷实的小户人家的小团圆媳妇“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刚刚进婆家就招来了邻居的围观和议论：“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十四岁会长得那么高”……她慈眉善目的婆婆因而决定用毒打来修正她(吊在大梁上用皮鞭狠抽、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令人触目心惊的是，婆婆所作的这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而且也得到了邻居女人们的舆论支持。萧红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胡家所发生在太阳底下的罪恶的行径进行着白描。胡家婆婆与小团圆媳妇同为男权社会的牺牲者，但婆婆又自觉地承担着为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塑造标准女人的任务，并以折磨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女性为乐，胡家婆婆企图从中看到小团圆媳妇屈服，但小团圆媳妇的天性使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而最终在婆婆百折不挠的努力下，始终“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死去。萧红写到：“前半夜那跳神打鼓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留下痕迹。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因为一点痕迹也并未留下。家家户户都是黑洞洞的，家家户户都睡得沉实实的。团圆媳妇的婆婆也睡得打呼了。因为三更已经过了，就要来到四更天了”。这无声无息的世界是强大的男权社会的一种写实，充满着无动于衷的冷酷无情。旧时代女人的命运本来就极为可怜，可是有些女人对比她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却用冷酷用折磨来对待她们，以从对她们的战胜中来获得一点可怜的满足，这种比奴隶更可卑的奴才心理是萧红最痛恨的，小团圆媳妇的惨死就是对以胡家婆婆为代表的这种奴才心理的最强烈的控诉。但萧红的语言控制力是惊人的，一切的叙述都是平静的，她没有发表任何的对于生命的感喟，甚至于对于老胡家种种暴行，萧红也没有任何的鞭挞和愤怒，她只是通过一个小孩子好奇的眼光，对人们如何整治小团圆媳妇的种种手法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跳大神到吃偏方、抽帖、洗热水澡、赶鬼等等，手法不乏新奇，场面不可谓热闹，但在这新奇与热闹后面，穿透纸背的是作者对于愚昧无知的血泪控诉和寄予纤弱生命的深深哀怜。 而《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老婆王大姑娘的遭遇同样是揭示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看客心理对女性的摧残和伤害。 和小团圆媳妇一样，王大姑娘丧失了话语权。作闺女时，不相干的邻居们就经常对她的未来作出种种预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划划地说她的好处。”自幼生活在众人眼皮下的王大姑娘最终和冯歪嘴子自然相爱，无意识地违背了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招致了众人的尖酸议论和不怀好意的窥视，这种议论和窥视其实是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杨老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说王大姑娘的眼睛长得不好，说王大姑娘的力气太大，说王大姑娘的辫子长得也太长。”在这种敌意的氛围中，王大姑娘鲜活的生命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过早地凋谢。 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四、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怀 在着力为读者展示呼兰风情的同时，萧红并没有忘记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现实的人生世界。和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一样，《呼兰河传》对小人物的命运的关怀不减，但《生死场》中的小人物置身于民族矛盾的旋涡之中，因而他们的命运持续出移植赤裸裸的惨酷，而《呼兰河传》却致力于展现小人物在一种相对停滞的环境中麻木而被动的忍受生活所有的苦难和悲哀。“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这样的一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更触目惊心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东北小镇居民身不由己的无奈。对生命没有抗争，只有一味的承受。“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卖豆芽菜的王寡妇的独子意外身亡，但“她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不是她的内心没有悲哀，而是对生命，她所拥有的一种木然的悲寂，在粗砺而寂寞的生活的打磨下，王寡妇和呼兰人一样，丧失了对生命细腻而独特的体验。“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为奇了。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 萧红着力为读者展现的另一个小人物是爱骂娘的有二伯。这个贯穿了萧红整个童年时代的老佣人，虽然萧红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他的游手好闲、嚼嘴咬舌、爱说大话、偷东摸西，可读者并不会苛责他——他游手好闲，是年纪已老，他的整个一生都已经奉献给了东家；他嚼舌，是当地的一贯风气使然，并不是恶意中伤；他偷东西，并不是不知廉耻，他又是很在乎别人的说法的。可是，他又怯懦，终于使一次一次不成功的“跳井”、“上吊”的抗议成了别人的笑柄。在这个人物身上，萧红既冷静地展示了小市民阶层的劣根，又在这个人物身上也贯注了作者对整个民族深沉的悲悯。因此，有二伯并不显得另人讨厌，他平凡、卑琐、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交织在一起，更使读者理解他内心的凄楚和多重性格的真实反映，而萧红，又完成了一次对人性直接但宽容的拷问。 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他们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但萧红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旁观者，她是呼兰城的女儿，她和呼兰小城的居民血脉相连，因此她的笔触既有深深的怜悯和狠狠的批判，也有温柔的叹息。 《呼兰河传》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缺少一般小说所常有的缜密的叙述、曲折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正如茅盾所言：“它是一首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呼兰河传》更是一部哀伤而充满绝望气息的昨日遗书，在遥远的岛上寂寞的萧红频频回顾遥远的故土，家乡的一草一木成了她生命的最后的寄托。生的寂寞给讲述中的人和事涂上了一层忧伤而昏暗的颜色。 [参考文献] 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 杨剑影(1970—)，女，江西萍乡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江西萍乡337000 原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原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