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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朋《红宝石》，《中国作家》2011年第11期 中篇小说《红宝石》的情节算不上曲折，却是实打实的，一开一合，一转一收，印痕颇深。王昕朋写“现实”，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回更是贴紧了地面写，一步一丈量，不留余地，与之前专事人间的“闹剧”不同，此次对焦的是现实的残忍与灵魂的妥协。在当下乱象丛生的都市，王昕朋徐缓有致的笔触越贴近一寸，就越渗透一层，迂回于人情人性之间，切口很小，伤口却久痛难愈。 来自贫困县的女孩儿冯蓓蓓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物欲丛生的大城市，生存的艰辛与生活的困窘没有磨砺其精神，却软化了她的意志。在母亲宋佳佳的追寻探问与女儿的逃避遮掩之间，故事的悬念一直留到了最后，冯蓓蓓戏剧性地与她母亲之前的追求者——有妇之夫汪大天签下了行包养之实的“君子协议”。令人咂舌之处在于，冯蓓蓓对所谓的人格、道德与尊严嗤之以鼻，为了过上体面富贵的生活，为了瞬间卸下生活的重担，她走了一条危险而卑微的捷径。然而，她却以为这一切都无可厚非，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不寄托在房子、车子和票子上的灵魂，否则，精神将是如此的卑微而难以自处。 事实上，汪大天与冯蓓蓓及其父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冯蓓蓓提供充足的物质享受、危难时刻解救冯军、治愈宋佳佳的心脏病。这一下令原本简单的善恶美丑之分变得不那么明朗。现实如此，几分缠结，几分无奈，几分痛楚，清晰又模糊，然而，修养的高下、尊严的轻重、人格的力量方才显现。萎缩的精神如何对抗现实的重力和时代的挤压，这是小说所揭示的困惑，也是我们时刻都在抗争抑或妥协的艰难。 小说没有开出药方，也没有光明的尾巴，那是因为现实仍在延续，困惑不曾消减。最后，宋佳佳对冯蓓蓓脖子上的红宝石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由原先的坚决抵制和强烈斥责到分手刹那的“知道了那枚红宝石的价值”，作者之匠心独运于焉呈现。这或许是更加危险的信号，宋佳佳一代人那曾经坚守数十年不变的信念，如今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可以说，精神传统在坚固的现实困境面前渐渐剥落，已经是在所难免。然而如果回到我们欲恨欲爱、欲痛欲快的现实，不难发现，这似乎已经在此一时代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怎样的针砭呐喊都可能投石湖底，一直沉到底，甚至是一个深渊，沉下去一声不响，却很可能是万劫不复。而这个小说好就好在那么一种扑向现实的力量，像鲁迅所说的，身处荒乱的时代而“反戈一击”。 如果单纯以冯蓓蓓这样的年轻女子为视角，那便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妥协和堕落的故事。而作者以母亲宋佳佳的视角来聚焦整个故事，辟出了另一层意蕴。事实上，冯蓓蓓与宋佳佳(包括冯军)的代际价值冲突，早早地以前者的胜利告终，小说末尾，“她(指宋佳佳)失败了，冯军失败了”，这种恶性的同化确乎已经遍地生长，难以遏止。冯蓓蓓是大学生，理应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然而，拖沓而低矮的世俗化走向在她的内心蔓延，殊不知，如此这般稀薄的沉积却比父母一代的价值坚守还要顽固，时代精神的分裂与妥协由此可见一斑。 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一个内涵丰富的隐喻——“红宝石”展现出来的。小说的第一部分就提到红宝石“在圣经中是所有宝石中最珍贵的。还有人称它是不死鸟，说它象征着热情、爱情、永恒和坚贞”。诚然，宗教与世俗之间虽泾渭分明，一定程度而言无法简单断言孰是孰非，世俗化过程本身也无可非议；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至少可以下判断的是，过度的世俗倾向或者以世俗为幌子的放纵与妥协，很容易就演变成恶世俗与反世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在小说中，红宝石的使用价值被无限放大，而精神价值却被完全架空。“物”与“用”蒙蔽和扭曲了正常的文化选择与道德判断。这其中的曲折，究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交，当精神系统和价值观念面临更迭之际，物质世界的丰富以及欲望的膨胀，使中国社会逐渐实现了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拥有了一个饱满的自我，内在的主体性被唤发出来，逐渐转向“恋物”的主体，返归世俗的生活情境，并于此间或化人为物，或从人的身上追逐生活所倚赖之“物”以及精神所依托之“物”。而90年代以来对经济与物质的强化，更使得百年传统中对“物”与“用”倚重变本加厉，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至今仍得不到有效的反思和清算。 时代暗红的鲜血汩汩流淌，人物伤口的淤痕明晰可见。小说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冯蓓蓓远去他国，宋佳佳还乡故里。我们或许应该对两者都寄予同情，因为尖锐的笔尖每刺破一处，便沉痛非常。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