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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到底应当表现什么？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也是每一个作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许多，尤其是看了当下的一些所谓的“畅销”作品和某些时髦作家的种种纯虚构的写作，我心有所忧，不能不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7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世纪，更加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然而，今天作家的写作到底应当表现什么，反倒成了问题。走进书店，打开电视，翻开杂志，满目呈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虚幻世界，猛男刁女，奇装异服，尖腔号叫，不一而足。即使有些揭露黑暗的作品，也穷尽极丑极恶极凶极毒的描写刻画，读着看着让人恶心恐惧绝望，至于作家应有的思想光亮，文人情怀，灵魂关照，热血温暖，阅读抚慰和宽广视野，江海胸襟却无影无踪。这难道仅仅是写作的技巧和方法吗？我认为从实质上看这是根本感情问题和艺术的坚守问题。 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问题非常明白，一个作家的作品表现什么其实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他的作品不应当是自己个人欲望的表现，而恰恰是要把自己的笔和心灵向着创造世界的人民群众深情地呼唤、倾听。要把他们的生活波浪、生命足迹、期待与痛苦尽情地表达出来。深邃而生动，形象而质朴地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风采。而现在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们不少作家因为缺乏对历史、现实发展，尤其是所处的“历史潮流”的深刻认识，他们对生活长河中的光明与黑暗，曲折与激荡、美和丑、假和真在心灵的感知和视野的捕捉中陷入偏激、执拗和冷漠，因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主流和阳光面，感触不到温润与壮阔、艰难与欣慰，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性感的刺激面，情绪的怨恨面，从而热衷于去挖掘表现个人的欲望、妒恨和隐私，而不能用公正的、公平的、理性的、宽恕的乃至是悲悯的态度和眼光对待历史、对待现实、对待生活、对待人。 当我们静下心来，细想想自己读过的那些曾经影响自己的一生，或者引导自己走向写作之路的作品。我们便会发现那些作品中表现的人物，坦露的情怀，放射的思想光芒，乃至对景物、世态、风花雪月的描写又是何等的耐心、从容、智趣、细腻、精粹、瑰美、热情、真诚。特别令我们难忘的，当读到那些心声共鸣、柔肠寸断、大气回荡，抒发主人公内心的感情涌动的文字时，往往会热泪盈眶、心潮起伏，不能自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作家的写作是在用灵魂、用心肠、用眼睛、用整个生命的律动和感悟在写，这是真正真诚的写作，是儿女对母亲最虔诚的歌吟。 我依然相信鲁迅先生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这一论断没有过时。当然，我们用写作表现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铸聚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并不意味着只是一味地歌颂光明。而正好相反，我们仍然需要也必须表现铸造光明的艰难险阻和忧恨痛苦乃至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巨大创伤。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联系群众，感知群众的命运颠簸和感情波澜，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是非心，而且更要扩张自己的胸怀，放开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情感，升华自己的境界，使自己真正成为思想者，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在这里，我还要说，写作者要解决“表现什么，怎样表现”的问题，而批评家则应当更加敏锐、中肯和理性地解决如何评论作品“表现得怎么样”的问题。然而，当下的文艺批评虽然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完全用“私欲”和“己见”写作；但也仍然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不敢触及作品深处藏着的那些让读者早已排斥和怀疑的“小”。有个别批评家甚至真假不察，美丑不辨，善恶不分，肉麻地、不负责地去捧那些“地沟油”般的作品，这与做虚假广告何异。 我们要真正用心和血、用智和情写出的从“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作品，还作家的清醒和清白，真诚和雅致，让作品的生命绽放当代国民精神的绚丽光华。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