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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两部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 在清代，《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为“四大奇书”，而《金瓶梅》甚至被称为“第一奇书”。[1]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给以很高的评价：“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配以《水浒传》为‘外典’（《殇政》），故声誉顿起；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隐，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固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这样的评价非常全面又非常精确。《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鲁迅先生对它更是推崇备至，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2]这已成了评价《红楼梦》的经典之论。 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金瓶梅》评价尤高：“《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尤为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她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她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宋、元话本像《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金瓶梅》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她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这段话尽管不无拔高和溢美之嫌，但其中有很多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产生于明代的《金瓶梅》对问世于清代的《红楼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因此可以说，没有《金瓶梅》便不会有《红楼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红楼梦》又剔除了《金瓶梅》中的糟粕，终于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集大成者。 [1] 清代康熙年间的《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曾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书，在平话中称为四大奇书，而《金瓶梅》堪称其最。”康熙三十四年（1695）曾出现了《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直接把《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 [2] 鲁 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从题材上来看，《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都是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问题的，读者完全可以透过一个家庭的荣枯，窥见社会的兴衰，时代的变化。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第一个从周围的现实生活取材，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样《金瓶梅》就冲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题材的束缚，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新天地。张稔穰先生指出：“从《金瓶梅》开始，那些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思维定势发生了明显的逆转。在它之前，作家们竞相描写的是距现实社会十分遥远的历史生活和幻想世界；而从它开始，作家则将审视的目光移向了现实生活。这一创作思维定势的变化，蕴含着许多值得深思、探讨的课题。”“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主线上的第一个阶段，作家创作的思维定势是通过发端于历史的古往故事，完成对圣君贤相、正常秩序、公道正义等渴慕向往的远距离寄托。”“《金瓶梅》的作者率先将艺术审视的目光从尘封土埋的历史资料和諔诡荒忽的神魔世界移向了五光十色的现实社会，写下了他对现实人生的观察与认识，思考与忧虑。……这部小说的创作思维，已由过去的远距离寄托发展为对现实生活的近距离观照。”[1]问题看得很准，并且说得也非常透彻。 《金瓶梅》在选材上立足现实，勇于创新，彻底突破了中国小说史上讲史、传奇和神话故事的窠臼，使古代的长篇小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有人曾经这样说：《金瓶梅》“从《西游记》的天上神宫回到人间世界；从《三国演义》的英雄争霸，历史兴亡，缩小到妻妾纷争，家庭纠葛；从《水浒传》的农民起义，在封建统治堡垒外部组织武装斗争，转移到商人资本在封建堡垒内部进行腐蚀破坏。”[2]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题材上的开拓创新的重要意义。 虽然《金瓶梅》主要描写了恶霸商人西门庆一家的生活情景，诸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社交往来、妻妾争斗等，但是却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罪恶本质。叶朗先生指出：“《金瓶梅》对于社会生活的描绘，也有新的特点，那就是通过描写一个家庭来写整个社会的面貌。”“《水浒传》、《三国演义》都不是专门写一个家庭，一般也不写家庭的日常生活。林冲有家庭，但林冲的家庭生活在小说中并不描写。《三国演义》只要写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不写家庭生活。《金瓶梅》则不同。它用聚光灯照亮一个家庭，把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很具体、很细微的描绘出来。但是，它又并没有把这个家庭孤立起来写，而是把这个家庭放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来写，这样，通过写这个家庭就写出了很广的社会生活面。”“在小说史上，从一般地写社会，写社会的重大事变，变为写一个家庭，通过一个家庭来写社会，这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进步，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它同样反映了小说家对于人生的深入。”[3]尽管《金瓶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演变而来，假托北宋时代，但是其实质却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从而显示了我国写实主义文学的实绩。这种以小见大、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手法，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郑振铎先生指出：“它（指《金瓶梅》，笔者注）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然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的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4]这充满着感情的话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红楼梦》也是如此。作者曹雪芹选择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细致入微地描写贾府诗酒饮宴、喜丧礼仪、男女情事以及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情形。虽然作者并不明言所写出于何朝何代，故意将“真事隐去”，写的是“假语村言”，但是小说中贾府的由盛到衰，正是作者所生活的清代中国封建大厦将倾形势的生动写照。 而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又远远超越了《金瓶梅》。虽然《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一个家庭的兴衰变化，但是《红楼梦》所描写的代表四大家族的贾府，远比西门庆一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而对封建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来得更深刻，也使小说具有了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性质。 《红楼梦》中贾府是一个封建贵族世家，是封建制度的具体体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固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但是却是清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盛世”。曹雪芹的高明就在于，他在小说中集中表现了贾府不可挽救的衰败趋势。在这个大家族的男性主子中，实际已经没有一人能够撑起大厦将倾的危局。即便有祖父遗风的贾政，其实能力也本平平，不足称道；贾宝玉倒是与众不同，但是他所走的是一条叛逆的道路，已经是“于国于家无望”（第三回）；贾珠或许可以继承家业，但是小说开篇之前，他已经抛下李纨而到了另一个世界中。而其他男人不论“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几乎无不是“渣滓浊沫”，只知吃喝玩乐，声色狗马，腐败无能，贾府已经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贾府的大多男人，都已道德沦丧，正如焦大和柳湘莲他们所分别痛骂和指斥的：“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第七回）“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第六十六回）他们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在贾府中从主子到奴婢，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主子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骨肉相残，嫡庶相争，妯娌相斗，夫妻同床异梦，矛盾十分激烈。贾府虽然是大家望族，但是由于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其结果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到后来，偌大的贾府，竟然连二两可用的人参都找不出来，王夫人虽在贾母处找到一包“手指头粗细”的人参，但是周瑞家的却说：“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他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第七十七回）这一截“朽糟烂木”般的人参，不就是即将走向崩溃的贾府的最好象征吗？ 《红楼梦》中的贾府可以说是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借描写贾府的逐渐走向衰败，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发展趋势。“二知道人”蔡家畹在《红楼梦说梦》中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红楼梦》在选材上的典型意义和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支 冲：《〈金瓶梅〉评价新议》，《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 叶 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原载：刘永良博客 原载：刘永良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