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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少数民族作家们说改革开放后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自上世纪80年代始，您在《民族文学》杂志社工作了20多年，能否谈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 特·赛音巴雅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新中国诞生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历史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提出，对我国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80年7月，中国作协、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我认为这个会议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参加这次会议的少数民族作家，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批转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在这份历史性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以及有关的文学期刊都应把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为了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发表园地，中国作家协会将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少数民族文学》。《纪要》里建议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奖。《纪要》还特别提到加强和改善党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领导。 记 者：《纪要》中提出的几点意见、要求和具体措施中，创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的文学刊物的举措意义深远,非常重要，这样就为少数民族作家发表作品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园地。 特·赛音巴雅尔：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之后，没过一个月，中央正式批准了创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刊物，而且从内蒙古自治区调来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同志主持这项工作，开始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杂志，1981年1月正式创刊时正式命名为《民族文学》。 记 者：我是1982年3月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民族文学》工作的，当时您已经在《民族文学》了。 特·赛音巴雅尔：1980年8月末，我从中央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调到中国作协，参与创办《民族文学》的工作。《民族文学》第一任主编是陈企霞、副主编是玛拉沁夫，编辑人员是从北京、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等省、市、自治区调来或借调来的，如：王谷林、达木林、特·赛音巴雅尔、那家伦、伍略、韩昌熙、娜仁戈娃、许国荣、王文平、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他们几乎都是在本民族或本地区很有声望的作家或编辑家。 记 者：这种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别的国家似乎从来没有过。 特·赛音巴雅尔：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我们中国有。这完全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体现我们党的文艺方针的英明。 记 者：1980年初，据我所知,玛拉沁夫就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反映，“文革”结束后，内地的文学形势非常好，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形势还是一片沉寂，希望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更多地关注和领导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还特别提到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特·赛音巴雅尔：今年3月11日，我拜访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中国作协工作的副部长贺敬之。贺部长说：“我1980年由国务院文化部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中国作协工作期间，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建议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二是提出要办一个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少数民族文学》；三是建议中国作协领导班子中必须有一个懂得少数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干部，并推荐玛拉沁夫，把玛拉沁夫调入中国作协的工作也是我做的。那时候，玛拉沁夫虽然没有正式调到中国作协来，但和我有联系，找过我，谈过如何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我对玛拉沁夫说：‘首先搞个刊物，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刊物《少数民族文学》。'后来，这项工作由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和冯牧去做了，创刊时改为《民族文学》。” 记 者：您是一个幸逢大好的文学春天的人。 特·赛音巴雅尔：我是第一个调进《民族文学》的编辑，后任《民族文学》副主编。《民族文学》的第一次主编办公会议，是我做的记录；《民族文学》的第一次编委会议，我是筹备会议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关于《民族文学》，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中宣部、国家民委、中国作协的领导对《民族文学》的创刊，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非常重视。1981年夏，《民族文学》召开第一次编委会议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专门抽出时间来参加会议，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把《民族文学》办好。贺敬之同志还多次参加过《民族文学》举办的少数民族作家笔会。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亲自参加一个文学刊物的编委会议和笔会，以前是没有过的。我记得，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和冯牧、葛洛等同志，对《民族文学》的工作，也非常重视，特别是分管《民族文学》的书记处书记葛洛同志虽然年老体弱，但经常来《民族文学》，调查了解，解决问题。 记 者：国家民委领导对《民族文学》也是很支持的。 特·赛音巴雅尔：是的，国家民委的历届领导，如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都对《民族文学》的创刊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民族文学》创刊后的头十年，整个出版经费都是国家民委给的，后来召开的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等很多比较大的活动，都是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 记 者：《民族文学》创刊初期是如何打开工作局面的？ 特·赛音巴雅尔：1980年8月，玛拉沁夫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到北京，主持筹建《民族文学》杂志，做了很多工作，他说：“办刊物，没有稿子不行。”为了解决稿源问题，他亲自起草了一封约稿信，约1500多字，他对我们说这封信不能打字复印，要手写，表达我们对作家的尊重，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意。为此，我和达木林同志帮他抄写这封信，共抄写了300封。信发出去不久，稿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他这个主编，不像别的主编，亲自看稿子、改稿子、编稿子，不仅改小说，而且也改理论稿子、诗歌稿子。可以说，《民族文学》上发表的很多好作品都是他改出来的，这一点读者是不了解的，我们是一清二楚的。 记 者：稿件多，刊物就好办了。 特·赛音巴雅尔：很多老作家，如彝族的李乔、白族的杨苏、壮族的陆地、侗族的苗延秀、满族的关沫南、蒙古族的敖德斯尔、藏族的饶阶巴桑、朝鲜族的李根权、土家族的汪承栋、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哈萨克族的库里班阿里、东乡族的汪玉良、达斡尔族的孟和博彦等同志接到约稿信后都寄来稿件，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如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涂志勇，土家族的李传锋、蔡测海，朝鲜族的林元春、南永前，蒙古族的阿云嘎、力格登，维吾尔族的巴嘎拉西、吾守尔，满族的孙春平、边玲玲，藏族的扎西达娃、阿来，哈萨克族的米尔扎汗、艾克拜尔，壮族的冯艺、潘荣才，白族的景宜，纳西族的戈阿干，景颇族的岳定，达斡尔族的阿凤，鄂伦春族的敖长福，畲族的雷德和等等都是在《民族文学》上发表作品，走向全国的。 回想起来，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大好形势下，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创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刊物《民族文学》，举行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各民族作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解放思想，同心同德，努力创作，推动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值得我们回顾、珍惜和歌颂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阳光灿烂百花争艳的春天！ 原载：《文艺报》2008-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