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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0日至2月3日期间，由纽约“妇女企划与制作中心”和“剧作家视界”联合推出的戏剧《卡森·麦卡勒斯：不确切的史实》在纽约百老汇首轮上演，将麦卡勒斯这位曾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神童”女作家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注：Margaret B.McDowell在Carson McCullers（1980）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英国著名作家普里彻特（V.S.Pritchett）曾于1955年称麦卡勒斯为“当代最优秀的美国作家”；美国批评家沃尔特·阿伦（Walter Allen）在 The Modern Novel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64）中称她为仅次于福克纳的“南方最出色的小说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一直把她看作“奇迹的创造者”；美国作家戈尔·伐达尔（Gore Vidal）将她称作“南方最伟大、最负持久声望的作家之一”。Judith Giblin James在Wunderkind：The Reputation of Carson McCullers，1940-1990（1995）一书中指出：20世纪四十年代的评论家经常把麦卡勒斯排在福克纳前面，认为她比福克纳更有才华，其作品更富有趣味；直到福克纳于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状况才骤然改变。） 该剧由美国当代著名女同性恋作家萨拉·舒尔曼创作，以麦卡勒斯坎坷人生中的一些主要事件和社会关系为线索，同时穿插其作品中的若干场景和对白以表现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观，有效地达到了人物现实生活及其艺术世界两者有机结合的戏剧效果。但是，剧本对麦卡勒斯的生平作了较大的改动，有选择地将历史人物的许多重要经历忽略不计，并大胆地将某些事件合并或打乱时序，从而有意突出了麦卡勒斯生活和性格中有异于常人的层面，比如生理和心理疾患、酗酒、性倒错等。这样，《卡森·麦卡勒斯：不确切的史实》由于“不确切的史实”和“恶梦般的人物形象”而引发的争议使得麦卡勒斯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注：评论家Lenora Inez Brown就该剧创作对舒尔曼所作的一次简要访谈，其文字材料见于“The Eyes of Carson McCullers，”New York City Feb.2002。有关评论文章见于：Charles Isherwood in Legit Reviews，Jan.28 Feb.3，2002；Carlos L.Dews，“A Question of Balance，”New York Times，3 Feb.2002；Don Shewey，“Reclaiming McCullers，”The Advocate 5 Feb.2002；Michael Feingold，“Creature Comforts，”The Village Voice，Feb.5，2002，等等。评论者大都对该剧篡改史实、扭曲人物形象的做法表达了负面评价。） 关于麦卡勒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诸多当代评论家表现出不确定的态度：麦卡勒斯研究者、传记作家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在1987年写道：“至于她是否算得上主要作家，评论家尚在争论这个问题”（Carr 301）；到了1996年，莉萨·洛根仍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评论家“不能确定她是一名主要作家还是次要作家，现代主义作家还是乡土作家”（Logan 2）。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在20世纪四十年代便完成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就连1961年发表的《没有指针的种》也是在这十年间开始酝酿成形的。本文将聚焦于麦卡勒斯四十年代的四部小说，对五十年来麦卡勒斯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 卡森·麦卡勒斯重要作品之人物往往都有一种精神隔绝症。处女作《心灵是孤独的猎手》（1940）几乎包括了作者日后创作中的所有主题，其思想深度使人很难相信她当时的年龄。小说以居住在南方小镇上的聋哑人辛格与其他四个主要人物——饭馆主人比夫·勃拉农、工运分子杰克·勃朗特、少女密克·凯利以及黑人医生梅迪·柯普兰——之间的“卫星式”平行关系为主要线索展开，这四名性格身份迥异、彼此隔绝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把辛格当成倾诉对象，将其奉若神明，向其发泄内心的郁闷以寻求心灵慰藉。不料，当辛格得知他的聋哑朋友、贪婪自私的安东那普罗斯去世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精神寄托，自杀身亡，而其他人对生活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在迷惑不解中重又陷入了孤独困顿之中。《金眼睛里的映像》（1941）以军营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两名军官、一名士兵、两个女人、一名菲律宾男仆以及一匹马”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泮德顿上尉是个性无能者，极力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心理倾向，并纵容其情欲旺盛的妻子列奥诺拉与兰登少校私通，在妻子的情人身上获得一种变态的满足感。兰登少校的妻子艾里森身体孱弱而感情细腻，苦于无法得到丈夫的理解，只得与崇拜她的菲律宾男仆阿纳克列托相依为命；她在极度压抑下精神几近崩溃，一次竟用园艺剪刀剪去了乳头。负责照料泮德顿家马匹的士兵威廉斯偶然引起了泮德顿上尉的注意，在上尉心里激发了强烈的爱憎情感。威廉斯则由于无意间看到了列奥诺拉的裸体，便接连几次在夜里潜入泮德顿家偷窥熟睡中的列奥诺拉，终于被泮德顿上尉发觉并当场遭到枪杀。尽管作品对畸形人物及其心理、行为的深入探索最初招来了众多非议，却使作者从此以“哥特作家”而闻名。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围绕沉闷的南方小镇上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叙事。个性和外表颇为男性化的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上最富有的女人，为人冷漠苛刻。几年前，镇上的恶棍青年马文·马西曾经迷恋上了爱密利亚并决心为了她痛改前非；不料，他在婚后十天内受尽了被冷落的屈辱并最终被赶出家门，不久便因谋杀和抢劫罪坐牢。直到六年以后，李蒙被出狱归来的马西吸引，两个人联手处处与爱密利亚作对，爱密利亚只得同马西约定日期在咖啡馆决斗。幻灭的爱密利亚过起了隐居生活，小镇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沉闷状态。《婚礼的成员》（1946）与《伤心咖啡馆之歌》一同被评论界誉为麦卡勒斯最杰出的两部作品。该作品采用了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传统模式，集中叙述了十二岁的南方女孩弗兰西斯·亚当斯四个夏日的经历。弗兰西斯是小镇上珠宝匠的女儿，穿着行动都象个假小子，常常为自己高出同龄人一头的个子感到苦恼。她梦想远离气候闷热、气氛沉闷、生活单调乏味的南方小镇到异国周游探险，同时也渴望着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婚礼那天，弗朗西斯眼巴巴地看着新郎新娘离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们透露自己的计划。失望中，她连夜逃出家门，本想搭乘过路的货运列车离开小镇，却由于行动失败而在大街上游荡，结果被警察发现，通知父亲将她领回家去。秋天，约翰·亨利痛苦地死于脑膜炎，贝伦妮斯辞职再婚，弗朗西斯也要随父亲搬家了。小说结尾处，弗朗西斯在粉刷一新的厨房里做三明治，等待新朋友玛丽·利特尔约翰来访。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于那类情感特别丰富和精神畸形变态的人物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且总是在小说中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个神经质式的凋零者，总是由于精神得不到解脱而离开人世，并且总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 二 人之孤独与爱之无能构成了贯穿麦卡勒斯所有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麦卡勒斯本人在1957年曾经写道，“我想，我的中心主题是精神隔绝主题。当然，我总是感到孤独”（Carr 305）；另外，她在1959年发表的散文“开花的梦：写作札记”中再次提到“精神隔绝是我的大多数创作主题的基础。我的第一部作品与此相关，几乎全部有关，此后的所有作品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涉及到它。爱，特别是一个无力偿还或承受它的人的爱，是我选择作为表现对象的怪诞人物的关键所在——那些人身上的生理残疾象征着他们无法爱或被爱的精神残缺——亦即他们的精神隔绝”（McCullers 280）。此后，“精神隔绝”便往往作为关键词频频地出现在麦卡勒斯评论中，其结果不仅把麦卡勒斯的作品变成了一个主旋律的多个变奏体从而使其创作主题范围显得狭窄单一，而且使作品超脱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普遍人性的象征和永恒真理的符码体系。 “新批评”对麦卡勒斯评论造成的决定性影响，可以具体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新批评”导致评论界长期忽视了麦卡勒斯作品在具体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以至于作者对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前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从而导致作品主题的误读。如詹姆斯所言，“新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层面屈从于文体特征和模式：主题的概念不再象以往一样被认为来自于戏剧性冲突之中，而是被片面地理解为对文本衍生的反讽和悖论的陈述（James 7）。尽管在《心灵是孤独的猎手》发表后还不到一个月，麦卡勒斯本人就公然宣称这部作品是“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讽刺寓言”（Paterson 11），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在当时的衰落使作品的政治色彩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这方面的评论不仅寥寥无几而且评论者对作品的“无产阶级内涵”几乎全部采取了否定或者不屑的态度。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虽然肯定了麦卡勒斯对黑人个性和境遇的人性化描述，却也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作品的文体特征和神话原型分析上面，而对作品的社会意义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直到1971年，赖特浅尝辄止的关于这部作品的自然主义成分问题才在约瑟夫·R·米利查普的论文里得到深入阐述；而麦卡勒斯本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讽刺寓言”的论断到1977年才被南茜·B·里奇放回到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民主与集权对抗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其二，由于“新批评”的理论来源于诗歌批评实践，所以评论界对小说作品中的诗性成分给予了过度关注。在这种影响下，麦卡勒斯小说的大量早期评论焦点都集中在作品的诗性特征上面，甚至有些评论家将她的小说描述为“抒情诗式”文体。这样一来，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几乎被其象征主义寓意削弱甚至埋没掉，其直接后果就是场景描述和人物刻画被剥夺了历史文化个性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抽象寓意。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提出的爱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叙述者宣称，爱作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其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沟通，前者虽然饱尝孤独的痛苦折磨却掌握着主动权，而后者则由于受制于人而产生恐惧和憎恨情绪；这个观点一直被公众当作普遍真理乃至警世恒言反复引用。这种做法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以“新批评”为导向的麦卡勒斯研究大多忽视甚至割断了个人遭遇和生活感悟与机构化暴行二者之间的关联，诗性分析掩盖了文学作品的深层社会意义。 其三，“新批评”派与美国南方地区的特殊“血缘”关系不仅引发了评论界对南方文学的特殊兴趣，而且使南方作家与乡土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在一定程度上狭窄地预设了许多南方作家的批评方向，同时把他们置于福克纳的阴影之下。具体到麦卡勒斯个人，詹姆斯指出包括地域、性别及性取向在内的一系列身份个性因素影响了评论界对她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致使至少三十年间的麦卡勒斯评论局限在单一主题上面：“这些条件自动地限定了范围和相关性，致命地削弱了她的价值，使她成为偏见的牺牲品”（James 3）。1959年，伊哈布·哈桑在“卡森·麦卡勒斯：爱的炼金术与痛苦的美学”一文中首次将麦卡勒斯对“怪诞”的哥特式表现手法放在南方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指出：麦卡勒斯的哥特式想象来源于注重传统和群体价值的南方生活现实并且从“精神隔绝”概念中汲取了特殊的活力（Hassan 207）（注：1950年，田纳西·威廉斯在《金眼睛里的映像》“新方向”版的序言中为作品的哥特性作了合理辩护。在这篇序言中，威廉斯首次提出了美国（南方）“哥特流派”的概念。）。哈桑从此首开了麦卡勒斯批评传统的另一先河，六、七十年代的许多评论家都尝试在南方文学传统内部评价麦卡勒斯。克劳斯·柳伯斯、切斯特·E·艾辛格、罗伯特·德雷克、德尔马·尤金·普雷斯利、里查德·库克等人把她划归为“有局限性的次要作家”甚至“失败的作家”之列，理由是她“没有能力把握住传统的重负和地域的特征并从中获得一种福克纳和沃伦等南方作家特有的激情”，“没有捕捉到南方的地域感”而且“游离于‘当代意识形态冲突’以外”，“忽视了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没有把作品置于恰当的背景中”等等，同时他们倾向于把她的“失败”归因于她早年作出的脱离这片赋予她创作灵感的土地的选择（Logan 8-9）。1977年，小路易斯·D·鲁宾则从麦卡勒斯的个人经历出发进一步了证明作者对痛苦和孤独的独特体验与南方社会僵化的社会习俗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一个社会习俗僵化到任何不合乎规范或者越轨的行为都会显得很突出的群体之中才可能产生这样的独特感受；同时他认为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使麦卡勒斯的作品根本“不容许作选择性评判”，亦即不适宜作理性分析的对象（Rubin 139）。 三 早期“新批评共识”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性别的缺席：作家的性别问题不仅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而且被看作作品局限性的根源所在。女性主义批评家对麦卡勒斯作出的修正性解读大体表现出以下三种倾向： 首先是女性形象批评。这类研究聚焦于麦卡勒斯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境遇以及身份界定问题。《心灵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密克·凯利和《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西斯分别得到了特别的关注。青少年时期自始至终构成了麦卡勒斯创作的一个主要题材，其作品多以青少年人物为主角，除上述三名少女以外还包括《没有指针的钟》中一白一黑两名少年以及《金眼睛里的映像》和《伤心咖啡馆之歌》中一些心智尚且停留在儿童状态的成年人，如士兵威廉斯、菲律宾男仆阿纳克莱托、爱密利亚小姐、李蒙表兄等人物。美国文学中的青少年形象诞生于内战以后的19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大量涌现，到了二战以后才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莱斯利·A·菲德勒在弗兰西斯与黑人厨娘蓓蕾妮斯身上看到了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与吉姆之间的关系的翻版，把两对关系一并作为例证来说明美国文学中潜在的跨种族同性恋模型；哈桑则不加区别地将麦卡勒斯同贝娄、塞林格等作家笔下的青少年形象统统归入现代社会的反叛者之列，麦卡勒斯塑造的青少年则因其怪诞而在他眼里更具代表性和象征价值。同时，对于菲德勒来说，少女密克和弗兰基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心理和在性面前的逃避行为是“哥特式同性恋”冲动的体现，这种观点多少带有“过度阐释”之嫌；而哈桑根本无视密克和弗兰西斯区别于其他青少年人物的性别身份。在五十年代的评论家之中，偶尔有个别人将性困惑与少女身份联系起来考虑，如詹姆斯·威廉·约翰逊，却也是仅仅指出性困惑更常见于主人公是少女的情况而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未加分析。直到八十年代，评论界才开始重视麦卡勒斯笔下青少年的女性身份。芭芭拉·B·怀特、琳达·赫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评论界对麦卡勒斯的性别偏见。不同于将“精神隔绝”看作孤独产物的传统做法，怀特在“精神隔绝”背后看到了性别歧视在少女成长过程中起到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成年女子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束缚的命运使少女对成年世界产生逆反心理，不愿进入成年；另一方面，少女却害怕自己达不到父权社会为女性规定的性别身份标准，特别是在外表上不够美丽。同样，赫夫也指出了密克和弗兰西斯拒绝进入成年的心态，并且相应的对两部作品的结尾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解读：她认为两名少女最终接受女性身份是一种无奈的让步做法，既非主动接受姿态，也非积极肯定态度。 其次，将文本放到女性文学传统之中加以解读构成了麦卡勒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第二种主要趋势。在“神圣的树林与毁坏的花园”（1985）中，路易丝·威斯特林把麦卡勒斯、尤多拉·韦尔蒂和弗兰纳里·奥康纳一同置于南方妇女文化传统的背景下集中讨论。她认为这个特定的传统是南方女作家对南方社会规定的限定性“女性特质”不断挑战和质疑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评论界长期以来有意将南方文学传统男性化的现象的修正，从而有助于把南方女性作家从福克纳的阴影下解脱出来。针对麦卡勒斯，威斯特林在对文本内母亲的缺席、同性恋和双性人形象、易装癖等现象的分析中认识到女主人公对性别界限的探索。埃米莉·米勒·巴迪克的《罗曼司的诞生：女性作家与霍桑传统》（1994）一书在女性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重新对麦卡勒斯作出阐释。起源于霍桑的男性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着眼于在永恒的孤独状态下渴望人际交流的个体，而女性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则把创造力与家庭和群体联系起来。巴迪克认为，女性浪漫主义传统在麦卡勒斯的文本中表现为“多声部、作者中心权威的消解和开放性结尾的不确定意义”。另外，桑德拉·M·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两位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把麦卡勒斯同南方女性哥特传统联系起来讨论。她们指出，南方女性哥特传统强调的是性冲突和性别困惑，它直接对二战以来女性主义遭到的攻击作出回应，而麦卡勒斯作品中“男性的恣意妄为或者野蛮暴行”和“女性的异质特性”（female freakishness）体现了战后女性对父权制霸权构成的威胁和给社会带来的恐慌。 最后，近期女性主义对麦卡勒斯研究的贡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强调意识形态批评的文化研究领域。如果说前两类女性主义批评传统间接地指涉了麦卡勒斯文本中的政治文化批评层面，这一类研究则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背景推到了前台的显要位置，从边缘提升到了中心地位，进一步拓宽了批评视野。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写于1980年的《三个女性主义读本：麦卡勒斯、德拉布尔、哈贝马斯》起到了提纲契领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号召评论界在传统视野以外寻找新的途径来重新解读麦卡勒斯，同时超越“失去纯真”等既定主题探索文本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以及身份边界界定问题，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中“他者”的建构机制达到批判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这类研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卡勒斯笔下少女形象的“双性同体”分析。克莱尔·卡亨在《哥特镜像与女性身份》（1980）文中宣称“双性同体”形象“已经成为象征当代妇女的核心意象”，该文章从心理分析学的视角对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双性同体”思想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1992年，L·塔埃茨施分析了中密克·凯利和比夫·勃拉农两个“双性同体”人物形象的性格变化轨迹，并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前者的双性同体性呈逐渐减弱的变化趋势，直到小说结尾处随着人物对女性角色既定模式的接受而消失殆尽；后者则恰恰相反，其逐渐增强的双性同体性赋予他艺术家般的敏感心灵和悲悯情怀并使他获得了明察世事的顿悟。如詹姆斯所说，20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青年在选择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无性恋上面获得的更大自由度给“双性同体”概念带来了新的活力；在当代文学中性别界线日益模糊化和性别角色逐渐消解的趋势下，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双性同体”特征会被当作积极力量得到进一步挖掘（James 189）。 四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酷儿理论对麦卡勒斯研究的开拓性影响。洛里·J·肯沙夫特于1996年首次发表了“同性爱与人际关系：从‘累斯嫔’的角度解读卡森·麦卡勒斯”一文，尝试在被放逐到主流文化边缘的酷儿文化背景下阐释麦卡勒斯的“精神隔绝”主题。她指出同性爱是麦卡勒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而作者的个人生活经历表明她是完全有条件深入地接触到当时的同性恋文化和暗语的。同时，她认为，这种同性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性恋者身份的确立，因此比较稳妥的解读方式不是界定“同性恋文本”而是借助于同性恋的视角重新审视麦卡勒斯的小说世界。从而，麦卡勒斯著名的爱的理论获得了特定的含义：禁区中的爱使个体比常人更深切地体会到孤独和隔绝；作者对青少年题材的偏好也得到了相应的解释：内化的同性恋恐惧使她不能直接表现成年女子的同性爱欲望，而是选择用少女的性困惑来表达同性恋者对异性恋文化反抗和顺从的矛盾心理；而且，作品的怪诞手法也由此产生了新的意义：在一个视同性恋为残疾的文化语境中，怪诞恰当地反映了边缘人隔绝的生存状态。如肯沙夫特所言，这种视角“不仅考虑到人物对同性怀有欲望的可能性，而且还考虑到这种欲望可能通过文本和历史背景与某种更为宽泛的、针对‘女人’和‘男人’概念的文化内涵的反叛意识联系起来”，因而使文本解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Kenschaft 231）。1999年，雷切尔·亚当斯在“美好与怪异的混合体：卡森·麦卡勒斯的酷儿小说”一文中从分析《婚礼的成员》和《没有指针的钟》两部作品里反复出现的“freak”（畸零人）和“queer”（酷儿）两个相关概念入手，指出了麦卡勒斯作品的历史特定性。在亚当斯看来，“两者的作用并不在于是否对应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取决于它们对行为规范和社会等级划分的否定”：后者宽泛地涉及有悖于异性恋规范的行为和欲望及其派生的同性恋状态，前者特指那些身体表面表现出明显的酷儿倾向的人；两者都为主流社会所排斥，它们的存在则使位于主流社会秩序中心的极端性、矛盾性和不和谐因素突显出来。文章指出了这两个概念与种族和性别身份之间的关联，并提出充分的论据证明文本中的个人经历和社会批评两个层面交织在历史事件——二战的结束、冷战伊始的偏执和从众心理、弱势种族和性别群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构成的语境中相辅相成，从而有效地修正了传统上的“精神隔绝”的原型意义和普遍价值说。 同性恋作家萨拉·舒尔曼于2000年发表“麦卡勒斯：经典之殿的牺牲品？”一文，简要地回顾了评论界对麦卡勒斯的反应并指出其中的一个明显规律：主流评论家大都认为麦卡勒斯的作品诡异怪诞甚至呈病态，而黑人和同性恋批评家如赖特和田纳西·威廉斯却一致称道她的作品“健康、富有感染力并且很了不起”（Schulman 40）。舒尔曼将这个奇特的现象归因于文本中潜在的同性恋色彩，包括“同性恋、压抑的同性恋、预期的同性恋或者不健全的异性恋”：在她看来，《心灵是孤独的猎手》的“哥特”因素就在于这种弥漫于文本中无法分离出来的同性恋意味。同时，她指出麦卡勒斯早期刻画的犹太形象及其擅长描写的怪诞人物“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她自身独特感受的折射”。由此，文章在文本和作者生活经历的互文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麦卡勒斯压抑的同性恋欲望借助文学形式得以宣泄；其作品中隐藏的丰富内涵只有许多处于“他者”地位的读者才能体会。舒尔曼对麦卡勒斯的兴趣促使她自2000年起开始策划一部反映麦卡勒斯生平的传记体戏剧，麦卡勒斯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超越性别界限的人物，舒尔曼解释道：“因为她没有找到自己所属的类别，所以她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一系列遭到惩罚、受到鄙视的人身上”（Schulman 40）。无论评论界对这部戏剧如何评说，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视角本身极大地丰富了“精神隔绝”的内涵。 综上所述，“新批评共识”代表了早期麦卡勒斯评论的主流方向，而且至今仍然在麦卡勒斯研究领域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与生理残疾人、社会畸零人、具有反叛意识的青少年形象和南方文学传统上的怪诞手法密不可分的“精神隔绝”主题成为麦卡勒斯创作及其作家身份的标志。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十年来，不同时期的麦卡勒斯研究者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破解这个“精神隔绝”之谜，而后期评论家的贡献就在于不断超越“新批评共识”的局限性，在特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实现“精神隔绝”主题内涵的探索性解读。如洛根所说，麦卡勒斯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地澄清她所表达的那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理’”，而“麦卡勒斯的研究史则是围绕界定她的身份的一些意象、传统和假定展开争议的过程”（Logan 11）。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文化思潮和批评理念给麦卡勒斯的身份赋予了多重可能性，使其小说世界在简单的表象下呈现出了纷纭变幻的复杂性。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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