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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2日，美国作家凯特·克里斯滕森（Kate Christensen）以长篇小说《大人物》（The Great Man）摘获福克纳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五位女性得主。这一奖项为纪念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而设立，从1981年举办第一届至今，已有菲利普·罗斯、E.L.道克托罗、约翰·厄普代克和唐·德利罗等文坛大腕获此殊荣。与他们相比，克里斯滕森称得上“小荷才露尖尖角”。 1962年，克里斯滕森出生于美国加州的伯克利，父亲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好战的黑人组织黑豹党及其它一些激进团体的法律顾问，母亲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克里斯滕森自小沐浴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嬉皮文化的风风雨雨，世界观和价值观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异后，她随母亲迁居相对宁静的亚利桑那州，置身新环境，她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上大学时，克里斯滕森选择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里德学院的英语专业，在这所人文学科远近闻名的私立大学里，她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竟然自卑得连话都不多说。毕业后，她攻读了艾奥瓦大学作家坊的艺术硕士学位，之后移居纽约市，做过编辑助手、女招待、办公室临时工、秘书、声讯小姐、成人教育老师等工作，生活一度艰辛。克里斯滕森6岁时开始写小故事，多年来从未放弃文学创作。在《大人物》之前，她出版了三部以纽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擅长塑造反英雄 在被退稿27次之后，克里斯滕森终于在1999年迎来了幸运之神，长篇处女作《醉梦人生》（In the Drink）出版面世。这部小说以她在纽约打拼的经历为蓝本，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口吻，塑造了一个喝酒买醉、债台高筑、频繁更换工作和性伴侣的女主人公克劳迪娅·斯坦纳，被评论界打上“都市单身白领女性文学”的标签，与稍早的畅销书《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1996年）和热门电视剧集《欲望城市》（1998年）相提并论。克里斯滕森很反感这种“乱点鸳鸯谱”的做法，她强调克劳迪娅身上有着明显的酗酒、自毁、狂欢作乐的反英雄色彩，类似的人物可以追溯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1864年）、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1954年）和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孤心小姐》（1933年）。克里斯滕森称这类以刻画反英雄为特征的作品为“失败者文学”，她承认，这是一种男性特征非常突出的文学文类，她作为一个女作家，塑造的又是一个女性的反英雄，引起误读在所难免。于是在接下来的两部小说里，克里斯滕森特意启用男性主人公兼叙述者：《杰里米·特拉内》（Jeremy Thrane, 2001）中，同名主人公与一个电影明星搞同性恋，混吃混喝，分手后被迫自力更生；《老饕的挽歌》（The Epicure’s Lament, 2004）中，雨果·惠蒂尔也是一个什么都不如意的失败者，得了一种怪病后仍拼命吸烟以加速死亡，有厌恶人类的倾向。后两部小说虽赶不上第一部畅销，但帮助克里斯滕森达到了“正名”的目的。如今评论界公认她是一个以人物刻画见长的传统型作家，最擅长塑造徘徊于“名望、财富和/或成功的边缘”、离经叛道但讨人喜欢的反英雄。只要想想克里斯滕森早年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际遇，便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对这些与成功无缘的“边缘人”或“局外人”情有独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见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激进主义和“反文化”运动的作家，克里斯滕森骨子里充满着颠覆性的情感，尤其看不惯“如今这个极度保守的时代。钟摆已经摆回‘家庭观念’……原教旨主义宗教，人民温顺驯服，像卡通人物一样战战兢兢地接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为卑鄙可耻、欺软怕硬的政府操控……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她期待社会变革，但怀疑一切政治体系和政治家，不愿和政治沾边，因此养成了一种“无为无不为”的政治意识和态度，刻画开枪打自己的脚、脾气乖戾的边缘人物，正是她抗议社会现状的方式。 《大人物》：老年女性的生命赞歌 《大人物》也是一部具有鲜明克里斯滕森特色的“失败者文学”作品，只是书中的失败者不再年轻，而是七八十岁的老妇人。所谓的“大人物”，指的是书中一个叫奥斯卡·费尔德曼的犹太裔知名画家，在盛行抽象主义画风的20世纪，他顶风逆行，成了一个专画裸女像的艺术大家。小说开始于 2001年，也就是奥斯卡死后第5年，亨利·伯克和拉尔夫·华盛顿这两个传记作家为获得相关资料，各自登门造访奥斯卡的家人和朋友，故事情节由此展开，其他人物一一登场：奥斯卡的结发老妻阿比盖尔和身患孤独症的儿子伊坦、74岁的情妇特迪·圣克劳德及其与奥斯卡生下的双胞胎女儿、84岁的姐姐玛克辛等。随着采访的进行，奥斯卡的人生逐步被还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更是一个典型的坏男人。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是他对女人的着魔，他想占有遇到的每一个漂亮女人，却不愿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他让妻子和情妇分居两处，不厌其烦地穿梭其间，还在私人画室与裸体模特同床共枕。他是书中惟一一个说话、做事随心所欲的人物，而且不受良心的折磨。为了迁就他膨胀的自我，身边的女人都放弃了自己向往的生活：阿比盖尔本想做一个不婚的英语文学教授，到头来却甘愿长期忍受痛苦不堪的婚姻生活；特迪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可能拥有一切”，放弃了妻子的名分；玛克辛是一个天才的抽象画画家，名气本可以超过弟弟，却不得不生活在弟弟的阴影之下。因此，她们都是人生的失意者，传记作家的来访促使她们思考：“我的人生错过了什么？我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的是什么？”这是克里斯滕森笔下的失败者无一例外地扪心自问的问题。在塑造这三个失意的老年女性人物时，克里斯滕森同样间接地表达了她对美国社会现状的看法，涉及的话题包括两性关系、政治正确、种族差异、同性恋、衰老等。通过刻画奥斯卡和玛克辛这一对互有对比、互为映衬的姐弟艺术家，克里斯滕森也传达出她的艺术观：真和美始终是艺术至高无上的追求。 然而，克里斯滕森的首要目的是把《大人物》写成一曲老年女性的生命赞歌。文本中，“大人物”奥斯卡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虽然他是联结其他众多人物的纽带，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但在小说开始前，他已死去，在故事进程中也从未露过面，只是以被叙述者的角色存在于阿比盖尔、特迪和玛克辛的叙述之中。因此，与这三个女性人物相比，奥斯卡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主体位置。克里斯滕森之所以这样安排，不仅是因为她对奥斯卡这样的成功人士不感兴趣，更为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改写文学文本的既定程式：“在文学中，老妇人不总是占据舞台的中央，站在那个位置的是奥斯卡”；她要“维护文学中的老妇人形象，她们不是被塑造成让人讨厌的老邻居，就是很难对付的奶奶或姥姥。我想塑造的是真正的人，她们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有自我，诚实、机智。我想摈弃刻板形象。这些老妇人的大脑并不老。”换句话说，克里斯滕森意在颠覆文本中的性政治和年龄政治，希冀达到干预现实生活的目的。在她的笔下，三个女主人公各具特点，很难与某个先在的刻板形象对号入座：阿比盖尔个性保守温顺，深居简出；特迪性格奔放，控制欲强；玛克辛脾气乖戾，说话直率，大口吸烟，大口喝酒，眯缝着双眼看这个世界，还是个未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与奥斯卡咄咄逼人、极富侵略性的男性自我相比，她们的自我更为博大，更具弹性、包容性和合作精神。奥斯卡在世时，她们可以压抑自我，把自己降至女仆的地位，这种屈服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做法虽不值得提倡，但我们不妨视其为此消彼长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她们从未完全放弃自我，故而奥斯卡死后，她们没有一味沉溺于失意的过去，只顾慨叹年华老去、青春已逝，而是积极摆脱奥斯卡的阴影，迎接生活的新机遇。在小说的中间部分，三个女人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应对刨根问底的传记作家，却发现彼此互生的好感压倒了曾经的芥蒂和敌意，再一次证明了女性自我中固有的同情与相互关联性。最让人惊异的是74岁的特迪，身材依旧苗条，魅力不减当年，在小说的开头便成功迷住了来访的亨利，后来还与路易斯谱写出浪漫缠绵的黄昏恋，让人不禁感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克里斯滕森说，心态如此年轻的女性人物并非她的杜撰，灵感的来源是自己的母亲：“她总是那么年轻，性感，充满活力。她很快乐，充满成就感——此刻正和65岁时爱上的一个男人开车去阿拉斯加。我把这本书献给她。”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小说的后半部，三位女主人公都活出了新的自我，让人为之振奋，但她们的生活仍然存在缺憾：特迪与路易斯陷入了爱河，可相处的时间有限；阿比盖尔和另一个情敌莱拉成了朋友，可俩人都没有实现年轻时的梦想；玛克辛去世前名声大震，可由于她与简的恋爱无疾而终，死时并不快乐。也许在克里斯滕森的世界观里，失败或失意才是生活的常态；但反过来看，正因为人生有缺憾，人既不会自命不凡，也不会超然物外，而是会带着永远的渴望去关注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世界。克里斯滕森能创作出如此令人回味的“黑色喜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喜忧参半的世界观。 毋庸置疑，老年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最出彩的地方，也正是她们深深打动了此次福克纳奖的评委，评委之一的维克托·拉瓦列说，他久久不能忘怀书中的女性人物，“她们爱做出格之事，让人愤怒，但充满活力。你对文学的要求也就如此。”在已经步入老龄化的美国社会，老年人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大人物》此次获奖，对美国文坛近年来出现的“老年人文学”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原载：《文艺报》2008-7-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