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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白鹿原》所引起的阅读轰动，给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赛珍珠，这个带有浓重中国色彩的名字，属于一个美国的女性作家，她是一个异乡人，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漂泊者。 1938年，赛珍珠以她的《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美国，文坛并不看好赛珍珠，包括鲁迅，福克纳。 半个世纪的误解与冷落后，赛珍珠终于进入我们的视阈，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将《白鹿原》与《大地》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想要证明《大地》获诺贝尔奖的公正性。也不是因为《白鹿原》作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具有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可比性。而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两部作品都是如海德格尔所言，属于“精神还乡”之作；两部作品都对中国农民命运，中国社会变迁予以审美的观照；两部作品反映出两位作家的小说观念与文化立场的异与同。 当两部作品互为镜子，它们彼此形成的映象，将为我们深化作家的作品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精神还乡《白鹿原》与《大地》都以土地为自己作品命名。 成功的长篇小说的命名，往往寓有深意，它是作家强烈而饱满的内在精神驱动力的具象表述或抽象概括。前者如《巴黎圣母院》、《双城记》，后者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 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驱动力，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驱动力，对于作家创作的成败至关重要。正是这种驱动力的强度与深度，决定了作品艺术生命力的短暂与长久。 《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伟大作品，至今人们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吉诃德最可贵的品质。而米兰•昆德拉则更愿意把吉诃德理解为一种伟大精神力量的象征。“堂•吉诃德向着朝他宽阔敞开的世界出发了，他可以自由地进入或回到家中，只要他愿意。欧洲最早的小说就是在被人看来无限大的世界中旅行。” 能否认为，在塞万提斯那里，探寻人在无限大的世界里的旅行，构成了他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对于人的存在的深层勘探，在我们的《红楼梦》里，同样可以看到。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个中味？”《红楼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无解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梦”与“幻”、“真”与“假”、“实”与“虚”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关系。发现与慨叹“关系”的无限可能性，驱动曹雪芹创作了这部不朽之作。 内在精神驱动力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作家的创作意图，虽然它包涵了创作意图。作家的创作意图作为一个出发点，往往与作品的客观效应即文本阅读并不对等，错位几乎常常出现。读者的“感受谬见”与作者的“意图谬见”一样，更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这里所说的内在精神驱动力是指审美的意向性和它所导致的形而上思考（明晰的或模糊的）以及由此孕育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文化背景、地缘（族缘）浸润，个体生命历程，对存在的思考与领悟，与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感知并表现这种审美关系的言说方式的选择等等构成了精神内驱力，而创作冲动则是指审美创作的爆发力的形成与强度。 考察陈忠实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精神还乡”是他创作的内在源泉。将近“天命”之年问世的《白鹿原》是他的“还乡”杰作。肉身与心灵的“还乡”，让他平静地在白鹿原下的故里，夜以继日，为时四年，完成了《白鹿原》的创作。 对于赛珍珠，中国已是她的“第二故乡”。出生四个月、襁褓中的赛珍珠，被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那是1892年秋。在长江岸边的淮阴、镇江，赛珍珠度过了她的童年。这是一个开明的传教士家庭，孩子们不仅不与中国孩子隔绝，相反，交往胜过与其他传教士家庭的来往。 1929年，在南京，赛珍珠开始了《大地》第一部的写作。 “中国人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赛珍珠在小说获奖致词中这样述说，她是真诚的。 《大地》以中国为题材，从中国农民与土地既亲和又疏离的关系切入，表明了赛珍珠对中国的关注与热爱，是赛珍珠对她的“第二故乡”的精神探寻与回归。 陈忠实对故乡大地的回归，赛珍珠对中国大地的回归都是作家精神之旅的重大事件，分别标志了他们艺术生命的巅峰状态。 精神返乡回归唯一故乡，构成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强大而持久的内在精神驱动力。 精神返乡回归第二故乡，构成了赛珍珠《大地》强大而持久的内在精神驱动力。 《大地》是赛珍珠的成名作，以英语写成，出版于１９３１年，立即轰动美国，１９３２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也就是这一年，《大地》的第二部《儿子》出版。１９３５年，《大地》的第三部《分家》出版，前后历时６年。１９３８年，《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美国女性作家首次获得这项奖项。 海德格尔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在海德格尔看来，还乡是诗人的天职，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的地方，也就是亲近精神家园的根本途径。但“还乡”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轻松。它是以“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为前提方可抵达的精神家园。 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源、血脉之根，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这个生命之歌奏起的地方。因此，童年记忆、成长记忆对于人，影响是终生的，支配性的，生成性的。如果说，童年记忆是一个正题，“异地异乡”的丰富阅历即精神的再审视，就是一个反题，而反思之后的还乡，则是否定之否定，这是黑格尔式的合题。在精神的反观与审视下，童年记忆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内涵，这是对故园故土的情感过滤与沉淀，一次精神的整合与提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拥有这份精神财富的。 作家对故乡的反思正是作家的精神还乡。是对文学创作的“矿脉”的审美开发与“二度创造”。 是的，《追忆逝水年华》的作家普鲁斯特，中年后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飞离”他所十分眷恋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差距之中，构筑了他的长篇小说，而早年的巴黎生活，无疑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成长记忆”。“飞离”对于普鲁斯特就是精神的还乡与提升，几乎所有的不朽作品，都离不了这种对于生命本源的亲近。它是精神参照下对“故乡”的再审视，再创造。 唯其如此，荷尔德林才说：“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 陈忠实来自农村，亲历农村生活，又长期工作于农村基层，对于农民与农村的扎实而深厚的生命体验，对于农村文化、乡村精神状态的长期浸润与谙熟，使他先天性地获得了反思农村、关照农民的优越条件，在经历了“精神剥离”的痛苦之后，他完成了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的精神蜕变，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高度审视故乡，他开始了他的还乡之旅《白鹿原》的创作，以求探寻和构筑我们民族的精神史。 赛珍珠是采取另一条道路“返乡”的，“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个异乡人眼里的“中国”，毕竟不同于中国人眼里的中国。赛珍珠的大学教育是在美国完成的。当赛珍珠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中国农村，她对中国农民的理解与同情，灌注着她的人性关照、人性情怀和她的平民意识、女性意识，但不可否认，她的独特身份不能不使她处在“矛盾”之中。这种“族缘”背景给她带来了双重的眼光。在对中国的“发现”里，“族缘”差异常常会让她不是“错认他乡是故乡”，也不是“暂把他乡作故乡”，而是在“愿将他乡为故乡”的热爱中难免掺杂一分惊喜与好奇。异域的生存状态，尤其精神生活，使赛珍珠自觉不自觉地会以西方人的一分参照，予以差异性体认。《大地》是赛珍珠对“第二故乡”的精神返乡。 问题在于，这种“返乡”何以会将艺术的视野从家庭、妇女这样一些女性作家惯用题材转向土地，转向农民，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命运的根基所在？这种艺术选择、艺术魄力，出自一位外国女性作家，而且是文学起步不久的赛珍珠，颇有不同凡响之处。 《大地》聚焦于中国农村，这是因为赛珍珠先后近１８年在中国农村生活， 还因为赛珍珠随第一任丈夫、农业专家布克在皖北宿县一带推广现代农业技术，近三年的与农民的广泛接触。其间，中国军阀在宿县的混战，更让赛珍珠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 “最爱的是中国农田、乡村”，多年后，赛珍珠仍深情地表白她对中国古老乡村的眷恋。 还乡，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是对大地母亲的亲近。土地，对于农民，已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对象，而成为生命的外化、物化，人与自然、与大地的关系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更是生命的。当作家以艺术化的感性形式对这种关系予以呈现，他们是在打开一个多种可能性的现实世界图景。 《大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结束在北伐战争。当１９２９年执笔时，这些“昨天的故事”，对于赛珍珠几乎是呼之即出。 赛珍珠无意于书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巨变，当她笔下的人物向我们走来，裹挟着的时代风云却给我们涂抹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虽然这背景是模糊的，仍依稀可寻。 《白鹿原》的历史背景与《大地》似有重叠，但上起辛亥革命前后，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夕，又互有出入。《白鹿原》背景的处理不仅明晰，而且成为人物与时局互动关系的依据与说明。人物直接间接参与时局的本身不仅由背景所规定，同时又成为了背景的一个有机组成。这与《大地》大相径庭。 《大地》坚持把人物塑造置于中心地位，人物命运始终是赛珍珠关注的，她力求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大地》第一部以王龙为主人公。第二部《儿子》以王虎即王龙的第三个儿子为中心。第三部《分家》以王源即王虎的儿子为主线。一个家族祖孙三代的命运组织起来了洋洋８０多万字的长篇。 《白鹿原》围绕一个家族、两个族姓，即白家、鹿家两代人的命运变迁展开了一幅社会动荡的历史沧桑图，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残酷性和文化意蕴的深刻性、批判性以及农民生存状态揭示的总体性，都是《大地》难以抵达的。 王龙是赛珍珠喜爱的一个自耕农形象。小说开篇写王龙娶妻结婚。王龙娶的是大户人家的灶房丫头阿兰，以低价买来。后来在一场贫民暴动中，王龙偶然发了一笔横财，由此而暴富，广置田宅，成了地主、首富。王龙娶了妓女荷花为二房，晚年，又娶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梨花，她原是荷花的丫环。阿兰无言地承受了这种变故，无私地奉献了她的心智、情感、直至生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 王龙不是白嘉轩，白嘉轩不仅仅是一个地主，更是一个文化传统的象征。白嘉轩是以家族文化的担当者而自许的。他不仅要发家致富，更要振兴文化传统。光宗耀祖与完美做人在他是一而二、又二而一地结合为一个生命整体。《白鹿原》也以白嘉轩娶妻结婚起笔，但不是一个而是七个，写得跌宕起伏，气势逼人，内涵丰富，具有多重艺术效应。白嘉轩与王龙一样，结婚是要生儿子，要传宗接代，但白嘉轩娶了仙草后，终身为伴，不似王龙跑妓院，收小房，贪图女色。王龙对女儿（弱智）视若无物，白嘉轩对白灵，宠爱有加。中国传统生育观在两位农民身上，有着共同体现，但对女性态度，又有区别。王龙感性多于理性，对土地、对劳动、对财富、对女色，本能的欲望支配性地影响了王龙一生。白嘉轩站在了另一端。他是理性的，一个自觉的家族文化的维护者，承传者。 白嘉轩也有一部发家史，那是精心设计逐步实施的，而且发家后立即转向了修祠堂、盖学堂、颁刻乡约，整饬村风， 俨然一个族长形象。王龙绝不可能望其项背，王龙在他自己的安乐窝里是心满意足的。 发家前的王龙，对土地，如同对自己生命般挚爱。过着像他的先辈若干世纪以来同样的生活，具有同样纯朴的心灵。他的品格来自唯一的根：与土地的密切联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小农经济的耕作与生活方式，使农民世世代代厮守着脚下的这块土地，与大地建立起了一种精神的默契与交流。土地与人的契合的人生哲学与生于斯、长于斯，而又死于斯的人和土地的往复循环，就是在这样的内在联系中产生并完成的。赛珍珠对于这种传统的生存状态与人的精神家园，显然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对于土地的礼赞，人与土地的亲近，同样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价值取向。白嘉轩、鹿子霖、鹿三们，谁个不视土地如生命？白嘉轩、鹿子霖的多方面冲突与冲突中的一致性，无不指向土地。《白鹿原》苍凉的结尾，两个老人的对话以及白嘉轩的忏悔，话题仍然是土地。就人与所耕耘、所栖居的土地的这种关系的审美观烛照的多样性与深刻性而言，《白鹿原》较之《大地》更具光彩。 《大地》第二部《儿子》的主人公是王虎，王龙的第三个儿子。《儿子》围绕王虎的成长史，为我们展开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军阀混战下的农民苦难和社会动荡。 王虎经历了土匪、军阀、司令三重身份的转换，充满了血腥与阴谋，却又往往是在举手投足之间完成角色变易。《儿子》的深刻处正是在这些方面：贫穷和苦难造就了大批流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灾难一个接着一个蹂躏着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黎民众生。农民们却顽强地在这土地上耕耘着贫困而无望的日子。赛珍珠客观地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苦难中国现实，写出了中国农民无奈中的坚韧而痛苦的生命力。 《大地》第三部《分家》的主角王源，是王虎的爱子。跟踪人物足迹，《大地》在地域空间上有了跨国界的拓展，从乡村而城市，从中国而美国。这与《白鹿原》的空间处理截然不同。《白鹿原》始终聚焦于白鹿原、西安、延安、中条山抗日，只是一个个片断，不影响全局。空间在赛珍珠这里，总在移动中，这是因为赛珍珠的目的是在人物。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赛珍珠重人物而略环境，环境只是一个远景，点缀几笔即止，从不刻意描述。白鹿原在陈忠实笔底，具有“邮票”的艺术地位。时间给空间投下的印记，成为民族秘史的一页页记录。 王源性格中突出的一点，是对暴力与血腥的反感、反抗，他与父亲王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科学救国的改良主义之路。 王龙的第三代如王盛、爱兰，不再与土地亲近，他们成了无根的现代城市新型知识分子。王虎的两个哥哥，一个在内地成为大地主兼高利贷者、投机商人，一个在上海当了寓公。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土崩瓦解，被弃之于地。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成了时尚，为青年人所追逐仿效。对这种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和文化转型，赛珍珠不无惋惜地在《分家》中写出了冰山一角。 王源是赛珍珠心目中的希望所在。小说关于王源重返祖父老屋的描写，让我们重温了王龙发家前对土地的深情。王源从海外归来，埋葬了父亲，决心留在故乡，以现代农业改造古老乡村。小说以此作结。似乎是一个圆，以土地始，又以土地终，但，这不再是重复昨天，王源的眼光与情感已远非王龙可比，这是其一。其二，王源的梦，能够实现吗？小说对此，没有给出答案。不论赛珍珠愿意与否，当时的中国现实，对王源的梦，不能不构成致命的威胁，这是从王源所处时代来看。 王龙的后代与土地的关系，因了中国的巨变而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20世纪中国的大体走向，赛珍珠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大地》的王孟、驼背、王源，与《白鹿原》的鹿兆鹏、兆海、白灵、白孝文，在文学的人物谱系上，大体上属于同一代热血青年，走了一条叛逆父辈的路。除了王源，他们都自觉地投身于20世纪初期的政党斗争与政治漩涡。兆海与兆鹏、白灵分道扬镖，以及不同的命运结局，陈忠实给予了充分的正面描述。赛珍珠不同，她只是侧面落笔，间接叙述。这大概与她对革命是陌生的原因有关。 小说观念与文化立场 《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认同中国文化的一次艺术实践。 获诺贝尔奖时，赛珍珠以《中国小说》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她明确地指出，她是深受中国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并创作了这部通俗文学作品的。 赛珍珠认为，中国通俗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始终是各自走着一条独自发展的路。她以艺术家的敏锐，发现“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她高度评价“中国小说”的“民俗精神”以及“令人崇敬的想象力”，认为“中国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民间、民俗精神和丰富想象力中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赛珍珠发现，“中国的本质精神与乔塞尔所说的爱尔兰精神奇怪的相似，乔塞尔写道：‘那种精神就是以其民间式的想象认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当那种广泛的民俗精神转向政治时，它随时都会相信出现的一切’”。对无限可能性包括政治上的无限可能性的相信，这样一种天真的浪漫中，流露的是生活的自信与乐观，对自身力量的确信与从容。它触及到的不仅仅是技巧层面的，而是小说的美学精神，内在的深层的哲学思考、人生思考。这样一种精神对于小说创作，无疑极为可贵。它让我们想起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无限可能性的探索与感慨。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小说传统中出生并被培养成作家的。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立志不去写那种漂亮的文字或高雅的艺术。”赛珍珠不无自豪地在受奖感言中如是说。 向中国小说传统回归，说明赛珍珠自称为一个“通俗小说”作家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她明确表示，通俗小说，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影响，而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感到亲切。放眼长篇小说现状，不难发现，不少有识之士正在向中国小说传统回归，就足以表明赛珍珠的真知灼见。 应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高度评价是与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分不开的。正是在中国，她发现了“罕见的美”，当然，这主要是指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古典的东方的美。 《大地》同样是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她对“中国小说”精神上的继承与艺术上的学习与实践。 《大地》追求以人物为中心结构故事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追求一种单纯性与传奇色彩的结合。 小说主要人物的设置以及人物关系的处理，绝不是简单的艺术构思问题，在每一个人物、尤其主要人物后面，是有作家对人性、人生、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体认与感悟，对人的存在奥秘的勘探与发现的。 把《大地》的中心人物勾勒出一条人生线，可以看到： 王龙：农民小地主； 王虎：农民的儿子小军阀； 王源：军阀的儿子留学生。 三代人的命运轨迹与身份变化概括了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赛珍珠的“纯粹客观性”是指，她并没有按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设置生活秩序中的人物命运。她忠实于她看到、感到和领悟到的现实生活，如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样去书写。这是一条传统现实主义之路。 《白鹿原》走的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的路子，这种开放的现实主义，是对中国小说自由精神、民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种继承是在陈忠实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历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着。而它的发扬则是在陈忠实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的精神剥离中实现的。陈忠实认为，“作家首先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陈忠实文集卷七 P331）。如果说，赛珍珠的眼光是朝着传统的中国小说，陈忠实则更多地是向着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拉美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那些优秀作品，从中获取精神和艺术的营养。不同于那些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模仿和抄袭，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在陈忠实那里几乎是了无痕迹的。 例如心理描写，传统中国小说的心理活动是渗透在人物的言语行动中，《白鹿原》的心理描写突破了这一传统，但又绝不静止孤立地做心理分析，而是在叙述之中进行。陈忠实认为“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陈忠实文集七卷Ｐ２２７）。“把握住了各色人物秩序的变异过程就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真实，个性自然就跃然纸上了”（陈忠实文集卷七Ｐ２６１）。《白鹿原》的心理描写具有鲜明个性，它所呈现的纷繁形态，所达到的人性深度与普遍性沟通的艺术效应，都是让人惊叹的。 陈忠实与赛珍珠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也采取了不同的取向，赛珍珠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前所述，她更多地是赞赏传统古典的美，对于西方现代文化多取批判立场。陈忠实则要清醒得多，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着眼，陈忠实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予以区分，并在批判中予以继承。“扬弃”是陈忠实对文化传统的立场。抛弃其与现代化和人性健康不适应的，发扬与未来发展与普遍人性相适应的。事实上，传统文化是笼统的。而文化传统，至少可从政治文化即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样三个方面予以理解。制度文化的传统是什么？自秦统一以来，上层的专制主义与下层的奴隶主义是一对孪生子，如鲁迅所说主奴性就是长期专制统治下的普遍社会心态。器物文化主要是经验的、手工的。精神文化则有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与文学艺术的诸方面。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思想的专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窒息人的创造性的锁链。 《白鹿原》里被人们理解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朱先生身上，陈忠实显然肯定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学问与做人的一致性等，但也无情批判了他对束缚人性的旧道德、旧伦理的维护，“乡约”不就是朱先生手定的吗？另外，他坚决反对新学，他精神世界中腐朽的一面，陈忠实写得相当深刻而且到位。 白嘉轩与鹿子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这根枯藤上结的两颗瓜，这两个形象应该是互补互证的，构成一种互文关系。从这两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腐朽的、正面的、负面的因素交织为一个网状结构，对于这两个形象，陈忠实的审美判断、历史判断也是复杂的。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可取。陈忠实是以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这样一个辩证的方法完成他的人物塑造的。 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转换，《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较之于《大地》显示了长足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大地》中的王龙、王虎、驼背、王孟都可以在《白鹿原》里找到某种程度的对应人物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镜像与印象，略微分辨，即可发现，他们其实是“另一个”。“共相”只是一个“幻象”。 这说明了什么？这种艺术形象的偶合告诉我们，赛珍珠也好，陈忠实也好，他们都坚持于现实主义，虽然赛珍珠的现实主义是传统的，陈忠实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但作为艺术家，他们都忠实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结构与秩序的本来面目。 然而，两部作品的差异是如此明显，这是两部水准完全不同的作品。 《大地》在一条简洁、单纯的情节线上展开人物。线性时间结构下，物理空间随人物足迹而转移。 《白鹿原》则在同一时间里展开几个人物在同一空间或不同空间与场景里的活动。时空调动的自由度与人物复杂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大地》的长篇结构近似《水浒》，而《白鹿原》近似《红楼梦》，宏大的艺术结构完整而自然，情节的复杂与推移，具有整体性与突发性的和谐。至于语言，陈忠实语言的凝重与质感，尤其地域性特色，远非由英语翻译过来的《大地》可以比肩。 赛珍珠写《大地》时，她的文学积累，她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她的思想穿透力、历史把握度，与陈忠实比较，显然处在不同平台。 然而，就精神返乡，就人与土地关系的审美观照，就小说理念与文化立场论，《白鹿原》与《大地》的同与异，如上所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两位作家在各自文学创作历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更是族缘、地缘孕育与选择文本和作家的一个生动例证。 两棵大树，不同岁月，在中国的大地上先后成长，它们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向着文学的原野，发出一个个深情的呼唤！ 原载：《当代文坛》 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