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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奥地利文学在整个德语文学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20世纪以来它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不仅像卡夫卡、穆齐尔在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突出地位已为世界公认，而且诗歌中的里尔克、霍夫斯塔尔也是世界瞩目的大诗人。而在我国，诗人里尔克一如小说家卡夫卡在文坛都已家喻户晓。 但里尔克不仅是诗人，而且是一名重要的散文家。他的这一身份长期以来由于他的诗人光辉相对强大，因而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但随着他的声名的广泛传播，他的散文的品位和价值也逐渐引起读者重视。 里尔克是卡夫卡的同时代人，而且还是卡夫卡的同乡——都生长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这个帝国不但政治上保守，而且与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结成联盟，以对抗欧洲的进步潮流，社会上则保留着诸多的封建宗法制度的遗风。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与欧洲的时代潮流极不谐调，对青年人，特别是已经呼吸到时代新鲜空气的青年人造成压抑感，所谓“代沟”的生成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具体反映。难怪，就像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那样，里尔克也感觉到每次与母亲见面“就觉得自己从小就被她驱赶，我内心深深地恐惧”。(1904.4.15致莎乐美信)以致造成他“遗传下来的脆弱和不成熟”。(1904.4.12致莎乐美信)当他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时更感慨地声称:“我感到自己从十岁起就饱尝了巴格诺的所有恐怖和绝望。” 然而物极必反，正是这种“被驱赶”的“恐惧”和“绝望”心理，使里尔克比卡夫卡幸运:学会逃离。他自20岁起离开了布拉格，此后就再也没有回乡长住过。他怀着一颗不安的心，不停地漫游，不停地思索；走遍欧洲大陆，直至北非。他从漫游中获得无穷的灵感和思考的成果，结识了那个时代一批最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如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瓦莱里、魏尔哈伦(比利时)等，其中瓦莱里被他视之为诗歌的“顶峰”，对他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结识了一批最具活力的青年艺术家，甚至一度与他们打成一片，有的成了他的至交，如弗格勒，与他有过两年夫妻关系的克拉拉也是其中之一。他尤其景仰伟大雕塑家罗丹，曾亲自要求为罗丹当秘书，虽然只当了八个月，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广泛的漫游还使他结交了一批杰出的女性，成为他释放出所有潜藏的最真挚情感的诱因，使他给她们写的大量书信也成为他生命律动的记录和美文。其中他与两位女性的关系尤具传奇色彩:出身俄国的萝·安德莱亚斯－莎乐美和在意大利出身(她所出生的威尼斯当时属于奥地利)的伯爵夫人马丽·封·图恩·翁·塔克西斯。前者比他大14岁，是他“姐姐般”的终身情人，就是这位将门之后，拒绝大哲人尼采的追求，而两度陪伴他前往他为之心痴神迷的俄罗斯，两度拜见给他带来“不可言传的福祉”的托翁；后者大他整整一个辈分——20岁，被称为他的“替代母亲”，就是这位美丽而高贵的女性把他迎进风光无限的亚德里亚海滨的杜依诺古堡，使他的终身力作《杜依诺哀歌》的灵感首先在这里“受孕”。此外他凭着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也获得许多男人的友谊，其中不断有人为他提供优越的写作条件，首先是他所希望的环境优美的场所，尤其是使他经过“十年怀胎”最后“临盆”的伟大精神产儿《杜依诺哀歌》的“产床”——穆苏古堡。正是这些非凡的漫游经历，造就了他作为诗人的成功和作为散文家的特色。 里尔克的逃离意识不仅表现在对环境的不断变换，更表现在对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思维方位的一再背弃与超越。文学史界对他的这一创作的美学轨迹常有这样的描述:从早期追求“流动”的美(即音乐的美)，跨越到中期追求“凝固的美”(雕塑的美)，晚期呢？不妨称为“幽暗的美”(哲思的美)。你看，他不断地告别和重建。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具有唯一性。大凡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艺术家都以个性为尚，以重复为耻，即既不承袭前人的，也不仿效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这也是对传统惯性的一种逃离。因此他质疑人们习惯于把上帝当作“已完成品”，而他认为上帝是个“未完成品”。未完成品就有可塑性、再塑性或可补充性。因此他很注重“补充一些早已被人类发现和认识的另一类知识”，以“获得几则为所有人而存在的伟大而朴素的明确信念”。(1904.5.13致莎乐美信)里尔克的散文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类，即艺术评论、书简(特别是致女友们的书简)以及幽默随笔。虽然是散文，他的创作态度并不亚于诗歌，写作时都是很投入的，所以很少看到他笔下的散文是“信手拈来”的。他的评论文章都是散文体的论说，不仅没有纯理论术语的障碍，而且具有诗人特有的生动文采，色泽绚丽，而且时有卓见。他的书简是他的生命燃烧的重要结晶，也是他的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为友的赤诚，为爱的真挚。他的随笔既是他的思想火花的迸发，也不乏对见闻的感言，或是经过构思写成的小品。多采多姿、情沛文茂这八个字，庶几可以用来对里尔克散文的大体概括。 原载：《文学报》2008-10-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