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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备也不是世族，也不属于拥兵自重的豪强。他名为宗室，实为寒门，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是在乱世的血泊中，他也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与虎谋皮的"分一杯羹"的尝试。也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才格外引人瞩目，而且因为给后人以极大启发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按历史上人物的真实年龄排序，关羽应该排老大，当时他们三个年轻人，关羽25岁，刘备24岁，张飞20岁。但是《三国演义》却把"桃园三结义"隆重推出，这实在是小说的一大发明，也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的一大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三国演义》要揭示的是，为了掠夺皇权，如果你已经是省长、市长了，当然可以拥兵自重，图谋把江山抢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长也不是市长，假如你连个村长也不是。刘邦不还是个村长嘛？那你怎么办呢？《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可以通过"结义"的方式达成政治联盟，去掠夺天下。所以，刘关张开的这个头，从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政治结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对这个刘关张三结义我们不要太看重所谓的兄弟情谊。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联盟，所以才会以"死"相邀，强调"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们还可以联想，刘备这个人特别喜欢结婚，结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从来都是政治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本来就是高官后代、干部子弟。但是刘备却出身贫寒，因此他要不断进行政治结盟啊。还有刘备的到处吹牛，所谓刘家后代，实际上已经差了几百年了，DNA早就稀释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了，但是他还是要利用，就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当然，他的真正开窍还有待时日，要一直等到被荆州兵马追杀他不得不马跃檀溪为止。 除此之外，还有孙权。孙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辈孙坚一直是坚持国家统一的，在诸侯联盟中他也与曹操一样，始终是最积极的，而且自称"破虏将军"。捡到玉玺之后，他也如获至宝。到了孙策就大不一样了，他非常果断地拿这个玉玺去换了兵马，拥兵自重，开始走上分裂中国的道路。而在孙权时代，他最初也还是藕断丝连地保持着与国家政府的联系，鲁肃就与他讨论过辅佐汉室的问题，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务"，因此可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是当时的孙权却不同意，他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也。"(《三国志·鲁肃传》)直到赤壁大战，孙权才抓住吴蜀联合这一"救命稻草"，彻底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 另外，三国时代也为当时的不同军事集团提供了一个掠夺国家资源甚至争霸天下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的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国的经济中心还有四个，但是当时都还没有开发，一个是蒙古地区，一个是东北地区，一个是西北地区，一个是沿海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这三个地区恰恰就是三国时期三国大战的经济基础，也为不同军事集团拥兵自重提供了经济可能。 而这一切，也就集中体现为"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断言："离心势力的成长"，就正是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源。黄巾军已经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团却希望混水摸鱼，那些庶族集团更是渴望乱中获利。也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再在三国之间强分是非善恶，更不要再在三国大战中强分正义与非正义，无非就是一些人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掠夺国家政权，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权的方式来加倍地掠夺老百姓，无非就是权力之战。因此，三国无义战，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战争狂徒。这样看来，《三国演义》认为中国的乱世是因为"失德"才造成的，就无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中国的乱世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专制体制所使之然，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结果，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是动乱不已。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那么，中国的乱世也就无可遏止了。这，就是中国三国时代乱世的总根源。再说得远一点，中国394年的动乱史，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公开秘密的淋漓展现。 国家：应该站在铁笼里发话的权力 讨论了现实的根源，下面再来讨论人性的根源。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文学巨著，而不是类似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样的《三国大纲》，因此我们还要关注：《三国演义》从美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三国的乱世的？这样一来，我们如果还是仅仅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还要进一步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如果前面是从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么这里就是要从对人性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人性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这样，也就必须去考察乱世的人性根源。三国的乱世和人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三国的乱世是人性的觉醒还是人性的迷失？显然，作为一部文学巨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也必须回答的问题。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交的是一张白卷。一部中国的著名小说，而且是一部始终高居于"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这样两个最高级别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说，竟然在美学考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交了白卷，这很有点尴尬，也很有点无奈。但是，这毕竟就是事实。人性的根源的准确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进入美学殿堂的起点，《三国演义》在这个地方戛然止步，说明他只是从现实的根源来看待乱世，而且误以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使命。但是，我们却不能止步于此。下面，我就从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对三国乱世再做讨论。我希望借助这样的讨论，能够反过来让你们看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白卷而给《三国演义》带来的美学失误是多么的令人痛心。 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机器的产生是人性进步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因为人类产生以后，随着文明的发展，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了要团结起来，于是就有了国家，并且通过国家来进行管理。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经存在。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曾经说：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在国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反过来，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经过将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国家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性进步的结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恶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关于国家产生的"原罪"假设：人性的原罪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结论。也就是说，因为人性的罪恶，人类没有办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样的工具来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是什么呢？人性的耻辱。它是上帝的一个不情愿的赐物，也是对人性的罪恶的补救。当然，一说到"罪"，你们就有点儿紧张，觉得自己怎么会跟"罪"沾上边儿？国家又怎么会跟"罪"沾上边？不可能的。要解释一下，这里说的 "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过失"。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当中，他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为圆心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样，就难免犯下种种"过失"。这就是所谓"原罪"。可是，这样就势必造成混乱，怎么办呢？只有用一个公共的规则把大家都限制起来，从而设法避免这一结局。这就是国家产生的人性根源。布什当选总统后发表总统致词，他说：从此我就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了，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这就是国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里。那么，国家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国家是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才是人类的国家所产生的真实原因。国家的作用是确保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强制的方式，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和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要问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正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都必须保证所有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的在"起点"上的平等、在规则上的平等和在机会上的平等。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又必须说，国家也有"原罪"。国家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却毕竟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东西。用限制和干预的放肆来实现了它的国家权力。可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这也是国家的"原罪"。所以，人类又要限制国家的作用，不能让它从有限的工具变为无限的工具。国家只能行使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线权力。人民让渡少部分的权力给国家，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比如说每个人碰到红灯的时候要等一等。这是这个国家对你的限制。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任意设置红灯，更不能永远是红灯。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国家只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借助它限制和干预个人。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权利是国家所绝对不能干涉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个问题来往往比较困难，我们中国人往往会以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个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到有学者介绍说，从表面上看，西方在谈到国家时也不讨论个人，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的看法与我们彼此一致。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西方人在谈到国家时不涉及个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权利是一个不用讨论的前提。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就好像你要"拆迁"，我不愿意"拆"，那你就不能强迫我"拆"。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个人是国家得以可能的圆点与基石。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归宿。个人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国家的权力却需要证明。个人必然是原因，国家只能是结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有一句名言，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往往不以为然，但是西方人却往往奉为铁律，有人甚至说，这是几千年来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最大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恺撒的国家只能管理我们的公共生活，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利，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绝对不能交给它管的。那么，由谁来管呢？上帝的天国。这是西方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这样一来，它就把王冠跟圣坛区别开了。把城堡和教堂区别开了。把骑士和圣徒区别开了，也把灵魂和肉体区别开了。我们在西方经常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说，它把这些东西都区别开了。至于区别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凭借国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凭借上帝无限地敞开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可能的？国家是用来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构成了新的原罪。以恶治恶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罪恶代替旧的罪恶。今天将国家作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将国家作为奴役锁链。换句话说，国家机器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以自然的力量来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来带领瞎子走出黑暗。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恶的过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恶和更大的恶。这样来看，如果放纵国家权力，那肯定就是人类之祸。人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确实很有道理，滥用自由就会丧失自由，滥用权力也会丧失权力。如果权力被绝对化，权力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努力变成了地狱就是人间的现实。 那么，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要遏止绝对的权力，遏制国家的那些罪恶的因素的宣泄，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说，要靠人的不断向前向上的那种人性的力量来推动国家向前向上。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7"一个"是自由的 、"有些"是自由的、"全体"是自由的，这里的区别在那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向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须要使人成其为人，要让"全体"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只让"有些"自由，最差的是决不能让"一个"自由。这样，一个国家就必然难免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至于人性的向善的动力与保证，那无疑是来自于宗教。 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施虐者与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和国家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思考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的问题了，显然，在中国，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由于宗教的缺席，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一种人性向善、那样一种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句话让人倍感亲切，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都说不出这句话，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死如灯灭"。可是，佼佼者易折，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性这样一种奢侈品、易碎品，没有宗教的强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远的。至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谈不上了。"使人成其为人"，这样的理想，那更是闻所未闻。真实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弃自由推动着"一人"之自由的出现。国家权力由于失去了人性的监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动。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结果就从有限的工具转变为无限的工具，也从有限的权力变成了无限的权力。而无限权力会导致什么呢？当然是无限的政府，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 "一人之天下"。它意味着"天道"与"天子"的统一，也意味着无限权力和无限政府，其结果，就是永远的"乱世"与暂时的"盛世"。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莫名困惑，而永远的"分"与"暂时的"合"则更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困惑莫名。乱世，实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从人性根源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无限的权力，不但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而且必然诱发无限的人性的恶，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国家也有"原罪"， 国家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国家一旦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国家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中国的乱世，正是因此而应运诞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为泡影，人性的向恶就会成为现实。而假如说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渊，那么人性的向恶就是作恶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残暴来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恶中寻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着，所有的人都是满怀敌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强食，"以杀止杀"、"以暴易暴"，为暴力而暴力，为破坏而破坏，为杀戮而杀戮，贪官淘汰清官，劣币淘汰良币，坏人淘汰好人。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只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就会出现"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过实际上还仍旧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没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呢？那当然就会出现"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乱世"--这是一个无"人"（人民、人性）之世。而无论是"一人"之世，还是无"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绝对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体"之世。 这就正是我们在三国时代所看到的真实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了国家的无限权力，而国家的无限权力，又诱发了人性向恶的出场。而且，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恶 。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而且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这很容易理解。无限权力的存在已经使得他们的人性逐渐泯灭。就以汉家王朝的两个老祖宗为例，吕后擅自做主，把汉家的第一功臣韩信杀掉，刘邦的反应是什么呢？司马迁这个人文笔非常厉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他却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哀"，可见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的人性已经被向恶的取向占据了上风。王莽篡权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杀，此外，还杀死了一个孙子、一个唯一的侄子。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评价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这句话，其实可以看作对于所有统治者的评价。确实，无限的权力需要的无限的向恶，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无法存身。五代十国时候，我们南京的李后主就是输在了这个问题上。而无限权力的争夺，那更是比足球场上对于那个满场滚动的足球的争夺要残酷得多，不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是绝对不会停止的。而即便是幸运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过是临时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轮无限权力的争夺之前的静场。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乱世的责任推到统治者的头上，并且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除掉"，就会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可惜，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间存在一种共同合作的默契关系。统治者作为虐待狂是因为被统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统治者不虐待他还会很不舒服。所以，在乱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间的相互依存导致了统治者无不把"残忍"当作力量。 在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下历史上所谓的"渴望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千年之后，还是连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都身陷其中，而且乐不思蜀吗？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只是希望统一于"一人"，而不是统一于"全体"。因此这统一实现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并非"全体"之自由。埃·弗洛姆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这样的选择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性的向恶。只不过是自己无力为恶，因此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来实施而已。而这种"逃避自由"的努力，无疑极大地纵容了统治者之间对于"一人"之自由的争夺。而且，这种争夺还因此而尤为惨烈。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你可以发现，凡是写黑社会的电影的，那个老大都特别厉害，特别凶残。动不动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你会非常困惑：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呢？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必须的。他越是残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领导者其实也在下意识里都希望他越残忍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跟着他混嘛。他要是镇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况，对于其他团伙的凶残，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团伙间接受益；而对于自己团伙内部的凶残，则可以稳定队伍。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赖于他者的人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当然，我这样说，有不少人会不服气。他们会说，毕竟还是好人多啊，难道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中就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人吗？确实，我也并不否认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认好人在乱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哪怕是这些好人，当他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并且不得按照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来行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还是在不知不觉的作恶--尽管他们并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恶。因为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就算没还有丧失但也已经被扭曲了。我就举个张爱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张爱玲看到警察在随便打人，她特别气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却没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嫁一个大官儿，当个官太太，然后我就可以去"扁"这个警察（《打人》）。张爱玲的幻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识，而是权力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想，自己要拥有权力，然后就去消灭对方。可是每个中国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想法。导致了无休无止的动乱。因为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下意识里所想的解决办法都是一个--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坏"。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种电视剧：明君、清官和侠客，实际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实现了他想实现但是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总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为暴戾，更为强大，都希望通过让自己更为暴戾和更为强大的方式来消灭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恶"上加恶。而这样的恶上加恶，也就导致了恶的恶性循环，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种种的改变却没有改变一个东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可是"统治"的事实却从来就没有改变。而这个从来就没有改变的"迫害"与"统治"，就正是乱世的人性根源。 还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三国演义》，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清楚，《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本应解释的，就是上述那些作为乱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的病态、人性的病态，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它交的是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还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导着世世代代代的后人对于这一乱世的误读。以记忆的方式消灭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消灭历史，以思想的方式消灭思想。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演义》。它所熏陶出来的读者，也无非都是一些乱世的继承者与接班人，起码都是一些乱世的阿谀者与追星族，但却从来就没有乱世的批判者与掘墓人。 现在，我想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楚了，《三国演义》认为，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来，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却是：失爱。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天下"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三 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 基于"失德"的历史判断，关于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历史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补德"。 然而，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补爱！ 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作家，如果是我们在写《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那么，我们会怎样去考虑这样一个乱世的统一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既然乱世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国家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与"失爱"密切相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形成必然是社会中所有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个个体的选择，则不仅包括了个体的好恶取向，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这个个体在实现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来面对国家还是以非人的心胸来面对国家？因此，对于乱世，也就不是凭借揪出几个替罪羔羊、几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思贝尔斯，他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做："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人性的向恶上恰恰是一样的。西方有一个学者泰勒，写了一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其中讲到了希特勒，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我们现在只要一讲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个坏人，可是别的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么讲希特勒的？他说， "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他这样说。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就是个大坏蛋，是他导致了德国的灾难和世界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上台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是赞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当选的。你说希特勒是个坏人，那德国人为什么要选他呢？显然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固持一种区别好人或者坏人的态度、区别好的政权或者坏的政权的态度，我们就永远结束不了乱世，也只能仍旧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帮'"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传统之中。泰勒还有一句话，讲得也很深刻："回顾起来，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你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然呼唤文学的出场。因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现"失爱"的方式来完成对于"爱"的呼唤，或者是以"爱""的昭示的方式来激励对于"失爱"的洞察。文学无法改变政权，但是文学可以改变人性。人性被改变以后，国家就有可能改变。乱世的黑暗在哪里呢？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就在我们的内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乱世的黑暗。在乱世，或许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无罪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书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诗歌中的一句：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8 我们必须记住，三国乱世的"丧钟"也是在为每一个人而鸣。遗憾的是，这样一来，从这个角度写出的《三国演义》就已经完全不同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我经常讲，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两种，一种是功利的眼光，一种是美学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现实关怀"，后者我把它叫做"终极关怀"。关于前者，你们都很熟悉，关于后者，你们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实何止你们，就是很多作家、美学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过，在人类社会里，它又始终存在。别的不说，我们就看看马克思吧。我猜测你们在上政治课、哲学课的时候，已经对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这也正是你们对终极关怀有所怀疑的原因。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关怀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相应的支持。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的著作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进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灌输给我们，这就是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的"五分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五分法"显然是按照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而潜在的评价标准，就是社会有所"改变"和"进步"。可是，实际当马克思从美学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始终采取的却并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说，马克思说过，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要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要进步，但是马克思却也说，人类在奴隶社会，也就是在希腊时期所创造的童话，却是人类永远不能超越的。显然，在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一种是人性的不完满状态，我要提醒一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的美学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强调的美学眼光与终极关怀。 在讲美学的时候，我还打过一个比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长城为例，从"五分法"的眼光，它确实为中华民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和西方打过仗，我们始终都是跟周遍的少数民族打仗。我们所抵御的始终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你们看一下中国的地图，长城的分布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割线上，过了长城，你就不可能种地了，只能跑马，因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够，在长城里面，就可以种地。长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挡在了门外。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无论如何，它都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却是哭长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么，孟姜女为什么哭长城呢？为了爱，她是以爱的名义去哭的。因为长城下面毕竟是累累白骨。长城所成就的毕竟是秦始皇的历史业绩，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觉得历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个人性迷失的历史，历史还是统治者的历史。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孟姜女用"哭"来对历史加以评价。看来，秦始皇看到的永远是历史的"铁与火"， 孟姜女看到的却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啊。 那么，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铁与火"，还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又回到我们这次讲课的对象--《三国演义》。我不得不说，我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看到了历史的"铁与火"，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而且，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我甚至宁肯用一个夸张的说法，我连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到。阴谋诡计，王冠易主、生死搏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页的内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页可以作为"爱"的见证或者"失爱"的见证？没有，根本就没有。面对乱世，作家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去打捞失落了的爱和美。这些爱和美是失落在历史的夹缝里、失落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的，文学的使命，则是替我们这个民族去打捞它。而且，如果打捞不到爱和美，那么起码也要告诉所有的人，在乱世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爱与美。可惜，《三国演义》放弃了这个角度，它并没有去为乱世"补爱"，既没有在乱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没有在乱世中去呼唤爱的莅临。 "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 《三国演义》所做的，只是"补德"。道德，当然也是乱世中的一个约束，但是，道德毕竟又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无关，道德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规范，用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与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却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恶。因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从"补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乱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已经远离了历史。这里的"补德"，其实只是对于历史的道德解释，它把某种道德逻辑虚拟为历史的逻辑，道德成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历史成为道德发生的现实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道德所满足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心理预期，而不再是历史的真实了。因为《三国演义》错误地借助于这种方法，把乱世的责任推给了乱世的"失德者"，结果，它顺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这样一来，"乱世"是谁造成的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国演义》的看法，却是由某些人造成的。开始是"十常侍"，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后来是谁呢？《三国》认为，是曹操。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刘备区分开来，成了"帝蜀寇魏"。同样是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回答，现在不是"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而是"丧钟为曹操而鸣"，丧钟为"十常侍"而鸣。对于乱世的如此解释无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错误的。 至于"补德"，那就更加荒诞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结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补德"也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在乱世中，我们往往不是从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无限权力以及无限权力对于人性向恶的诱发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归罪于道德沦丧。因此，我们误以为：只要在铲除道德沦丧者的同时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乱世。这实在是一种天方夜谈。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一个痼疾：道德高估。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道德高估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地估计别人。这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都还会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坏蛋。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高估的心态去面对乱世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种最最根本的终极关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都把自己的责任解脱了。每一个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实他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不公正，远远超过了别人对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旧是这样，仍旧是在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开脱自己的罪责，而且通过批判别人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也是我们在《三国》里面经常看到的情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是就在这句话里，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在前面为天下"忧"，一会儿在后面为天下而"乐"，可是，为什么就不肯进入"忧乐天下"呢？而且，这个"前"和"后"的位置是谁给你的呢？你凭什么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个草根百姓吗？难道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本来是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乱世的不完善，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乱世的不完善负责，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别人，更没有权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可是，我们在这句话里却都没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认这句话在一般的励志的意义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议：对这句话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从道德的高度对一个政权进行判断，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政治的运转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从不服从于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价，这本身就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根本无益于任何的乱世兴废。乱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误，不存在什么好政权、坏政权，好人、坏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几万万人抢一把椅子，最后几个人抢，最后到一个人把这把椅子坐定为止。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抢椅子的历史。你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最后坐在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没有坐到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败得失可能与很多东西有关，但是就是跟道德无关。其实，在中国不存在"好"和"坏"，在中国只有"弱"和"强"，只有弱肉强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问曰：'谁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这种中国历史的深层的奥秘我们就无从把握。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供作家自娱自乐，就是最大的好处。从道德入手去考察乱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态去把握历史，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恶评价的标准已经完全为作为判断主体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绝对权利去评判别人，例如曹操，例如刘备，可是所有的"别人"都没有任何的分辩权。于是，作家得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场纸上的三国大战的暴力游戏、道德游戏。至于世世代代的读者，则早就以这样的提示语告诫过自己了，这就是："听《三国演义》掉泪--替古人担忧"。因此，这些读者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乱世的兴废，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主子，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选择"帝蜀寇魏"，然后，因为已经把把所有人的责任变成了少数人的责任，何况，面对的毕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从而实现自己的"纸上大快"。只要玩过游戏机的人，应该都不难想象到这种"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补德"固然看来确有千般不妥， "补爱"就真的完全正确，就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吗？ 还有必要对"补爱"再做说明。前面，尽管我已经讲到"补爱"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结合乱世以及《三国演义》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说明。 三国皆输的"囚徒悖论" 要对"补爱"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开始。这就是：生存的恐惧。中国社会有很多东西都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亲师、三从四德之类，但是其实都是假的，只是为了造造舆论而已，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真正的命脉，尽管对此往往秘而不宣，这就是"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里蕴涵着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全部奥秘。不过，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中国人的口腔期性格开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里，曾经提到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称之为"口唇期"人格；一种是人格健全者，他称之为"肛门期"人格。关于"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小孩儿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性关系。他是完全依赖大人的。这个时候，他只是用他的"口"来接触世界，人格还没有成长，也还没有成熟。而中国的人格问题在于，始终僵滞于此。人的成长存在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跨越的过程，但中国人人性的发展，始终没有一个到"精神"的提升过程，始终是横向的发展，始终处在肉体的满足的基础上，因此，也始终是不健全的。这个特征，我们从中国人对于"吃"的特殊关注就可以觉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什么都用"吃"来判断，让不让我吃？让不让你吃？让我吃就是好的，不让我吃就是不好的。碰着倒霉事，是 "吃亏了"，想受点儿锻炼，是"吃苦"，麻烦缠身，是"吃不了，兜着走"，总之什么都是用"口"与世界的关系来表达，甚至连人都叫"人口"。那么"肛门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被他完全占有的。一个小孩儿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给我东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让父母给我压岁钱。他完全是用"哭"和"笑"来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绪的投射。这个世界是他可以完全占有的，而且也必须让他完全占有。但是，逐渐长大以后，到了小孩儿进行排便训练的时候，他会逐渐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完全能占有的，而且还意识到，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终，西方通过"肛门期"的成熟，产生了对爱、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国却没有，口唇期的人格永远要仰食于天，因此也就永远只能够跟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打交道。而物质资源、有限资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间的拼抢、争夺就是必然的。而"肛门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转而追求精神资源、无限资源，例如、爱、信仰和美。你占有的多并不影响我的占有，我占有的多也不影响你的占有，而且，可以双赢、多赢，不必拼抢、争夺，而完全可以和谐共存。 原载：学术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